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帅公案（三）
孟森先生著作中提到的金梁版《满洲老档秘录》，存在着一些翻译上的问题。金梁先生为清末进士，在翻译过程中过于重雅训，因此虽努力不改其本意，然相当部分译文已与原文文字有差异，甚至有抄录《东华录》的现象，是以时常为后人所诟病。然而，孟森先生在查阅了原始档册之后，再谈毛文龙事时，也是只能提出一些猜测，譬如说其“词气据傲”而不似投降云云，终不能提出有力的反证来推倒档案所载之事。
那么，这个档案里有什么和毛文龙之死有关的东西呢？
在《满文老档》中皇太极档案第二函《太宗皇帝天聪二年正月至十二月》内，有两册档案的名称都是《天聪二年毛文龙等处来文六件》，里面是毛文龙和在皮岛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二人给皇太极的信，同时档案其它函、册内亦散落有多处毛文龙与后金相关的事迹记载。
这一函的第十一、十二册书信档中，有七封是毛文龙与皇太极信，其余为王子登的，这些信起于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后金天聪二年正月，止于四月。
信内所谈，大致三件要事：议和、遣返双方收罗的降人和被捕人员、归降后金。
议和一事，并无什么可议之处。也许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皇太极后来又与袁崇焕开始商谈议和事，因此导致了毛文龙的一些抱怨。
关于遣返降人和被捕人员一事，比较重要的是关于原明将刘兴祚（爱塔）投降后金之后，又叛归皮岛事，皇太极要求遣返。同时，他还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送回前去皮岛谈判，但被来皮岛办公的明户部官员捕获，并送往北京的后金官员阔科（汉文档册称“可可”，其他亦有史料称为“科廓”，为方便起见，今从两地之《满文老档》文，统一称为“阔科”）等人。
归降后金则是这些书信中分量最重的一件事。信内毛文龙明确表示愿意归降后金，并主动提出与皇太极里应外合，合力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地，亦开出了归降条件。
其它的问题，也许还都能以时局为由做一番分辩，惟独归降一事，却实在有些辩无可辩，至多只能予以猜测。但猜测始终是猜测，只要无法提出确凿的反证来推倒这些信件的内容，即使如孟森先生，也无法证明毛文龙并无归降后金的意思，亦不能推翻信中他主动邀约后金里应外合夺取明山海关、登、莱等地的叛明谋划，只能予以猜测。
我们先来看看信内皇太极责成毛文龙设法解救并送回被捕的后金官员一事。
根据明方的记载，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的闰四月辛酉，毛文龙曾向北京报称曰：
长山岛逃回胡四等称：大清皇帝言，屡次与毛文龙讲和，文龙回书语皆饰欺，及送礼讲和，又将我人解京，……如今禁海无粮，欲乘机攻杀等语。”（7）
此处记载的“大清皇帝”云云，显系作者为避祸而为之，盖因后金一直到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公元1636年）才改国号为清，此刻必不得云“大清皇帝”。但这里毛文龙说皇太极指责其“又将我人解京”，却可与清《满文老档》中的毛文龙书信、毛文龙自己所写的塘报互相印证，证实了此前确有后金官员被解押到北京。
然则其中原由是什么呢？是不是毛文龙主动把前来联络的后金使者抓起来押送北京了呢？
我们可以先看看于明天启七年（清天聪元年，公元1627年）九月二十九日到达皮岛（8），并一直在此的原后金镶黄旗副将王子登写给皇太极的信，信中关于此事的本末还比较详细。书中云：
马通事来时，于途遇六、七人逃来，不思己为前来议和，便射死一人，斩杀一人，余众败走，登山得免。及马通事至岛之次日，败走之人逃来岛，在毛文龙之衙门遇见马通事，彼等言尔非途中杀我之诸申乎？遂擒之，往告毛文龙。毛文龙反打逃人，责问诸申（满洲人）地方之事，何告于我等语。遂不询问，逐出之。其人至黄户部门前喊冤，遂擒马通事以去。因马通事嫉妒阔科，任意妄言，毛文龙知事不善，故杀之，并将阔科送往帝京。……谁知道阔科与黄户部到北京后，告知毛文龙与汗礼上（笔者注：原文为上）往来不断等语。科道各员闻之，俱奏书称，毛文龙欲亲敌国，设计谋叛，事已属实，至今尚未议毕等语。……汗不遣人言谢，以慰其心，反留所遣使臣，复取逃亡诸申，其谋泻矣。……汗未思之乎？山海关为北京之前门，登莱二府为北京后门也。岂能为此小故，而弃天下大事乎？（9）
而毛文龙与皇太极的信中，谈及阔科前来联络一事时先道：
先于四月二十六日，阔科、马通事等五人来至镇江。五月初三日，迎入皮岛，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诸申往来频繁，终日忙于事。留住几日，所用衣服，全缝制毕。五月十六日，遣其旧人三名，由海至镇江，复携礼物两驮，运至沈阳。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我遂断然制止，未纳下人谎言。我与尔同谋此事，惟恐失信，故匆忙遣人答复。（10）
其中的一段，台湾版《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翻译似更贴切，读起来意思更清楚，其文为：
适有户部在屯散放粮食户部官从人，殊深疑忌，屡告其官曰：满洲人不时来往，每日议事，驻辄数日。已于五月十六日，由海至镇江，使旧日从者三人，将两季礼物驮回沈阳等语。今山东登州府之总兵及塔守道不时以船出海，沿岸放哨；登州守道率其属员及亲随人等，复至皮岛。因未知确信，未纳下人之言，将其阻止。
在随后的一封信中，毛文龙又道：
毛文龙拜金国汗纛下致书。不佞常铭之于心，宣之于口，存之于中，一时不忘。因所遣使臣之言，同气同意，即遣回国。又闻初遣之使臣，照旧携礼物前来我处等语。当时，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其时汗所遣使臣，未经查实，误入户部。使臣及所携礼物，尽被擒获，解往京都。不佞闻之此，遂连夜遣人赴京，贿银四万两，始获赦死，养之于内地。请少待数日，奋力交涉，俾还于汗。正在烦恼之际，突有喀山牛录下诸申八人逃来，伊等言称：我汗与诸贝勒原以一心倚尔等行事等语。不佞闻此，愈觉不安。嗣后遣来之人，须仔细辨认为善也。无论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若两面夹攻，则大事可定矣。我不分尔所得，我亦不归尔管辖。特致书以闻。（11）
此后的信中，毛文龙一直坚持阔科等人“误入户部粮船”的说法，又申辩道，自己若是诱骗，又何苦去骗擒这四五人：
曾想送还阔科，即与汗及诸贝勒议定大事。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今将阔科未能送还，汗与诸贝勒，亦不再听信我言。一片诚心美意，反成无信义者，此怨无处可诉。我之本意，本欲与汗共图大事，今又见疑，岂非天之罚耶？……若谓诱骗，骗其四五人何为？我二人毋相疑。（12）
对皇太极使者阔科被擒送北京之事，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的信中所叙，有所出入。而阔科的被捕，又导致皇太极疑心大起。这，直接影响了后来毛文龙和后金商谈的归降之事。
按王子登的说法，是阔科等人在来皮岛途中滥杀无辜，以至上岛后被随后到来的幸存者擒获、指控，而毛文龙不予理睬且释放阔科，试图不了了之，于是幸存者又去了正好前来岛上送钱粮的黄户部处报告，终于导致阔科被擒，马通事因多嘴被毛文龙杀人灭口。但阔科被押送到北京后，却泄露了毛文龙与后金议和一事，导致朝野上下一片大哗，北京朝廷认为毛文龙有“谋叛”之心。不过，说毛文龙“谋叛”也是不假，因为这封信中透露了此刻两家所谈之事，是如何夺取北京的前、后门—— 山海关和登莱二府，只不过此刻明廷并不知道而已。
毛文龙的说法则没那么戏剧化，相对要朴实些。他没有说到阔科等人滥杀无辜事，但经过也颇曲折。依毛文龙前一封信所说，四月二十六日，皇太极使者阔科和翻译马通事等五人至镇江，于五月初三日被迎入皮岛，当时户部官员正好来岛解送钱粮，此事引起了户部官属下人的怀疑。到五月十六日，毛文龙遣旧人三名，带礼物两驮，打算渡海自镇江前往沈阳皇太极处。但此消息被户部官员的下属探知，而毛文龙随即又听说山东和登州等地的明军开始在海上加强警戒，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哨探，山东等地明军和道官也前来皮岛，毛文龙遂“断然”采取措施，最后明军官员未接纳下属之报告，以为谎言，毛文龙就此过关。毛文龙告诉皇太极这些具体过程，一则当为邀功，二则是为取信，三则大约想表明自己此举承担的风险之大。
然而，随后而来的情况却大出双方意料之外。毛文龙在后一封信中说阔科等五人并未安全返回沈阳，而是在为户部官员所擒，还连带毛派去沈阳的三人都一起被抓了起来，直接送往北京。这事，户部官员根本就没知会毛文龙：“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两人叙述的最大差异，是在于王子登说阔科之被抓，乃因阔科等人被途中滥杀无辜之幸存者在岛上撞见，因此事发，此事发生在皮岛，毛文龙不但知道，而且还动手杀了翻译官马通事灭口。
而按照毛文龙前后两封信的说法，户部抓人非但他并不知情，还把他派去沈阳回礼的三个部下也一起抓了起来，直接押送进京。
又，查得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六月，户部员外郎黄中色受命负责东江粮饷事宜，而毛文龙于崇祯二年四月奏报中，亦有提到“饷臣黄中色”云云（13），此即王子登所说之“黄户部”及毛文龙所说之“户部粮船”往来皮岛之事，在这一点上，两人说法是一致的。
斩帅公案（四）
王子登和毛文龙信中所叙事端不一，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王子登信与毛文龙信系出不同人之手，当非一人伪造。因倘若是同一人伪造，则必事事无不互相印证，以实其言。无论是谁作伪书，毛文龙是真降还是假降，都断无在信中自相矛盾、使人疑惑之理，况且是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而事后皇太极对此事耿耿于怀的反应和疑惑态度，也说明了此事干系之重大，儿戏不得。另外，王子登信内自夸邀功之意，溢于言表，如“毛文龙乃一品大人，至贵重也。惟信副将（王子登自称）之言，始行此事”（14）等等，亦颇符合其心态。
二，证明了王、毛两人的信件内容，作书时互相之间并不十分知晓，是分别写给皇太极的，否则，关于此事的内容必定是一致的，原因同上。同时依这许多信内所提及的，往来信使是双方人员都有，信件时而由皮岛王、毛各自的家人、亲信送去后金，时而由来岛的后金使者带回去，且使者常需面传应对皇太极、王子登、毛文龙三家嘱咐之事，如信中“起初王总兵具书议和，遣游击金秀柱偕王总兵官家人前往”、“乞汗遣可使之人来皮岛，我与彼面陈所欲之事”、“来员之言语含糊不明，故复往问”等等类似言语甚多（15），如此，则皇太极见信后必然会要使者与毛文龙面商事体，且使者往往在岛上一住便是十数二十日，又观诸朝鲜的《仁祖大王实录》，也可知双方使者往来颇为繁多，如毛文龙书信是王子登所作伪书，这等事情却又如何瞒得过就在岛上的毛文龙？且做伪只能瞒得一面，无法两面欺瞒，更不可能三面欺瞒，尤其是如果瞒不过毛文龙，则其伪当时可知。
因此所谓的“伪书”问题，只看书信中叮嘱之内容，以及皮岛与沈阳双方使者此等来往情形、方式和频繁度，已基本可以否定。又如日本已故的东北、亚洲史权威神田信夫先生，在其《“满文老档”に见える毛文龙等の书简について——毛文龙と后金の和议と交涉をめぐって》一文中，就曾举集了大量的明、后金和朝鲜史料，尤其是记载极其详细，至于使者来往日期和人数、言谈举止都历历在册的《承政院日记》、《乱中杂录》等，他不但考据出了王子登入皮岛的确切时间，还详细论证了王子登在毛文龙与后金谈判中的身份和作用。神田先生亦认为，正是这个王子登，扮演了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归降谈判的中间人角色。
只是因《满文老档》之刊行，此后论毛文龙者十之八、九必提此书信，所以“伪书”之猜想也因此而起，尘嚣日上。然而到目前为止，这依然只仅仅是纯粹的猜想，并无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证据能证实这一猜想。所以，毛文龙的这些书信，目前依然还是一件无法推倒的、他与后金实施归降谈判的直接证据。
而更鲜为人知的是，在《满文老档》之外，还有两件毛文龙与皇太极书的汉文原档也侥幸留存了下来，现存于台湾。今谨附其中一件翻拍照片（局部）于此，其中除略有残缺、个别文字略有差异外，其内容与《满文老档》中所载之毛文龙书第五封一致，更可供互相印证之用。而此信中抬头的格式，也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辨析一下毛、王二人的说法哪一个更接近事情的本来面目。
如果以毛文龙的说法，双方纠缠不休的这位皇太极使者阔科，又到底是怎么被那位管粮饷的黄户部黄中色擒获的呢？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这位黄中色是个什么样的人。
早在袁崇焕出镇辽东前，朝中不少大臣对毛文龙谎报冒领等事项就已有所知，故“多有上本者”，而崇祯也对其所报有疑。在平台召对袁崇焕命其督师辽东后，恰好毛文龙又献俘北京，所以崇祯特地招兵部尚书等人前来问对道：“文龙献俘，似或非实。前者冒饷亦多，该部详查以闻。”当时在场的诸大臣中，就有“黄户部中色、王兵备廷式（笔者注：式应为试）、孙军门国桢皆曰：‘文龙有军二万六千，一年之饷，殆十余万，而不能收复辽阳一尺土，国家虚费至此，敕令兵部酌处云。 ’”黄中色此处的表现，已可说明其态度之一二。而当时的大明属国朝鲜在获悉这个情况后，君臣曾大为担忧，商议道：“毛帅若不得如前冒饷，则其势不得不责办于我，前头必有难处之患矣。”（16）
毛文龙和皇太极之间的来往，可以瞒得了北京，但在朝鲜、皮岛和辽东地方，是不太容易隐瞒的，盖因其使者多有走朝鲜过境者。而这位饷臣黄中色频繁来往于北京、山东、皮岛等地，加上皮岛将领也不是全都愿意和后金来往的，所以黄中色如果获悉有后金使者往来于皮岛，也并不奇怪。就是当时的明朝藩属朝鲜，亦有官员打算向黄中色报告的。如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四月，朝鲜官员郑忠信就飞报朝鲜国王曰：
胡差五人及护送唐差一人，将轻货四五驮出自蛇岛，直向义州之路。问于唐人，则秘不明言。毛将之与虏相通，为日后地者，果似分明。黄户部方在岛中，不可不密通情形于户部，使之嘿察应变。宜以此意，下谕于接伴使（17）。
当时的朝鲜和蒙古的部分部落，为明朝的左右手，对后金形成了一个环形包围圈，所以和朝鲜的关系，是明朝外交上相当重要的一环。而毛文龙所部，屡屡在朝鲜境内威胁地方官员，烧杀抢掠。虽然他们不是和后金军入侵那样大规模地进行，但数十数百人的毛军掳掠奸淫甚至欺压朝鲜地方政府，在朝鲜方面的记载比比皆是。尤有甚者，据《仁祖大王实录》记载，明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七月，毛文龙派去的使者毛有卿，带家丁三十余人仗剑直闯朝鲜皇宫厥门，“拔剑突入，几至接战”，根本不把朝鲜国王放在眼里。
事实上毛帅此等跋扈于辽东和朝鲜的情形，在天启年间的京官姜曰广等二人出使朝鲜时就已有所知，因此这位黄户部黄中色到皮岛，并不仅仅只是来打理粮饷的，他还负有“纠察军务”的使命，如下文中将会提到的袁崇焕所言，他兼有监军之职责。对“纠察军务”这个使命，黄中色看起来很在意，而且也是在切实进行的。以目前掌握的资料看，此人尚算廉洁，也比较尽忠职守（18）。他本人和其下属，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向朝鲜官员问起皮岛部队有否骚扰朝鲜，这个举动，是符合当时明朝政府利益的。同时，黄中色和毛文龙无论在政治和利益关系上，都不是同一阵营的人，他不属于毛文龙的北京关系网内，而且在纠察毛文龙虚报军兵数目、冒领军饷一事中，还有这位黄中色的一份，毛文龙自己所上的塘报也曾言道：“臣部之兵，……再裁之饷臣黄中色，为六万。”（19）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去看毛文龙的书信，纵观事件的整个过程，就会发现阔科之被擒获不是误入粮船那么简单了，也并非是户部官员黄中色多管闲事，竟然已带上了一点身负“纠察军务”之责的黄中色在设计抓捕后金使者的色彩：
“时户部在岛散发粮食。户部官属下人，十分怀疑，屡告其户部曰：……今闻山东登州地方总兵官及原道员，不时遣船出海，沿岸安哨探。登州地方道员携其下属官员、承差及亲随、僚友等，又来至皮岛等语。因未知确信，……未纳下人谎言”、“皇上遣户部大臣送钱粮至岛，并将所乘船撤回铁山。”
——以毛信此处所言，黄中色和他的下属在发现岛上的可疑行迹后，大约是怕自己人手不足以弹压，已发信要山东明军开始加强巡逻，同时招山东明军上岛，而后因为没有“确信”，所以无法抓人，也可能因毛文龙有一定的防御措施，不容易抓到人（20），于是先撤回山东明军，同时声称自己的粮船要开回铁山去，实则是埋伏海上。
“不料汗所遣之人误入户部粮船，为来送钱粮之户部官员擒获，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以败我大事。”
——后金使者一离岛，黄中色马上实施抓捕，连同毛文龙的三名使者一起，从海上直接押送北京。尤其是“连我之三人一并解往京都，亦未告知我”这个举动，更十分明显地表示了黄中色等人对毛文龙的怀疑。
因此如果以这样的情况而论，则阔科被抓一事中，毛文龙非但无辜，且对阔科等人的保护已可算十分之尽力了。
但毛文龙在此处，却终于露出了一点破绽。
试想如果阔科等人是在来皮岛的途中，那倒确实有可能误将户部粮船当毛文龙水师而走入导致被抓，但现在他是和毛文龙的手下一起自皮岛回沈阳去，此事定是由毛文龙安排，而阔科身边的三名毛帅亲信又焉能没一个能分清自家水师和户部粮船的，怎么可能全体都“误入”户部粮船而被抓？因此，这明显是毛文龙在皇太极处试图为自己开脱之词，他要将阔科被抓的责任，推到阔科及其部下身上去。
而更重要的是，在毛文龙之子毛承斗所辑的《东江疏揭塘报节抄》中，卷七所载的一份毛文龙塘报，从另一方面证实了那位通事马秀才，确实是被毛文龙在皮岛军营的辕门外所杀，余下人员“夷目可可（阔科）孤山一名、牛鹿三名，俘解至阙”。如此，则毛文龙所说的三名部下被户部官员一并抓去、且并未告之自己云云，显然是子虚乌有之事，乃是毛文龙为推卸责任而杜撰的开脱之词。
另外，在这封塘报里，这位使者阔科的官级也从牛录额真一举上升到了固山额真，与《满文老档》所记载的牛录额真大不相同，而看毛文龙书信的汉文原档，可知毛文龙是知道他只是个牛录额真的，此又明显是毛文龙顺带搞出来的冒功之举。
据此而言，这起事件就应该是皇太极使者来岛谈判之事业已败露，在黄中色或已经登岛的山东明军面前，毛文龙不得不有所忌惮，所以抢先动手杀了马通事灭口，然后黄中色径自将阔科押回北京拘押，这既符合毛文龙塘报记载，也与王子登的书信中所述相符，而且也合乎情理。
只是这么一来，毛文龙在这件事情上的责任显然就很大了，皇太极知道后也肯定会因此指责他没有保护好后金使者。所以为了推卸责任，毛文龙在述说事件发生的起因和过程中，肯定会做手脚、打埋伏，故而毛文龙信中所言不尽不实的可能性，远比王子登的来得大。且只单是从马通事确实被毛文龙在皮岛所杀，而他却刻意隐瞒这一事来看，毛文龙所阐述的事情过程就是不尽不实的。因此，从各方的厉害关系以及毛文龙塘报中透露的马通事确实为毛文龙所杀这些资料上来看，王子登信中所阐述的过程，显然更接近于事情的真相，远比毛文龙所说的要可信得多。
且先不论王、毛二人所书之过程孰是孰非，从以上所举的这些资料中我们至少可以先肯定一点，那就是阔科并非为毛文龙主动擒献，而是为因为由于有来皮岛的黄户部之故，才导致了其被抓，最终被押送上京。而毛文龙此刻和皇太极所谈之事，也已经不是议和那么简单的问题，而是进行到了约定如何里应外合夺取北京的前后两大门——山海关和登莱二府的程度了，这两事可自毛、王两人的信件和塘报中互相得到印证，可称是确凿无疑。
阔科等人被解送到北京后，毛文龙和皇太极私下来往之事自然是瞒不住了。不过从当时各方记载来看，阔科并没有如毛文龙信中所说那样出卖毛文龙，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北京朝廷已经知道了他们谈判的具体内容，明廷只知道他是来议和的，因此毛文龙反迹未明，且镇守辽东地方的大员们，也时有遇到后金使者前来议和等事，所以这算不得是什么天大的事。
而毛文龙和王子登两人告诉皇太极说，明廷已经知道他们谈判内容、花费多少人力财力抢救云云，乃是在推卸责任以及表自己功劳，实际上，明廷那时只知道阔科是来议和的使者。
到此处为止，哪怕且先不去谈毛文龙试图勾连皇太极里应外合夺取山海关和登莱等处的行径，其问题也是很严重的。毛文龙长期交通敌国却刻意隐瞒不上奏朝廷，这和袁崇焕等人在与后金谈判时，随时将谈判情况禀报朝廷的举动完全不同，两者在性质上有本质的区别，这是确实可以坐其私通外番之罪的。且由于毛文龙此等刻意隐瞒的行为，也一定会让人不得不对其动机打上一个问号，即使是为毛文龙鸣不平的朱溶，在其所撰的《表忠录》内，也无法回避“可可（即阔科）固山及马生至东江议和”这一事，所以后来在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上书请罪时，崇祯覆旨曰毛文龙“通夷有迹”（21），也绝不是在庇护和偏袒袁崇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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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