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德珩：学运中的社会活动家（二）

这就出现了有趣事：陈、许二人在同一年撰文，回忆当年二人同时经历的同一件事，意出现了让后人疑惑的细节出入。毕竟隔了60年的漫长岁月，记忆与自述都难免与曾经发生的真实有些误差。在这些回忆文字中，许德珩说五四时胡适正在老家“丁忧”；又说梁漱溟考北大未被录取，反而被蔡元培聘为教师。其实这两条如同他的牢狱生活记述一样都与事实不尽相符。

在社会各界的强大压力下，被捕的32人于7日上午11时许，由警察总监吴炳湘宣布获释。北大的20名学生，由校庶务主任接回。据许德珩说，汉花园红楼北面的广场（后来以民主广场著称）上放着五张方桌，“我们被捕的北大同学大约十二三人，都站在方桌上和同学们见面。蔡校长也在场。大家的情绪都万分激动，被捕同学没有一人说话，蔡元培校长讲了几句安慰并勉励的话，大家激动得热泪交流。……接着就参加《五七周刊》的发行工作去了”（《五四运动六十周年》）。

当年站在迎接人群中的北大学生范云，这样描述“过了三十七年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的情景：“蔡元培校长、许多教师和同学都在沙滩红楼大门外等候。汽车来了，同学们回来了，大家悲喜交集，拥上前，亲切慰问。在高呼口号声中，许多人都流出了眼泪。”（《五四那天》）

释放学生后，运动并没有结束。许德珩没有像陈独秀所说的“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而是立刻投入出版并上街出售《五七周刊》以及北京学联的其他活动。为寻求声援以扩大运动声势，许德珩和黄日葵受学联委派，化装离开北京，再次踏上天津、济南、南京等城市的串联之路，一路演讲宣传北京的运动，最后到达上海。在5月31日为北大学生郭钦光举行的追悼大会上，许向上海各界约10万人作了激动人心的讲演。随后，北京发生“六三”大捕学生事件，上海各界联合起来，组织起一个工、商、报界与学生的永久性联合机构“全国各界联合会”，形成规模和影响极大的罢课、罢工、罢市行动。许德珩这门“大炮”对促进“三罢”可说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这些运动大获成功的基础上，6月16日，来自京、津、宁、沪、杭等地的全国30多名学生代表在上海先施公司东亚酒楼礼堂，成立了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这就是全国学联。许德珩是北京学联的代表，会后选举北大段锡朋和复旦何葆仁为正副会长。

1919年12月，这位“自一九一八年春留日学生归国、直到五四运动告一段落，从事救国运动”（《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业荒芜近两年的卓越活动家，在上海搭上了开往马赛的法国邮轮，踏上勤工俭学的旅途。

30年代，已是名教授的许德珩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他和马叙伦、白鹏飞、尚仲衣等作为北大代表参加了“北平文化界抗日救国会”，可说本色不改。为此，他又一次入了监狱。

以发起、组织和领导九三学社而为今人熟知的许德珩，大概一生的道路早已由五四运动而决定。在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的“五四时期老同志座谈会”上，当年与许德珩一起被捕的32人之一的初大告，讲到学社的一段逸闻：“许老一九四五年约我发起九三学社，原定为民主科学社，一九四五年九月三日日本签字投降，才定为九三学社。”其原初动机仍是基于他奋斗不息的五四精神——民主与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