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瞿秋白的苏联历程（八）

“世间的唯物主义”

革命后的俄国社会经济问题，是瞿秋白考察的重要课题。1921年春，俄国仍然是不平静的。苏维埃国家内部的状况非常困难。国民经济只相当于19世纪下半叶沙皇俄国的水平，由于缺乏燃料和原料，大部分企业无法开工。按人口平均计算，生铁的产量每人不到一公斤，棉织品每人不到一公尺。居民最必需的工业品极度缺乏。工业中心的工人常常挨饿，许多人为了逃避饥荒跑到农村去。而农村经济也非常困难，1920年农业产值只等于沙皇俄国农业产值的一半多，粮食和其它最必需的食品都不够。除了经济上的困难，还发生了政治性的严重危机。农民不满意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政策，因为根据余粮收集制，农民必须交出全部余粮。这种制度不能刺激他们发展自己的经济，他们希望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在市场上自由出卖自己的产品和购买工业品。农民的这种不满情绪，被国内的敌对势力利用，煽动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在坦博夫省、顿河、乌克兰和西伯利亚等地，发生了农民暴动。1921年3月初，正当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彼得堡附近的喀琅施塔得要塞发生了水兵暴动，口号是“政权归苏维埃，不归党派！”企图排除共产党人对苏维埃的领导，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瞿秋白把这次事变称之为“革命的反动”。叛变被红军迅速平息，但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瞿秋白初到莫斯科认识的一位共产党员，在镇压叛乱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国内政治危机，促使俄共中央和列宁开始研究由适合国内战争的政策过渡到能够实现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政策的途径。3月8日到16日，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列宁关于用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大会建议政府立即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粮食税的税额应该大大低于粮收集制的征收额。免征贫苦农民的某些实物税，在特殊情况下免征各种形式的实物税，优待勤劳的业主，在地方经济周转的范围内允许买卖剩余产品。新经济政策保证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结成牢固的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

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参加了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并以满腔热情忠实地报道了大会情况。3、4月间，他写了长篇通讯《共产主义之人间化——第十次全俄共产党大会》，全文约三万字，从6月22日起到9月23日，在北京《晨报》上连载了二十七次。他向中国人民报告了苏俄政治、经济、民族、外交等方面的状况，指出苏俄已经“由军事时代过渡于和平时代”。文中介绍了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述，指出苏维埃俄国的民族政策，“确为世界上开一新纪元”。瞿秋白赞赏苏俄共产党人和苏俄的政治制度，他说：“共产党严戒党员利用自己的地位作威作福”，“共产党人的办事热心努力，其中有能力有觉悟的领袖，那种忠于所事的态度，真可佩服。”他称赞苏俄政治“不失为一种贤人政治”。他热情地宣传共产主义学说，说共产主义是“无国界”、“自由平等”的社会，“实行共产主义真是伟大，而且艰巨的‘工程’。”共产主义学说在苏俄的逐步实行，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桩伟大事业，是世界第一次的改造事业，“共产主义从此不能仍旧是社会主义丛书里的一个目录了”。写到这里，瞿秋白不由想到了东方的故国和自己的同胞，他希望“中国人亦应当用一用心”，走什么样的路才能使国家强盛起来。他意味深长地写道：“俄国革命史是一部很好的参考书呵”！因为，共产主义已经不仅是社会主义丛书中的一个目录，而是在苏俄开始“人间化”了。

共产主义唯其不是天上的乐园，而是人间的社会，它的发展过程中就不免发生各种困难和某些弊病，而克服这些困难和弊病，需要勇气、决心，也需要流血牺牲。瞿秋白在旅俄通信中，如实报道了所见所闻。1921年东俄旱灾，灾区非常大，瞿秋白转述俄国中央及各省报纸上的灾区通信：“一堆一堆饥疲不堪的老人幼童倒卧道旁，呻吟转侧”，“啮草根烂泥”，“竟有饥饿难堪的农家，宁可举室自焚”，“还有吃死人肉的呢”！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当时不少外国新闻记者据此百般渲染，把苏俄社会主义制度描绘成人间地狱。瞿秋白与之相反，他在报道灾情的同时，也说明苏俄政府救灾的对策：“劳农政府设着种种方法力图救济。各机关实行赈捐，没有被灾的农村，都派人募收志愿捐助的食粮。各城市中呢，举行音乐会，演剧，募捐；学生，赤军，医生，看护妇热心参加。职工联合会组织募捐队，又到灾区去调查。请外国红十字会来俄考察赈助”。瞿秋白谴责了借俄国灾荒施展阴谋反对苏俄的欧洲资本家的行径。他说：“几百万人的性命在文明人眼光里算得什么！”指出，苏俄国内资产阶级是“欧洲政客的同类”，他们企图组织“无党的赈灾会”，其中有些贵族老爷“想借此出境，却不肯到困苦的灾区去”，因而被苏俄政府解散，并逮捕了其中的阴谋分子。

瞿秋白是一个真挚热情地追求真理的青年新闻工作者，他带着严肃的科学态度，去研究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考察革命后的俄罗斯。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学说的追求与信仰，同宗教的偶像崇拜和教条迷信不同。他向往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但决不先入为主地观察和描绘苏俄社会，把那里写成是一片光明的极乐世界，或者匆忙得出简单肯定的结论。他要对社会现象进行周密的调查和深入的思考，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就是他所说的“世间的唯物主义”。

俄国社会各种问题中，国家机关中的官僚问题仍然相当严重。瞿秋白在采访中得知，一个小学的女教师因为学校停课，配给的口粮不够吃，便去兼任临时教席，以求多得一点口粮。农工检察委员会派员整顿考核时发现了女教师的“违法”行为，这位女教师不得不受审判。可是，参与审判的审判官们每人竟至少超额领取了七份口粮，因为他们是官。另一件事，是一位营官作弊贪污五百万苏维埃卢布，营长和委员长起初假装不知。营官以地毯贿赂营长夫人，并骗过了委员长。不料委员长夫人得知此事，便揭发出来，营官被判处死刑。这种阴暗面，存在于革命后的俄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宗教迷信，也是苏俄社会中一个突出的问题。1921年4月23日，友人郭质生邀瞿秋白去参观希腊教的复活节礼拜仪式。这一天，居民几乎家家都插“瘦柳”，教堂中举行盛大的礼拜活动。他们来到莫斯科最大的教堂——基督救主庙时，已有众多的教徒，每人手持“瘦柳”，等待神甫驾临。救主庙的神甫，是全俄最高的神甫，革命前受国库供养，统辖全国教务，成为“国中之国”。革命后，教制仍旧存在，不过与国家政府脱离关系，只受教徒供养。大礼拜式，进行了二小时多才散去。它给瞿秋白的感触很深，他对郭质生说：仿佛不在欧洲。希腊教仪式竟和中国道教相似。

复活节的夜祭恰巧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前一天晚间。入夜，莫斯科人几乎倾城出动，城中一千五百多个教堂的钟声响彻夜空，基督教主庙里，人山人海，至少也有两三万人。瞿秋白挤在庙中，观看夜祭的仪式，好不容易挤出来，回到寓所已是5月1日的清晨四点多钟了。红场上虽有无产阶级文化部演出歌舞，并有加里宁演说等，但不如复活节活动的盛大隆重。

农民问题，官僚问题，宗教问题，苏俄社会中这种种的阴暗现象，究竟是如何造成的？它引起了瞿秋白的沉思。他没有迷惑，而是试图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探索和分析它们的社会历史根源。他指出农民的反抗，民众的迷信，是旧俄这个经济落后国家的守旧性，小资产阶级心理的反映；而官僚贪污作弊，则是植根于封建遗毒，东方式专制政体。由此，他论到“俄罗斯东方式的国民性”，指出：原来俄罗斯民族本较西欧各民族包含些东方性。譬如沿街小便，戏院里吸烟室里烟灰火柴满地，约人常常失信，这还都是小节。下级官吏的作弊受贿，尤其是俄皇时代遗传下的“成绩”中最显著的一点。“因有社会经济的根源，只在变化不在消灭，革命的巨潮如此汹猛尚且只扫刷得一些”。可喜的是，现在无产阶级新文学已出现新的果戈里式的作家为官僚主义画像，而共产党的报纸也积极努力的攻击官僚主义。这就证明，这些阴暗现象，都不是苏维埃新社会自身的痼疾，它们将不断受到新兴力量的冲击，逐步地被消除。这一历史性的变革，必将带来新的建设，新的生活。瞿秋白正确地向人们说明：“共产主义是‘理想’，实行共产主义的是‘人’，是‘人间的’。他们所以不免有流弊，也是自然不可免的现象。如单就‘提携小民族，使越过资本主义的过程而并达于共产主义’的大政方针，及他们首领的深自警惕，抱定宗旨，不折不挠的去实行，这种态度看起来，虽不能断定他们最后的成功，然而必是见他们实行自己的理想而并且能深切研究实际生活中之状况及对付它们的相当办法。这是中国人所应当注意的。”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继公布课税法改善农民生活以后，又着手改善工人和城市居民的生活，公布了关于工人报酬问题等一系列法令。新经济政策实施，不久便见功效。瞿秋白在采访考察中，亲身体验到了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实际生活带来的变化。在5月复活节时，居民已可从市场上买到鲜肉等食品，举行节日的家筵。“回忆二三月间，我到俄人家里，那冷淡枯寂的生活，黑面包是常飡便饭唯一的食品，中国茶是请客的佳味。现在丰富得多了”。“大概而论，大多数劳动人民也受许多方便利益——工厂工资大增，废劳动券而令得购买于市场的可能。”随着政府开放商业命令的发布，莫斯科街头广场，出现了革命以来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到处是一排排的小商摊，“人山人海，农家妇女，老人，工人，学生……种种色色人，簇拥在一处。这里一批白面包，香肠，火腿，牛奶，糖果点心，那里一批小褂，绒裤，布匹。一堆一堆旧书旧报，铁罐洋锅，碗盏茶杯……唔！多得很呢”！有的学生拿着一裤一鞋；贵妇人手持金表、宝盒；贵族少年展示贵重挂毯，都在做生意。不久，新的商店、面包房、咖啡馆都以华丽的门面开张了，其中有些店铺是贵族集资开设的。面对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巨变，瞿秋白试图从理论上加以分析，他说：“再想不着：严冬积雪深厚，——我们初来时，劳动券制之下，——这些丰富杂乱的‘货物’，都埋在雪坑里冰池底么？经济市场的流通原来这样。”“其实新经济实行，资本主义在相当范围内可以发展。”一个犹太商人开的面包房，每天可以获利几千万苏维埃卢布，“资本的发展——按经济学上的原则——真是‘速于置邮而传命’”。对于苏俄政府的新政策，瞿秋白真是佩服了！他欣然写了一系列的通信，如《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俄罗斯之工人及协作社问题》、《俄都纪闻》、《劳农政府内政外交之新局面》等，高度评价了新经济政策对巩固工农联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伟大功绩。指出：“劳农政府从实行新经济政策以来……国内经济生活都因自由商务的开放而渐渐发展”，“此期是劳农政府最发展的时期”，俄国“复活”了！因而他由衷地称赞新经济政策是“无产阶级革命党的第二篇”，是“社会革命史之第二篇”。

瞿秋白对于苏俄农村中出现的新事物的萌芽，如“农业协作社”也予以充分注意，用了许多统计数字和调查情况来说明农业协作社的优越性和发展前途。他还饶有兴味地研究了苏俄社会主义建设与外国资本的关系。先后采访了当时在莫斯科的德国经济调查员兼外交代表史德勒博士、英国伦敦《每日先驱报》记者亚尔史学葛，并由史德勒介绍会见了来访的美国资本家房德列浦及《旅俄六周记》作者郎塞，同他们进行广泛的交谈。德国的史德勒博士对他说：德俄两国的经济恢复必须互相辅助，他来俄就是为两国正式缔结外交关系作准备。瞿秋白问他来俄的感想，史德勒回答说：资本家是可以推翻的，资本却不可以毁的，——无产阶级胜利后，那资本就是无产阶级国家的库藏，俄国革命中或者有这一类失误之点。美国的房德列浦则表示，他此行是为两国间关于开发堪察加订立租约的事，如果成功，美国可以供给各种原料，及主要的工业品机器等，俄国方面的木材、皮货、矿产等自然资源可以得到开发。为了深入了解俄国对外关系，瞿秋白等专门访问了苏俄政府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

列若乏说：俄国与国外通商，是政府的专利。现在与外国关系已经很好，英国已正式签约，德国、意大利、捷克都已经或即将缔结通商关系协定。外国商人在俄国的利益，受到政府担保。现在政府正在努力协理各种租借地，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战时俄国工业毁坏太甚，技师死者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列若乏强调指出：没有工业就没有社会主义，况且决不能在隔离状态中实行新村式的共产主义……我们俄国革命史上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民粹派主张无工业的农村公社社会主义。马克思派和民粹派的争执的焦点就在于此。你们想必很明白，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行这种俄国式的社会主义。……当然并且必须和暂时没有打倒的外国资本家相利用，——发展工业培植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基本；……看罢，是资本家胜呢，还是我们？列若乏的这番话，是很精辟的，瞿秋白显然欣赏并且同意他的论断：采访归来立即写进他的《赤都心史》一书。也许，从这番话得到启示，瞿秋白更感到有必要学习和研究俄国革命史和革命理论，于是他着手写作《俄罗斯革命论》即《新俄革命史》。这部书稿后来交给了上海商务印书馆，但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禁止，未能出版。瞿秋白准备赎回，又遭书馆老板拒绝。1932年1月28日，书稿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部同毁于战火中。

为了使社会主义建设成功，必须获得和平的环境。苏俄政府在革命胜利四年之后，按照两种社会制度和平共处的方针，力求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正常关系，实行广泛的经济合作。1922年4—5月间，苏俄代表团出席了在意大利热那亚举行的包括俄、德等国在内的所有欧洲国家的经济财政会议。苏俄政府虽然没有同协约国列强达成协议，却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来维护和平和苏维埃俄国的安全，与德国在拉巴洛（热那亚郊区）签订了苏德条约。同时苏俄政府大力争取同被压迫的和附属国的人民接近，1921年苏俄政府同伊朗、阿富汗和土耳其签订了条约，对这些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给予了援助。瞿秋白高度评价了苏维埃俄国外交政策的成就。在通信《莫思科传来——日诺亚会议情形》一文中，他尖锐地嘲笑了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一块烂骨头，抢来抢去，自己咬着自己的尾把（巴）了！”他说：“四年以来，协约国对俄，始以军力，不成；继之以阴谋及经济封锁，不成；现在居然公请到会，国际地位上，俄国实际上已得‘事实上的政府’之承认。”瞿秋白还高度赞扬了苏俄政府支援被压迫和附属国人民的外交政策和国际主义精神。

在苏俄两年，瞿秋白的考察采访所涉及的方面很广，接触的人物很多，上至领袖、教授，下至老妪、幼童，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了解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民族等各个领域的情况，写出了五六十篇（其中遗失十多篇）旅俄通信，仅在《晨报》上发表的就有四十篇，约十六万字。他出色地完成了《晨报》所赋予的使命，称得上是一位年轻有为、才华出众的驻外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