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秦始皇的阅读速度（二）

20世纪一位以自己的政治实践影响中国历史的伟人，在他的诗词名句中说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讨论秦始皇的“文采”，资料尚不充备。这里和秦始皇并列的汉武帝，实际上是自有“文采”的。班固《汉书•武帝纪》称赞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但是批评他没有继承“文景之恭俭”。对于他的武功，除了“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句中的“立功”二字可以理解为一种暗示以外，似乎不愿评价。按照赵翼的说法，“是专赞武帝之文事，而武功则不置一词。”汉武帝不仅在文化建设方面确实有特别显著的功绩，他本人的“文采”，历代也多有学者加以赞扬。赵翼《廿二史札记》卷四有“汉帝多自作诏”一条，其中说到“汉诏最可观，至今犹诵述”，文辞“可观”，古今“诵述”的诏书中，有的是“天子自作”。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汉武帝。这或许也是班固所说“号令文章，焕焉可述”的表现之一。《文选》中列有多种文体的作品，其中“诏”一类只收录了两篇，都是汉武帝所作。此外，他“深陈既往之悔”（《汉书•西域传下》），沉痛检讨政治过失的著名的“轮台诏”，显然也是绝不可能由别人代笔的。《汉书•艺文志》关于赋的记录中，有“上所自造赋二篇”。唐代学者颜师古以为这里所说的“上”，就是汉武帝。《隋书•经籍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一卷”，《旧唐书•经籍志下》和《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汉武帝集》二卷”，更是历经了六七百年时代检验仍得以保留的文化遗存，自有值得肯定的价值。自先秦至于两汉诸多帝王，只有汉武帝一人有这样的光荣。《文选》卷四五收录了署名“汉武帝”的《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秋风辞》字句之中楚风饱满，因此有人说“汉武帝《秋风辞》足迹骚人”（《渔洋诗话》卷下）。又有人说“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具”（〔唐〕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七言起于汉武《柏梁》诗”（〔元〕吴皋：《吾吾类稿•原叙》），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了汉武帝开创一种新诗体的功绩。

这位颇有“文采”的汉武帝，也有一个涉及阅读速度的故事。

《史记•滑稽列传》写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人主从上方读之，止，辄乙其处，读之二月乃尽。”汉武帝连续多日阅读这“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即两个人才能勉强抬得动的“奏牍”，每天中止之处，都认真作了记号，随后再从标识记号的地方接着读，一直读了“二月”方才结束。东方朔上书“用三千奏牍”，邢义田先生分析说，“如果东方朔不用牍而用简，三千简大约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果东方朔是用较简为宽的木牍，三千牍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几倍。”假设东方朔上书用简，重9.5公斤，依然参照邢义田先生测算书写《史记》竹简重量51.015公斤这一平均数，东方朔上书字数应大略为《史记》的18.62％，也就是9.8万字左右。汉武帝读这些文字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每天平均的阅读量不足1.7千字。这自然与这位“雄才大略”的帝王政务繁忙与兴趣广泛有关。看来，仅仅就东方朔上书“读之二月乃尽”的故事，是不可以讨论汉武帝的阅读速度的。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同样“雄才大略”，同样日理万机的秦始皇，每天处理公文的数量定额竟然超过30万字。

进行这样的比较，其实应当注意到如下事实：秦始皇“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正是履行军政管理的常规性的工作。而汉武帝的日常生活，也会有这样的办公内容的。他阅读东方朔“奏牍”，其实可以理解为“业余”在读“闲书”。此外，汉武帝对于东方朔上书，看来是在一字一句仔细地读，“读之，止，辄乙其处”。而秦始皇处理公务，一定是有主与次、重与轻、详与略的区别的。作为最高执政者，即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也不可能对所有的上奏文牍一一详尽研读。另外，人们还会想到，司马迁的记录，是不是能够完全确信呢？

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番话，是出自反对派方士之口。司马迁是这样记述的：“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然候星气者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讳谀，不敢端言其过。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于是乃亡去。”涉及秦始皇公文阅读速度的关于这位帝王工作作风的评论，是和对暴政酷刑的批评一同发表的。随后侯生、卢生逃亡。方士的背叛激起秦始皇暴怒。他说：“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訞言以乱黔首。”随后竟然引起了坑儒这一文化史上的著名事件，“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侯生、卢生关于“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的议论，究竟是不是“诽谤”之辞呢？

秦始皇所谓“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应当指的是“专任狱吏”，“乐以刑杀为威”，“不闻过而日骄”一类指责。就现有资料分析，没有理由判定“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这样的未必可以归结为“不德”的批评是“诽谤”性语言。侯生、卢生只是自方士的立场出发，从神秘主义文化的视角，以为“贪于权势至如此，未可为求仙药”。所谓“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很可能只是对秦始皇行政风格的客观性的描述。这一情形，其实和秦始皇琅邪刻石自我标榜诸言辞中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忧恤黔首，朝夕不懈”，“细大尽力，莫敢怠荒”的说法大体一致的。他的政治目标，可能确实是要实现会稽刻石所谓“皇帝并宇，兼听万事，远近毕清；运理群物，考验事实，各载其名；贵贱并通，善否陈前，靡有隐情”的境界。

应当承认，秦始皇有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罪恶，有严刑酷敛的暴行，又有种种政治失误，使得“百姓怨望而海内畔”，“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贾谊：《过秦论》），演出了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但是在中国古代帝王中，他确实是一位少有的勤政的典型。即使他对下级繁多的上报文书或者只是大致浏览，或者只是择要批复，31.79万字的总数量，以“日夜”在文案旁工作12小时计算，每小时过目的文字数量也平均在2.65万左右。这样的工作量导致的劳累可以想见。所谓“朝夕不懈”，所谓“莫敢怠荒”，果然不是虚言。而秦王朝行政特征的峻急节奏，也可以因此有所体现。不仅秦始皇处理公文的效率十分惊人，他在相当艰险的交通条件下多次辛苦出行，“亲巡天下，周览远方”（秦始皇会稽刻石）的实践，也可以大略真切地反映所谓“皇帝之功，勤劳本事”的行政史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