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高华：元代的妾和婢（三）

婢女就是女性奴隶，在元代文献中常称为“媵人”。她们中有的是战争中虏掠来的，有的是通过各种形式买来的。“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日婢，总日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妻，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元主转卖于人，立券投契者是也。故买良为驱者有禁。又有曰‘陪送’者，则标拨随女出嫁者是也”(《辍耕录》卷17“奴婢”)。俘掠为婢情况很多，主要发生在蒙金、蒙宋战争时期。例如，程鹏举“在宋季被虏，于兴元板桥张万户家为奴，张以虏到宦家女某氏妻之”。“宦家女某氏”就是俘掠来的女子，被抑为婢。张万户将她嫁给程鹏举，就是以奴婢相配。后因“某氏”鼓动程鹏举出逃事泄，“张命出之，遂鬻于市人家”。也就是把战争中俘获的婢女卖出(《辍耕录》卷4“妻贤致贵”)。全国统一以后，江南不断有“盗贼生发”，前去镇压的官员和士兵“互相掳掠人口，官司莫之省问，纵令贩卖，或公然要钱收回”。元朝的政策是，区分“贼徒家属”和“驱掳良人”，凡是“贼人老小”，由官府“给据”，“方许成交”(《元典章》卷57《刑部十九诸禁•应卖人口官为给据》)。也就是说，在统一之后，平定“盗贼”时俘获的“贼徒家属”，也被抑为奴婢，可以买卖。另一类是百姓因贫困或其他天灾人祸，被迫出卖女子为婢。例如，“乙酉年后，北方饥，子女渡江转卖与人为奴为婢。……至正甲午年，乡中多置淮妇作婢，贪其价廉也”(《至正直记》卷3“乞丐不置婢仆”)。“乙酉年”是顺帝至正五年(1345)。至正四年，黄河决口，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发生多种灾荒，饥民纷纷渡江南下。“甲午年”是至正十四年(1354)。至正十一年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战争，至正十三年淮东张士诚起事，占领高邮(今江苏高邮)。至正十四年元朝派大军进攻高邮。连年战争，迫使淮东百姓大批渡江南下。“乙酉年”的天灾和“甲午年”的战乱，造成大量流民，他们被迫出卖子女为奴婢。以上是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妻女为婢的例子，牧民亦有类似的情况。元仁宗延祜年间，“朔漠大风雪，羊马驼畜尽死，人民流散，以子女鬻人为奴婢”(《元史》卷136《拜住传》)。这次北方草原特大灾荒，导致许多蒙古牧民流落到内地，被迫出卖子女为婢。除了自然灾害，男性家长去世常常也会引发家庭经济崩溃，以致卖儿鬻女。杂剧《施仁义刘弘嫁婢》中，裴兰孙因父死“无钱埋殡”，便“自己卖身”，“头上插看一个草标儿”(作者佚名，《元曲选外编》，819页)。以上几种情况是元代女婢的主要来源。

此外，女婢还有其他来源。元朝盛行高利贷，因债务被抑为婢的情况亦时有发生。至元二十年(1283)十一月，“中书省奏：‘哈刺章富强官豪势要人每根底，放利钱呵，限满时将媳妇、孩儿、女孩儿拖将去，面皮上刺着印子做奴婢有。’说有。俺商量来，无体例，在先赛典赤也行了来。如今只依那体例与将文书去，教罢了，休教拖者，休教做奴婢者。商量来。奏呵。奉圣旨：‘那般者。’”(《通制条格》卷28《杂令•违例取息》)“哈剌章”指云南。“无体例”意为违反政策规定。云南富豪势要放高利贷抑逼欠债家庭的妇人、子女为奴婢，还要在脸上刺字，这是很残酷的。类似的债务奴婢在其他地区也常有发生，即所谓“累算利钱，准折人口、头还、事产”。元朝多次颁布禁令，但作用显然是有限的。此外，地主强迫佃户女儿为婢，还有用钱典雇女子为婢之事。

权贵家庭都有大量婢女。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正三品)李伯祐有奴婢三千，婢以半计亦在千人以上(姚燧《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公神道碑》，《牧庵集》卷19)。谭澄曾为按察使、宣慰使，“夫人卢氏，勤俭惠和……故婢数千指，约束如一”(姚燧《谭公神道碑》，《牧庵集》卷24)。“数千指”，即数百人。李伯韦占、谭澄官三品，地位比他高的权贵拥有婢女的数量可想而知。下至一些普通地主家庭亦有婢女。女婢或雇身婢女主要从事家内劳动，如打扫庭院、洗涤、侍候主人的起居等。“我梳洗处着他架手巾，筵席头上系护衣。我教他打水运浆，执盏擎杯，扫床叠被，那些儿不用了他”(《施仁义刘弘嫁婢》，《元曲选外编》，822页)。很多人家在庭园中饲养家畜家禽、种植菜蔬，也使用婢女。莆田(今福建莆田)女子林道外出嫁后，“尤不能自遐逸，箕帚烹饪之事，咸亲莅之。时挟媵人莳园葵，畜鸡豚，唯恐有不及”(宋濂《故陈母林夫人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5)。或从事家庭纺织。赣(今江西)妇刘福真，白日处理家务，“晚则会妾媵于一，治丝枲至夜分，无先寝者”(宋濂《吕母夫人刘氏碣》，《宋文宪公全集》卷15)。开化(今浙江开化)余氏，夫死后“率媵妾治丝缕麻臬，岁时机杼之声闻于乡里”(宋濂《徐夫人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34)。有些富贵人家还养会歌舞的婢女，供自己消遣，或为客人表演。元末著名文学家杨维祯，宴客时，“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宋濂《杨君墓志铭》，《宋文宪公全集》卷10)。很多婢女还是主人的性奴隶。宋末元初著名诗文作家方回，“有两婢，曰周胜雪、刘玉榴，方酷爱之，而二婢不乐也”。二婢逃走后，“既而复得一小婢曰半细，曲意奉之。……每夕与小婢好合，不避左右”(周密《癸辛杂识•别集上》“方回”)。

女婢的人身完全受主人控制，她们往往被转卖。至元二十八年(1291)六月的一件圣旨中说：“泉州那里每海船里，蒙古男子、妇女人每，做买卖的往回回田地里、忻都田地里将去的有。”要求禁止此类行为(《通制条格》卷27《杂令-蒙古男女过海》)。元朝还曾多次禁止男子、妇女人口私贩诸番，可知蒙古女子被辗转贩卖到海外，汉族女子被贩卖到海外的一定不少。婢女亦可作为赠送的礼物，富贵人家女儿出嫁时以婢女作为陪嫁，是很普遍的现象。受“使主”(驱口主人)虐待之事常有发生。监察御史杜质和妻贺氏都是榆次(今山西榆次)人。“初，宜人(贺氏——引者)归御史公未几，因宴集得金钗于座隅，遣偏诣所亲，问谁所遗。母党王氏方疑其侍婢，箠之几死。钗出，婢乃免”(黄潘《宜人贺氏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9)。另一个婢女就没有这样幸运。西域人木八刺之妻丢失金鎞，怀疑是小婢所窃，“拷问万端，终无认辞，竟至陨命”。后来金鎞发现，证明小婢是冤枉的。元末陶宗仪记下此事，感叹道：“世之事有如此者甚多，姑书焉，以为后人鉴也”(《辍耕录》卷11“金鎞刺肉”)。钱塘人应才，“以乡贡下第，任嘉兴学正，丁父忧，仍寓居授徒”。有一婢名陆小莲，“为其妻妒，逐之，遂赴水死”(《辍耕录》卷11“梦”)。这又是一个虐待致死的例子。

婢女的前途，一是被主人收为妾，一是放良。“亦有自愿纳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凭付之，名曰：放良”(《辍耕录》卷17“奴婢”)。但“纳财”求免主要是男性奴隶，女婢是很难有这样机会的。上述程鹏举之妻“宦家女某氏”被卖以后，“执作甚勤，遇夜未尝解衣以寝，每纺织达旦，毅然莫可犯。……将半载，以所成布匹偿原鬻镪物，乞身为尼”(《辍耕录》卷4“妻贤致贵”)。这是很罕见的例子。较多的“放良”出于使主的恩惠。如千户董士元之妻凌其氏，临死以前，“女媵四及所生女一，遗命券而良之”(《侍卫亲军千户董侯夫人碑铭》，《秋涧先生大全集》卷52)。第三种是逃亡。至元六年(1269)曹州路“人户李买驴拐带探马赤军人陈牌子驱妇张七姑在逃”(《元典章》卷45《刑部七诸奸•奸生子•奸婢生子随母》)。第四种更多的是终身为奴。

前面说过，家庭财产只限于男子继承，但妻、妾、婢之子在财产继承方面有明显的差别，这种差别是由妻、妾、婢的不同地位决定的。至元十一年(1274)中书省的一件文书中说，孙成与孙伴哥兄弟二人争夺房产，“省部相度，孙成妻之子，孙伴哥系婢生之子。据所抛房屋事理，以十分为率，内八分分付孙成为主，二分付孙伴哥为主”(《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嫡庶分家财例》)。至元三十一年(1294)大都路有一起“卢提举妾阿张告争家财”案，礼部“检会旧例：诸应争田产及财物者，妻之子各四分，妾之子各三分，奸良人及幸婢子各一分”。并据此做出判决，中书省认可(《通制条格》卷4《户令》)。至大二年(1309)，袁州路(路治今江西宜春)发生一起争夺财产案件，礼部做出同样判决，得到中书省认可(《元典章》卷19《户部五田宅•家财•吴震告争家财》)。妻、妾、婢生子分家时分额不同，是元代特有的现象。太常博士胡助之妻陈氏生子胡瑜，另有妾生子胡璋。胡瑜说，母亲陈氏“视瑜兄璋如己出，未尝以嫡庶为间。及吾父将以赀产付瑜兄弟，辄请中分之，人以为难”(黄潘《宜人陈氏墓志铭》，《金华先生文集》卷39)。法令规定财产分配时嫡庶有很大差别，而陈氏却能“中分之”，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