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把式董凤林正在套车，刚把辕马套上，王长顺就对董说，你把辕马卸下来！董凤林不敢怠慢，就把辕马卸下来。这时，徐有勤队长正从牲口棚里牵出一匹儿马子来，是去打场子用的，王长顺说，这儿马子我也得牵着，你给我连在一起。徐队长说，这儿马子不老实，就别牵了。王长顺犹豫一下，就从南边的拴马桩上解下一匹棕色的骒马来，连到辕马的脖子上。徐队长说，队里正在打场，把这马留下吧，能多套个磙子。王长顺毫不让步：那可不行，我不但要牵两匹马，还要套上车，拿点儿草料。这时，他母亲已装好草料，并从屋里取了个鞭子递给王长顺。徐队长说，你牵马，我就去大队报告。
报告就报告吧，我要不牵马就没个头，这回大队书记该来（解决问题）了。王长顺赶着两匹马，驮上草料，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情闹大了。
1963年11月16日早上，狟子洞大队宫书记向管理区报告，狟子洞第五生产队社员王长顺拉马退社。区领导认为事关重大，委派区里、派出所、大队3方共4人，到五队了解情况，到王长顺家对他进行“教育”。
在王长顺家，见到墙上挂着许多奖状，多数是孩子们上学得来的。派出所民警大姜说：孩子们的学习真不错呀！王长顺说，那玩意儿顶啥用？该挨饿还是挨饿。宫书记问，那咱政府饿着你没有？王长顺说，没饿着，可也快扎脖了。要不是我们亲戚拿点儿粮来，早就饿死啦。
老王，要不叫（是）来了共产党，你能住上新房吗？
哼，这房子是我自己花钱盖的。要不叫共产党，我们能挨饿吗？我们一家10口人，一要粮，都是到队上打着要，这不是挨饿，是咋回事？政府要这么照顾可好，都得饿死啦。你们不管怎么说，我也要拉马退社。
宫书记说，我们今天来就是给你解决这个问题。你先算算副业账和劳动收入账。
王长顺继续说，我不会算账。别说你把公安局找来，就是毛主席来，我也要退社。你们解决不了我的问题。我拉马退社，给我8亩地自己种，就是饿死也不找政府，我退社后先吃土豆，然后吃谷草，这些东西吃完了，那不还有小树吗？往小树上一吊，谁也不用管。
派出所民警李家广说，你拉马退社是犯法的。
犯法就犯法，不给我粮食我就退社！
这次公社是要动真格的了。城郊派出所民警对队上十多名社员进行了调查询问，核实王长顺历史和现实问题，并作了笔录。曾作过伪甲长的富农刘洪山交代说，日本人在五队后边建甜菜公司时，修了一趟砖瓦房，有办公室，日本人当经理。王长顺在当“派工头”期间，手下管理百十号雇工，主要为日本人经营的100多垧甜菜和苜蓿地派小工，每月开70多元钱。听说他好打骂群众，但没有看见过。他出身贫农，自己没有土地。小鬼子倒台后，他就回家种地了。富农王治有揭发，一个叫张八的有3间房，他要买，张八不卖给他，一天张八走到甜菜地时，他找个借口把张八好一顿打。
王长顺平时邻居关系处得不好，积怨颇多，很多社员给派出所出了证实材料，证明王长顺从1957年起，就多次闹退社，并为此和社队干部、社员吵闹打架，将干部们的忍让看做软弱可欺，最后造成“拉马退社”的事实。
派出所民警根据证实材料，整理了“综合材料”，结论认为，王长顺在日伪统治时期，积极为日寇服务，对群众敲诈勒索，毒打群众，品质很坏；解放后劳动消极，思想反动。特别是派出所民警去他家做耐心解释工作时，王长顺竟然说：公安局来（人）能怎的？毛主席来也得拉马退社。该押就押，该崩就崩（指枪毙），我就是要拉马退社。“该人一贯敌视我人民公社，走资本主义道路，品质恶劣，影响极坏，故应送劳动教养”。
王长顺的卷宗里保存了一张字条，是镇公安分局衣有山写给上级机关的。字条是这样写的：“县局局长：狟子洞五队社员王长顺（伪工头、思想反动），曾多次拉马退社，有时还扬言杀队干部，长期不愿参加劳动。我个人意见，考虑教养不太合适，可放到社会主义教育中解决。衣有山，12月17日。”字条的右上角有一条批示：“已和陈局长研究，同意衣局长的意见，12月19日。”从字条中我们获得的信息是，衣有山时任公主岭镇公安分局局长。当衣有山仔细翻阅了王长顺的卷宗后，认为王长顺的行为尚不足以构成“劳动教养”，所以给县公安局写了字条，提出意见。
对一个农民来说，这张字条将对他和全家的命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遗憾的是，笔者还在卷宗首页上方看到了一行字迹：“该人已于1964年春死亡。” 对于王长顺的死亡原因没有任何记载，或者不需要再作任何记载。可以肯定地说，在他死亡之前，不会被强制性地进行“劳动教养”了，但是，他的死，一定是和拉马退社有关的。从1963年11月15日王长顺拉马退社那天算起，到1964年春上不过数月光景，一个脾气暴躁，又患有心脏病的人，能够经得起这样的“折腾”吗？
王长顺葬在黑土地上，为这场悲剧画了句号。
如果没有这份卷宗辗转于世间，谁还会记得这个倔强的山东汉子呢？
摘自：《文史精华》2008年第12期 作者：姜东平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姜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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