五、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
回忆录的多数作者都提到他们的经济收入在运动前后的变化，由于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小人物”，原来的工资就较低，当他们在成为“反革命”“右派”或“反社会主义分子”后，他们的工资又被大幅下降，有的只发十几元到二十多、三十多元的生活费，这也就涉及一个大问题，即工资收入和政治忠诚度的关系问题。
新国家是根据政治忠诚度来进行经济利益的分配的，这在1957年后大致确定了下来。
建国后的政治分层造成一种新的身份制度，但是，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政治身份与经济收入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必然的连带关系。1957年前，民主人士的工资都很高，反右后，一些民主人士成为“右派”，他们的工资就被降了下来：
章伯均：原3级，1957后降为6级，
罗隆基：原4级，1957后降为9级，
章乃器：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龙云：原2级，1957后降为6级，
陈铭枢：原3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绍竑：原4级，1957后降为10级，
黄琪翔：原7级，1957后降为9级。
1953-1957年，城市中的资本家、旧知识分子的中上层已被普遍视为是“不纯”分子，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是比较优越的。但城市中的下层“不纯”分子，如原国民党低级军政人员和中小学教师中的“不纯”分子，他们的经济状况则相对较差。青海省有些小学教师工资低于工友。江苏省扬州中学老师的平均月工资是30元，江苏省阜宁县将1949年前毕业的小学老师一律降薪至80%，有的人一个月只有几元工资。在徐州、盐城工作的一些原籍南方的教师，因工资低缺少路费，几年不能回家，以至于有人要求转业到政府机关食堂当炊事员。
在50年代社会改造的洪流中，1949年前的市场就业方式已彻底改变，党政机关，重要的文教单位，大型国有企业都建立了严格的人事审查制度，一些和旧社会有较多联系的人员根本无法进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只能相对集中在社会的一些底层行业或以出卖劳动力为主的行业谋生，这些行业计有：
城市图书出租行业：1955年，国务院通令整顿1949年前出版的文字书籍，有关部门对天津从事个体图书出租的从业人员展开了调查，天津市共有740个图书出租户，其中出租小人书的674户，出租文字书的66户，后者拥有的旧书共5万3千册，而需清理淘汰的书籍共4万册。天津市该行业的“不纯”分子共171人，占该行业人数总数的24%.1955年，沈阳市从业人员共有551户，其中有“政治历史问题”的占从业人口的24%.
城市人力板车运输、骡马运输行业：1954年，南京市搬运公司共有4000多工人，其中4%为前国民党官兵，包括少校、连长、工兵。
城市建筑行业：据不完全统计，1953年广州市建筑工程系统700多干部中，有反动会道门分子40人，国民党员81人，三青团员23人。武汉市建筑工程局980个干部中，有400人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湖南省建筑系统共有干部1300余人，但“阶级异己”分子占全部干部总数的33%.郑州市4300建筑工人中，有1000多人有政治历史问题。
城市废品收购行业和城市私人补习学校行业：这两个行业也相对集中了较多的“不纯分子”，50年代中期后，国家实现了教育资源的全部国有化管理，私人补习学校全部取消，部分人员转入小学担任教师或勤杂人员，或转往城市中的煤炭店（煤球厂）等服务行业。
在这些集中“不纯分子”较多的行业中，除建筑部门的技术或重体力工种外，一般从业人员的收入都较低。新国家用区别对待的方式，分化敌对阶级和“不纯”分子，用金钱来剥夺城市资本家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但对底层“不纯分子”，则辅之以经济收入的限制。
回忆录的作者中有一部分人在社会统合中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工作，这也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要现象。为了贯彻落实“阶级路线”，“纯化”社会环境，新国家在50年代中期，将几个大城市的“不纯分子”迁往西北等边远地区。1952年，一些华东地区的“不纯分子”被迁往新疆。当年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共有1161名学员被调往新疆，其中140多人为严重“不纯分子”，这批人在一年后仍未予以安置，主要原因是新疆各机关不愿接受。因为在这批人中90%以上为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其中12人曾分别担任过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参事、上海财政局副局长；有9人是省参议员和国民党集团军党部书记等；还有37人是荐任科长。1955年10月，北京市将“不纯分子”628户，共2696人迁往宁夏自治区各县。在这批人中，真正的“阶级敌人”只有15人，其余是：“说书的”、“打花鼓的”：“旧职员”：“伪官吏及家属”：“钱庄老板”：“袁世凯的六姨太及孙辈”。回忆录的几个作者，也因为出身问题和现实身份，或自觉前往边远地区，或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相比于沿海地区和大中城市，边远或基层地去的生存和改造的环境更为艰苦，尤以西北、西南地区为甚。
六、结论：50年代建立起新结构是超强结构
十五本回忆录在对50年代社会状况大背景的描述方面是比较客观的，基本情况彼此可以互相印照，虽然具体到每个人的情况的叙述，其准确性无从查证，但也可以判断基本是真实的。这十五本回忆录，不可能涉及到新国家在50年代进行社会统合的全貌，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地区比较广泛，反映的情况却有强烈的同质性，和相关的历史资料也是能够互相印证的，从而反映了当时社会统合的某些重要的特征。本文的结论是：
1，推动50年代新国家进行社会统合的动力是政治运动，思想背景是“阶级论”。以1953年为界，之前，在建国初进行了急风暴雨般的“镇反”和“土改”运动，打击对象集中在国民党残余力量、前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主阶级；之后，社会统合向纵深发展，波及面扩大，特别是“反胡风”和“肃反”运动，以及“统购统销”等经济和社会领域的一系列新政策推出后，新国家对社会的统合的力度大大加强和加速，通过城市中的“单位”和农村中的“人民公社”，最终建成了一个由国家掌控一切的超强的新体制。
2，新国家的领导者为了快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国家，他们一直在谋求一种“最好的”治理中国的制度或管理形式，他们有许多创造，建构了一种新意识形态叙述，中国传统的的思想及制度资源，革命年代的经验与苏联因素融为一体，都被运用其中，被用来统合社会大众的意识。他们也非常重视做动员、组织民众的工作，使社会的组织化、军事化程度不断增强。
3，构成了一种社会统合的“中国模式”，是对苏联经验的改造和发展，尤其是通过政治运动加紧完成和不断完善对社会成员的政治类别分类，建立起社会成员的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效果明显，再和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合，形成一高效，贯通的新结构，在政治上就是依靠革命专政、革命意识形态鼓动和经济利益的不断分配，形成激励和惩戒机制，从而很快实现了政治上的高度一体化。
4，它的正面价值是中国的新国家、新制度的创立，使中国出现了新的面貌：民族独立国家地位的新确立，改变了近代以来民气衰落的局面，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展开，全社会的高度组织化，普通民众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广泛参与，全社会共同意识、共同价值观的建立等等。
5，但是也留下严重的后遗症，由于当时是处在冷战大环境下，又是刚刚从战争年代过来，长期的对敌斗争，养成领导层强烈的敌情思维和战争思维，而纠错机制长期缺位。一些基层单位的领导，盲目信仰和依赖阶级身份识别体系，或因文化和政策水平较低，或存有浓厚的宗派和地域情结，利用政治运动提供的机会，打击报复，伤害无辜，使大批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成为社会统合的牺牲品，对个人而言是不幸，对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严重的损失。
6，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来审视，新中国在50年代进行的社会统合是革命党从革命夺权向建立并巩固新政权的过渡的一个阶段性的现象，随着新政权稳固性的不断加强和新秩序的完全确立，50年代那种法治缺位，单纯依靠革命意识形态和革命专政的严峻的治理方式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它的负面作用也在逐渐扩大，并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势必要被后来者以温和政策加以逐步调整，1978年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和“三个代表”的提出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张，就意味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到来。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高华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