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解读国共内战：战后东北之争（上）（三）

国军进军关外

国民党政府当然亦深知战后接收东北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不同于其他沦陷区，国民政府接收东北，需从苏军手中转移，而非从投降日军那里直接接收，因此这是外交交涉行动，牵动国际势力。而战后大批共军已先抵东北，国军进军东北，势必引起国共军事冲突，接收东北，亦是军事行动。

日本投降前后，重庆政府军政要员曾为战后东北接收问题，从各种角度向政府提出建议。1945年9月初旬，立法院院长戴传贤曾邀何应钦及父亲等人召开会议，讨论东北接收的方针。父亲认为欲保东北必须先固平、津，欲固平、津，必须先收热、察。万一必须大军出关，亦只宜先驻沈阳，俟包(头)、绥(远)解围，锦(州)、承(德)肃清，再收长(春)、哈(尔滨)，否则军械补给、士兵寒衣，均生困难。父亲从军事战略的眼光来看东北、华北的接收，东北的补给线过长，国军的力量，同时占领东北、华北，力有不逮；部队入东北，孤军深入，乃兵家大忌，故应先巩固华北，步步为营，再作北上打算。父亲曾任军训部部长八年，对国军部队的实力，了若指掌。父亲的看法，与魏德曼不谋而合。魏德曼亦认为独国军没有力量同时占领华北又北上接收东北。他向蒋中正建议，政府应立即派遣军政精英人员，至长城以南的华北地区，先巩固其地政权。他并向蒋氏建议，将东北问题国际化，邀请美、英、法、苏，与中国暂时共管东北，以监控苏联在东北单独行动。蒋氏亦深知东北国际形势的复杂，曾认真考虑过魏德曼的建议。他在《苏俄在中国》中，对东北接收问题，作此痛切检讨：

“东北的安危，换句话说，就是东北是否落在俄共手中，是一个国际安全有关的问题。当时中国既不能单独解决，也非直接对俄谈判所能解决，则我们应该采取停止接收的决策，一面将我们的部队集中平津，坚守榆关，而以锦州为前进据点，一面将东北问题提出联合国公断，同时公诸世界舆论，课苏俄以应负之责任。如此则我政府在关内有充分实力，戡定中共的叛乱，控制华北的全局，而以东北问题提出国际交涉，暴露苏俄独占东北的狂暴企图，以阻止其东进太平洋的野心计划。

然而我们决策之后，却受了国内和国际各种牵制，不能坚持到底，而又转向苏俄直接谈判，同时更将我们国军精锐的主力调赴东北，陷于一隅，而不能调度自如，争取主动；最后东北一经沦陷，华北即相继失守，而整个局势也就不可收拾了。”

蒋氏在此检讨认为国军应先集中平津，也就是父亲当年的建议。

国民政府为处理接收东北事宜，1945年8月31日，国际最高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常会联合通过《收复东北各省处理办法纲要》，规定设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东北行营及政治、经济两委员会，划东北为九省，先后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兼政治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杜聿明为保安司令长官，此外并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

国民政府当时计划分外交、行政、军事三方面进行接收东北，而以外交、行政先行。当初国民政府委曲求全与苏联订立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即希冀以外交谈判与苏联交涉接收东北，而蒋中正任命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足见国民政府对中苏谈判，寄望之殷。

10月12日，熊式辉、张嘉、蒋经国抵长春，设立东北行营，并开始与远东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RodinY.Malinovsky)展开一连串崎岖曲折的谈判。中国方面，谈判重点在于苏联撤兵日程以及中国部队进驻东北的问题。中国要求部队在大连、营口、葫芦岛安东港上岸。但苏联坚称大连乃自由港，中国军队不得使用，而营口、葫芦岛等港，苏联则称情况不明，无法保证国军安全。后国军部队运抵葫芦岛港口，果遭共军射击，只得改向秦皇岛登陆。至于撤军日期，苏联也一再更改，有意拖延。苏联阻挠中国接收，主要原因是在撤军前向中国政府讨价还价，恢复沙俄时代在东北的经济特权。

10月底，斯大林准备与蒋中正直接商谈，邀蒋经国先往。12月25日，蒋经国以蒋中正主席私人代表身份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两次会晤。斯大林提出的谈判重点为坚决反对美国势力进入东北，要求中国采取不偏不倚独立政策，如将美国势力排出，由中苏合办东北工业三十年，可命中共服从蒋主席的领导。斯大林并提议与蒋中正在莫斯科或中苏边境会晤。蒋中正对斯大林反复无常心生疑惧，又怕中斯大林离间中美关系之计，没有接受邀请。

中苏谈判胶着，而共军趁机源源上道进入东北，国民政府鉴于外交接收失败，而派往接收的行政人员，又处处受到共军威胁，乃决定下令国军部队硬行闯关，开始军事接收。国共军事冲突，在关外日渐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