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长相丑陋，出身卑微，一辈子都梦想着出人头地。他生性敏感，饱受摧折，不敢谈婚论嫁，到头来反被视作同性恋。他的童话是给全世界孩子们的最好礼物，但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仍然只是一个有趣的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这样一个外表古怪，内心忧郁的安徒生，又是如何写出了如此灿烂的纯真梦想呢？
1874年，也即安徒生去世前一年，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出自一位美国女学童之手，随信附有一张一美元的钞票，以及一份登载着安徒生身体病弱及所谓穷困潦倒的报纸剪报。没多久，别的孩子也开始寄来小额钱款，用以偿还费城一家报纸所谓欠这位丹麦作家的“儿童债”，后来，连美国大使也亲自给他送来了200个丹麦银元。还没有穷得揭不开锅的安徒生想加以阻止。他写信给发起这一慈善募捐活动的《费城晚报》发行人吉布森·皮科克，说他尽管很乐于见到“我以小语种所写的故事能在距祖国如此遥远的地方找到读者”，并且为如此多的美国孩子“打破储蓄罐来帮助他这个老作家”而深深感动，可他确实不需要也不能够接受这些礼物。他写道，现在他感到蒙羞，而非自豪和感激，而某种满足感已经抵销了安徒生的困窘。
安徒生终其一生都梦想出人头地，能被视作真正的艺术家，有时侯这种渴望可以战胜一切。“我的名字开始熠熠生辉，这也是我活着的唯一理由。我觊觎声名和荣耀，与守财奴觊觎金子如出一辙，”这是他30岁出头那会儿写给朋友的信。而今他已69岁，其声名远播之广，美国报纸搞的活动可资证明。他也许比其他在世的作家更为知名，而国际性的声望通常建立在其他名人的陪衬之上。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他的作品便得到广泛传诵，尽管其方式并不总是合乎他的本意。像《拇指姑娘》、《丑小鸭》、《皇帝的新装》和《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故事，早已有了大量译本，其中也包括把原作糟蹋得面目全非的粗劣译文。比如说恶名昭著的玛丽·霍维特（MaryHowitt），一个不懂丹麦语的英国女人，其翻译完全仰赖于德文版。另一位英国译者卡洛琳·皮奇则整段整段地大删特删。不过还是出了一些较好的版本，特别是在美国。如让·赫绍特（JeanHersholt）的译本，这位丹麦人是20世纪30年代的好莱坞明星。安徒生去世一百多年后，其文学影响力反而仍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莫依亚·希勒的电影《红舞鞋》比安徒生的原著还要出名。根据安徒生童话改编的电影及和卡通片可以在任何一家“巨弹”连锁店里租到，迪斯尼公司还执意重写安徒生一些最优美的故事，为年轻观众加上幸福的结局。总的说来，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安徒生被公认为一个美丽童话的有趣作家，而非文学巨匠。
1952年，丹尼·凯（DannyKaye，1913－1987，美国喜剧明星，原名大卫·丹尼尔·卡明斯基。——译注）主演的电影《安徒生传》将这种观点表露无遗。尽管这部影片跟真实的安徒生风马牛不相及——它倒也从未如此自夸——但它营造出了一个和安徒生童话一样深入人心的作家生平，它几乎成了那些童话的续篇：一个来自费恩岛小镇奥登塞的穷小子，独闯哥本哈根，征服逆境，终获成功。这也是该片的精髓所在，说远点儿，和安徒生的自传也颇为契合，他给它取名为《我生命的童话》，其中并无自我解嘲之意。然而据弗兰克·娄瑟（FrankLoesser，1910－1969，美国著名的抒情歌曲作者，也是电影《安徒生传》中多首插曲的作者之一。——译注）记载，丹尼·凯的这部影片在丹麦被认为是一部无聊，且令旅游业有点儿难堪的作品。
长期以来，安徒生及其作品为学术界提供了大量素材。几乎从他辞世那天起，评论家及研究者就开始挖掘他的家族历史，对其私人日志和文字资料狼吞虎咽，连一本较早写就，未及加工的回忆录也不放过，这本回忆录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掘出版。1993年，奥登塞安徒生中心的主任约翰·德·米留斯出版了一本逐日记录安徒生日常生活的详尽年谱，此项仍在进行的工作，令丹麦人得以透彻了解安徒生的生活细节——详至他手淫的频率——以及在哥本哈根著名购物街斯拖盖特大街找到的与其他纪念品完全不搭调的一幅肖像画。对真实的安徒生感兴趣的人到处都在增加：爱尔兰剧作家巴里（SebastianBarry）和美国舞蹈家玛莎·克拉克（MarthaClarke）最近合作，排演了一出关于安徒生生平的舞剧，其中包括弗兰克·娄瑟的配乐。作品于去年秋季在旧金山首演，但评论家们多少有些困惑，他们惊异于其出色的视觉效果，却无法认识到舞台上呈现出的那个阴影中的安徒生。（这部作品正在重排，准备在下个演季进军百老汇）。此外，诺普夫出版社今春还将出版一部新的安徒生传记，作者是伦敦《金融时报》的作家杰基·伍施拉格（JakieWullschlager）。新传将为屈指可数的英文研究论著增加一部可信的作品，布雷兹多夫出版于1975年的《安徒生传》是其中最为著名之作。
在29岁那年画的一幅肖像中，安徒生戴高领，留小胡子，看上去像个花花公子。但是后来拍的许多照片——难看，别扭，冷漠和忧伤——似乎更接近安徒生的真实状态。“要我说，安徒生的日常状态就是悲伤，”乔纳斯·科林（当时丹麦皇家剧院的导演。——译注）的儿子爱德华在一本回忆录中写道。安徒生的作品也反复透露出零零碎碎的暗示：社会冷遇，性挫折，以及对往事有朝一日会将其吞没的恐惧。
终其一生，他都无法摆脱在斯莱格思（Slagelse）文法学校四年生活留下的噩梦。他在那儿吞咽着失败的恐惧，受到毫无同情心的校长的虐待，并被强令停止他难以自制的写作冲动。他曾给自已在哥本哈根的赞助人P．F．伍尔夫海军上将的妻子写去一封充满自怜情绪的信，伍尔夫太太复信说：
你麻烦起朋友来实在是不遗余力，我难以相信这样做能令你好过一些——你对自己——你自己——一贯强烈关注的最终结果便是——你认为你将成为伟大的诗人——我亲爱的安徒生！你怎么就不觉得，你所有这些想法都将一事无成，你正在误入岐途。
但安徒生已无法自拔。他发誓要当个大作家——像奥伦施拉格（AdamOehlenschlager，1779－1850，丹麦浪漫主义诗人和剧作家。——译注）那样的大作家。1826年，这位成熟的21岁学生写了首甜腻腻的诗，名叫《垂死孩童》，诗中写道，“母亲，我累了，我想睡了，让我歇息在你的心畔。”第二年，这首诗在丹麦一家报纸上发表，结果大受欢迎。三年后，哥本哈根的大文阀J．L．黑伯格创办的一本文学杂志选登了安徒生的幻想散文《阿马格岛漫游记》的部分章节后，其作品再次风行一时。这使安徒生头一回尝到备受公众瞩目的滋味，但英格曼（B．S．Ingemann，1789－1862，丹麦作家，诗人和剧作家。——译注）不久便指责他讨好“七嘴八舌、浅薄浮躁的读者”，这简直让安徒生大惊失色。
安徒生也很想讨好另一种读者：与他同时代的名人们。1883年，他首度游历巴黎，当年他年方二十有八，在丹麦以外还很少为人所知，他直接登门造访雨果，吓了人家一跳。这种几近狂热的追星举动才刚刚开始，他这辈子还和这些人拉上了关系：李斯特，大小仲马，巴尔扎克，门德尔松，格林兄弟（人们经常把他和他们相提并论），海涅——他视安徒生为趋炎附势之人（“他的举止显出了那种王子们喜欢的摇尾乞怜的奴态。”），还有舒曼，罗西尼，有“瑞典夜莺”之称的珍妮·林德，瓦格纳，以及狄更斯。
安徒生渴求引人注目，但他一直租房独居。也有女孩子迷恋他，通常是朋友们的女儿，珍妮·林德尤甚。但任何事情只要一和性沾上边儿，他便勇气尽失，女人们和她们的胴体总是让他惊惶失措。
1834年初，他在日记中写到参观画家艾伯特·库池勒的画室的经过：
我正坐着，一个约摸16岁的年轻模特儿跟她妈妈一块到了。库池勒说他想看看她的乳房。那女孩儿因我在场而稍显局促，但她妈妈说，“磨蹭啥，磨蹭啥！”，随即便解开她的衣服，尽数扯到腰部以下，她站在那儿，半裸着，皮肤很黑，胳膊也有些过于细弱，但那乳房美丽，圆润……我感到自己的身体在震颤。
他的日记在描写自己的身体时也令人吃惊地坦白。“阴茎疼”或类似的记录比比皆是，旁边加上十字状的标记，表明他手淫过了。快30岁时，他去意大利旅行，期间写道：
我热血沸腾。头痛。血涌进我的眼睛，一种从未有过的激情驱使我走出门外——我不知自己要去哪儿，但是我……坐在海边的一块石头上，涨潮了。红色的火焰沿维苏威奔流而下。我往回走时，两个男人跟了上来，问我要不要女人。不，不要！我大喊，然而回家一头扎进了水里。
1901年，有位丹麦作家托名艾伯特·汉森，在一家德文杂志上提出安徒生是同性恋。此后，研究者们就此问题展开的辩论已显冗长乏味。作为一个成年男子，他偶而也会像对女人那样对男人着迷，最明显的例子便是舞蹈家海拉德·沙夫。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安徒生始终保持着童子之身。不管怎样，他都是十九世纪一个真真正正的孩子，他的小说和剧本尽管本意是为成人所写，但也极少以超出当时标准文学修辞的形式去触及性欲——顶多是些颤抖的嘴唇和有礼有节的拥抱而已。
在安徒生于1875年以75岁高龄去世之前，他已得偿所愿，大获全胜。别的作家也对他喜爱有加，其中包括萨克雷，易卜生和朗费罗，他跟他们都有通信联系。他一度和狄更斯过从甚密，但他们之间的友情竟以恶言收场。布雷兹多夫是这样记述的，1857年6月，安徒生应邀前往狄更斯在肯特郡的乡间居所，在那儿一呆就是五个礼拜，几乎让主人疯掉。狄更斯的女儿凯特后来回忆，他父亲最终摊牌说：“汉斯·安徒生在这屋子里睡了五个星期——好像要跟这个家永远过下去了！”
狄更斯随后便与他断交——而安徒生到死也没明白个中缘由。
安徒生在有生之年看到了奥登塞因其声望而名扬四海。拜访者纷至沓来，向他表示敬意。他成了欧洲皇室的宠儿。他摆好姿势让人为他塑像。（去年7月，人们可以看到大群孩子坐在纽约中央公园安徒生塑像的基座上，聆听有人为他们朗读的《哈里·波特与火怀》）但是，比起易卜生和斯特林堡，甚至汉姆生和J．P．雅各布森，安徒生仍被视为最难以捉摸的艺术家——一位全然用小语种写作的文学大师——还有，不知何故，这位最悲观的男士继续遭受着打击，他深信任何东西都是过眼云烟。甚至正当盛名之时，安徒生也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所受的打击：那纯粹来源于一种无因的恐慌：
一个肮脏的肓流站在泉边。我有种感觉，他可能认识我，并且可能会告诉我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好像我是个得到高升才进了上流阶级的贱民。
那时正是美国学童对他大发善心的1874年，他身患重病。一年之内，他便要因肝癌而死去。但是，即便在他弥留之际的这几个月里（大部分时间他都与犹太商人莫里茨·梅尔考斯一家呆在一起，此人一直在照顾他）他乐于，甚至渴求会晤任何寻访者。而且，在这些谈话中，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他的可爱、虚无、对别人赏识的令人心碎的渴望。当时年仅23岁，也不会说丹麦语的英国文学记者和评论家爱德蒙·高斯，后来写了他如何在门口遇到“一位高个儿、上了年纪的绅士，身穿整套的褐色西装，戴着一顶颜色同样深浅的鼻烟色卷毛假发。”高斯接着写道：
那一瞬间，我好像被狠戳了一下，他那张古怪丑陋的脸和手，他那极长的令人眩晕的胳膊……汉斯·安徒生的脸是一张农民的脸，长至一生的感性和文化生活也没能从他脸上移去泥土的印记。
美国领事G．W．格里芬好像记不得安徒生身体上的病痛了。“我拜访他时，”格里芬在1875年写道，“交给他一封西斯特先生（一位诗人朋友）寄给我的信，请他为他的自选集抄点他喜欢的诗句。”安徒生在一张照片的背面划拉了几下，上书：“致L．J．西斯特先生。
人生是最美的童话。此致。H．C．安徒生。”接着，他拉着格里芬的手说，“告诉朗费罗先生，说我病得厉害。”格里芬是带着明显的，几乎是洋洋自得的满足感来描述这一场景的。不管是他，还是安徒生在去世前那几个月里同意会见的人，好像都没有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们自己还不急不忙地登门讨扰呢。
原文载于2005年1月8日的《纽约客》杂志。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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