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了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
1960年5月在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作出半修正主义的评价后,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越来越大。在国际组织中,在国际会议上,经常有所反映,而且愈演愈烈,常常爆发激烈的争吵。
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第11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期间,中苏工会代表团围绕会议报告和决议发生了激烈争论。中共领导人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国家工会代表中的兄弟党党员座谈中批评了苏共的观点。这就给赫鲁晓夫和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范围内组织对中共的“围剿”提供了机会。
1960年夏,赫鲁晓夫利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机会召开布加勒斯特会议,精心策划了对中共的突然袭击,动员几十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围攻中共代表团,对中共的内外政策、对毛泽东进行了猛烈攻击。对此,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有力反驳,揭露了赫鲁晓夫破坏中苏关系的错误,谴责了赫鲁晓夫极端粗暴地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的大国沙文主义、老子党的行为。
会后,赫鲁晓夫采取了一系列严重破坏中苏关系的措施,并把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7月16日,苏联政府通知中国政府决定于9月1日前召回在华工作的专家。不久又单方面撕毁了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议、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技合作项目。
1960年9月,在越南党领导人胡志明的劝和下,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举行了会谈。会谈涉及到许多问题,如关于布加勒斯特会议、关于中印边境事件、关于赫鲁晓夫美化帝国主义、关于苏联将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等等。由于两党之间的分歧太大,会谈无果而散。
10月至11月,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针对当时的局势,毛泽东、中共中央多次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毛泽东提出,赫鲁晓夫现在代表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共产主义运动中,向无产阶级马列主义路线进攻。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苏分歧是原则性的,但从整个中苏关系和世界斗争的全局来说仍然是局部性质的,存在着克服分歧的积极因素。我们的目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恰当的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更好更坚固的团结。根据毛泽东的这些指示,由刘少奇、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赴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在发言中多处影射攻击中共,邓小平发言进行了反击。在讨论会议声明等文件时,双方也是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好在双方最终达成了修改意见,会议在通过宣言、呼吁书后圆满结束。
莫斯科会议结束后,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缓和期。196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肯定了莫斯科会议的成果。毛泽东在会议结束时说,我们现在在党内要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全会决定对苏采取缓和的方针停止论战,把力量集中在国内经济调整工作上。几乎同时,苏共中央也召开全会,提出了今后对待中共应继续执行加强友谊的方针,最好同中国政府就涉及共同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不断地进行协商,互通情报,一如既往地给予中国物资技术援助。仅仅在1961年上半年,中国就两次派出经济、科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商谈经济、技术合作问题。在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中苏两国代表团也配合得很好。不过,好景不长,到1961年底,中苏之间的论战又重新点燃。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在莫斯科举行,中共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大会。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赫鲁晓夫作了总结报告和关于苏联共产党纲领报告。中苏双方围绕批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苏共二十大、评价斯大林等问题发生了争论。赫鲁晓夫完全拒绝中共代表团的劝告,甚至表示,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当他们开始走上“同斯大林不同的道路”时,他们还需要兄弟党的支持。他说,“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对我们有很大的意义”,“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好了”,“我们要走自己的路”。10月23日,周恩来以准备全国人大开会为由提前回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