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黄河依旧绕青山（二）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黄和芮沃寿之间，黄仁宇和芮沃寿有一段关于黄的书稿《中国并不神秘》的对话，开始的时候，作为审稿人的芮沃寿只是提醒他应当“适可而止”，这是指写作的幅度，因为芮自己关于隋代的著作，只涵盖了四十年，可是，黄却试图一劳永逸地解释整个中国历史。但是，随着谈话的深入，黄仁宇已经察觉问题远不止此，于是他提出最核心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莱特绕了个弯子，回答：“没有何（何柄棣）那么糟”。显然，芮对黄的这种内在情感并不认同，尽管芮曾经帮助过黄，使他拿到了赴英国剑桥的经费，但是，这一次的误解却使他很伤心，他说，“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但是，我们又看到，已经身为美国人的他，相当急于洗涮这种误解，“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打死和活埋的残忍”。但是，无论如何这些举动似乎都不够消除文化的隔阂。

黄这个人很自负、坚持和固执。比如在回忆录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阅读古文献的自负，他说，他读完了一百三十册《明实录》，但是，他又必须小心翼翼不能假装自己是专家，这里的言下之意是什么？是其他人并没有读完过这么多资料，而他却不能显示出资料掌握者的高傲。因此尽管他表面上有时很谦卑，可是他无法长期掩饰自己，“如果我保持谦虚，不发一言，等于是欺骗这群人”，他这样说。然而麻烦的是，在美国中国学界，他的出版、他的经费、他的职位，却必须得到包括费和芮在内的大牌学者的认同，可是，内心高傲的黄仁宇却要批评李约瑟、批评费正清、批评芮沃寿、批评狄百瑞。他的自负、坚持和固执的后果，就是他的《明代财政》被搁置下来，尽管一次又一次的写信，一次又一次请人询问，得到过很多客气而有礼貌的回答，但是出版仍然遥遥无期。而他的《中国并不神秘》，尽管先后寻求芮沃寿、费正清的支持，但是仍然“胎死腹中”。“在一九七五年那个下雨天，我觉得悲愤交加。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而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常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罢了”，在芮沃寿当面否决了他的书稿的那一天，他的情绪已经坏到了极点。

让他最后心里得到抚慰的，是《万历十五年》的出版和获奖。黄仁宇自己说到《万历十五年》的写法特殊，在美国中国学界，只有史景迁曾以同样风格写过，而且他说《万历十五年》还“融入许多现代审稿人前所未见的资料”。其实，对于自己这一特殊写法，他一开始曾经惴惴不安，对于使用过多新资料，他也为通过审稿人而担了一份心。不过，当他写回忆录的时候，这本书已经大获成功，因此他在回忆录中反复提到这本书，大约有二十多次。“我曾走过中国和美国历史的夹缝，自觉有幸能以同样的坦率来对双方发言，《万历十五年》去年于北京出版，实现了我部分的卑微努力”。后来此书又翻译成了法文、德文和日文，更使他感到自豪，增添了自信。由于这本书两次被提名为美国图书奖历史类好书，并且使他有机会在颁奖时见识到像约翰•厄卜代克、哈利森•索斯伯利等名人，这使他后来想起来就很得意，尤其是厄卜代克会在《纽约客》上给《万历十五年》写书评，说他的文笔如同卡夫卡，更使他受宠若惊。

不过，这并不等于他的历史观念的胜利。应该说，他的大历史观念，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而且他的思路在现在看来确实有矛盾。比如，他一再强调的一方面，是中国应当而且必然趋向“数目字管理”的现代，这样的观点让人看出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理论的阴影笼罩，但韦伯这种思路很容易把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看成两极，“现代西方在经济推动下产生治国政策，中国却长期实施类似文化导向的政治形态”；确实黄也说，传统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金字塔式的传统社会和道德评价为中心的文化结构，压抑了需要超越道德和感情的数目字管理。但是，他强调的另一方面，却是历史的长期合理性，他希望人们认识到，任何一个民族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制度和观念，都有其必然的背景，其实这里有一个潜台词，就是希望西方中国学界理解中国，“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这里的“绝对”真理其实可能暗指的就是西方近代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可是，在“数目字管理”这种以现代西方为成功社会，倒着观看而且逆向评价中国历史的方法，却和他试图发掘中国制度背后的逻辑、从而对中国古代的存在给予合理化解释的想法发生冲突，这种以现代西方为价值判断标准批评中国的方法，也和他一直怀有对西方学者以“自由”和“民主”来批评中国的反感互相矛盾。近年来，对于黄仁宇的历史理论，有一些批评逐渐浮出水面，在痛悼这个杰出学者辞世的同情过去之后，来自各个方面的反思，开始对他的理论有了更加公平和理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很大的学术话题，这里不能细说。

还是回到他的回忆录吧。我总觉得理论矛盾恰恰透露着他的内心冲突，在整个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他心里有一个与他休戚相关的活生生的中国，这个现实中国成为他讨论历史中国的背景，在他撰写《中国并不神秘》时，“林彪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平息”，因此他期待的是，“除非中国领导人致力于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不但无法抵抗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而且也无法面对南北韩和台湾地区的压力”。而他的《万历十五年》的写作，则意在指出“明末和毛统治下的混乱时期有许多共同点……都刚好用道德概念来取代法律，如果采用同样的做法，中国等于回到从前，无法在数字上管理全国事务”。他想告诉中国人“中国的问题根深蒂固，至少可以往前回溯四百年，法规太粗糙原始，限制太多，政府官员虽然宣传大我精神，却无法掩饰以下事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全是为了私人目标和私利，由于民法无法认可商业的信用，分工受到限制，货币交易也很有限，这些都导致中国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造成军事积弱不振，文化呆滞不前”。他说：“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正是这种对现实的关心，使他的研究不能符合现代学术规则，他不可能退居书斋，也不可能纯然超越，成为他自期的“客观”，因为他还是有“中国情怀”。

为了这个中国情怀，他始终要为落后的中国寻找病源，而作为一个财政史专家，他熟悉的药方，很遗憾却只能来自惟一成功的西方现代，恰和旧时“药方只贩古时丹”这句著名诗句相反。这使得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批评中国古代缺乏数字化和制度化，批评政府和官僚的文化象征色彩与道德主导倾向，因为这些原因，中国“无法积累资本持续成为趋势，再加上机制的缺乏，是中国人生活水准低落的主要原因。官僚管理依赖文化凝聚力来维持政治稳定，本身无法成为在本质上扩展国家经济的工具”，他说，“缺乏实质的中间阶层向来是根本上的弱点，中国政府和国家的道德色彩、理想的正义、沉湎于伪装等现象，都肇因于在数字上无法管理的局势。如果没有掌握这一点，我们也可能误判中国近年来的发展”。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许他和他的西方同行并不会构成特别的矛盾。问题是，作为一个华裔学者，在感情上对这种以西方为惟一标准的现代性，似乎又难以全面拥抱和欢呼，特别是这种西方进步观念越俎代庖，从历史评价标准延伸为道德批判标准，对古代和近代中国横加指责的时候，他就更难接受这种西方式的傲慢。在回忆录里，他反驳美国学者对中国的批评，觉得他们只是站在西方自由民主的立场上，并不懂得对中国和亚洲的历史有同情的理解，他说，在美国人那里，“中国必须被视为白雪公主或老巫婆”，不是欧洲曾经出现过的中国优秀道德文化楷模，就是现代西方眼中东方落后保守的象征，他们用自己的这把尺子对东方截长去短，期待亚洲和中国也按照西方模式变化，但是，“亚洲人口过剩，又背负沉重的文化传统，妨碍上述条件（指经济发展的地理条件和修正过的凯恩斯经济制度）的运作，时至今日，并没有证据显示中国想抵抗杰弗逊揭橥的理念，但中国负担不起美国经济特有的民主和自由”。

麻烦就出在这里。

“梦魂不曾归故土，黄河依旧绕青山”，这是无法解脱的纠缠。身在现代教育体制内却总是幻想超越教育体制的约束，人在异乡生根却心怀本国故土，黄仁宇在美国的现代学术制度中讨生活，却无法适应科学化制度化的研究，他研究的是古代中国，心里却想的是现代中国，他强调现代数字化管理的必要性，又强调各个历史长期的必然性，追求世界普遍性，认同文化本土性，好像一切都是矛盾。矛盾造成痛苦，痛苦难以释怀，在他对自己一生的回忆里面，就总是回忆起论战、表白、声辩，这些形诸文字，便呈现了作者内心的怨怼、愤懑、自负和得不到承认的焦虑和紧张。可是，他觉得这不是他私人的事情，他仍然希望把这些写出来，为此，他请求妻子“牺牲一部分的隐私权”，让他写出来“以赢取肯定，不过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他的愿望，为了特定的历史史观”，于是，便有了我们面前这部译成中文达六百页的回忆录《黄河青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