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敬桂：我国物价低位运行再审视与系统破局

马敬桂（长江大学经管学院教授）

合理的物价水平是经济健康发展和良性循环的必要条件和环境要求。当全球主要经济体仍在努力摆脱高通胀阴霾之际，中国经济却面临着另一番图景——物价水平持续低位运行。2025年全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与上年持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2.6%。从2023年初开始，CPI涨幅连续几年低位徘徊，而PPI更是经历了长时间的同比下降。这并非一个简单的价格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宏观经济信号，背后是供需关系的深层博弈、结构性矛盾的集中体现以及经济预期的关键风向。当下破解物价低位运行困境，不仅具有迫切性，而且直接关乎短期的企业盈利与市场信心，更是增强经济长期增长预期、激活内生动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课题。

一、表象与本质：结构性分化和阶段特点

首先，必须科学、辩证地看待当前中国的物价态势。低位运行并不等同于经典的通货紧缩。经济学意义上的通缩，通常需要具备三个特征：价格总水平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下降以及经济衰退。从当前数据看，我国并不符合后两个条件。2025年，我国广义货币M2仍保持8.5%的同比增长，社会融资规模也持续扩大。更为重要的是，经济基本盘保持稳定增长，2025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达到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权威机构也据此认为，中国经济并未陷入整体通缩趋势。

然而，物价长期低位徘徊，其本身就是一种需要高度警惕的经济隐疾。它具体表现为一种深刻的“结构性通缩”压力。一方面，以食品和能源为代表的大宗商品和基础消费品价格持续下跌，成为拉低整体CPI的主要力量。这既与国内肉蛋菜等食品供给充足充裕，也与国际油价下行有关。另一方面，反映经济内生动力和消费升级趋势的核心CPI（扣除食品和能源）和部分升级类工业品价格则显现出积极的回升势头。2025年，核心CPI同比上涨0.7%，其中9至12月连续四个月涨幅保持在1%以上；同时，扣除能源的部分工业消费品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金饰品、家用器具等品类价格上涨明显。

这种结构性分化是理解当前物价问题的关键，也指明了政策发力的方向：问题并非全面性需求萎缩，而是结构性供需失衡与传统动能放缓的阶段性压力。

二、三重根源：供需错配、结构失衡与预期疲弱

物价是市场供求关系的“晴雨表”。当前物价低位运行的困境，是供给与需求、总量与结构、国内与国际等多重因素交织叠加的结果。

1. 供需恢复“时间差”与有效需求不足。 新冠疫情平稳转段后，我国供应链体系展现出强大韧性，生产端的恢复速度远快于需求端。产品供给充足甚至部分领域出现过剩，但居民消费意愿和企业投资信心因收入预期不稳、未来不确定性增加而恢复缓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等数据虽在恢复，但尚未形成强大的、可持续的内需扩张拉力。这种供需恢复的“时间差”，是导致物价承压的直接原因。

2. 部分行业“内卷式”竞争与产能过剩。 这是拉低PPI、侵蚀企业利润的核心症结。在一些新兴产业和传统重化工业领域，如新能源汽车、光伏、部分化工材料等，存在产能同质化扩张和无序竞争。地方政府为招商引资有时提供过度优惠，部分企业为抢占市场份额不惜进行“低于成本”的低价倾销。这种“内卷式”的“价格战”，导致行业普遍陷入“增产不增收”、“增收不增利”的困境。激烈的竞争压低了出厂价格，也削弱了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品质提升的能力与意愿。

3. 资产价格调整与收入预期转弱。 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深刻的调整转型期，其对上下游产业链（如钢铁、建材、家电）的价格拉动效应减弱，同时通过“财富效应”影响了部分居民的消费信心。股市等资本市场波动，中小投资者被“割韭菜”现象，也加剧了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不确定性。当家庭对未来的收入增长缺乏稳定预期时，预防性储蓄动机就会增强，即时消费意愿受到抑制。

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一个“低收入预期—低消费—低物价—低企业盈利—低收入”的负向循环，亟待打破。

三、潜在风险：警惕低物价的“隐性成本”

看似对消费者有利的低物价环境，若长期持续，将对中国经济的良性循环构成四重挑战：

1. 侵蚀企业利润，抑制创新与投资。持续的价格竞争和低迷的出厂价格（PPI长期为负），严重挤压了实体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利润空间。当企业将大量精力用于“价格战”求生，而非研发创新和产品升级时，整个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就会受阻，高质量发展的根基就会动摇。

2. 加重实际债务负担，引发金融风险。物价水平持续低位，意味着货币的实际购买力下降缓慢。对于拥有大量存量债务的企业和政府而言，其实际债务负担会相对加重，偿债压力增大，可能局部积累金融风险。

3. 扭曲资源配置，延缓结构转型。在通缩预期下，资金和资源可能更倾向于流向少数看似安全的领域或进行空转套利，而不是进入有长远前景但短期风险较高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延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4. 削弱政策传导效能。当市场普遍形成通缩预期时，居民和企业倾向于持币观望，即使中央银行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降低利率，也难以有效刺激信贷需求和终端消费，出现所谓的“流动性陷阱”迹象，导致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受阻。

四、破局之道：精准协同的“组合拳”

促进物价合理回升，绝非追求“大水漫灌”式的通胀，而是要修复价格信号，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需要一套供需双侧发力、政策与改革协同的“组合拳”。

1. 宏观政策：强化逆周期调节，稳定总需求。

· 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加力”。中央政府已明确安排要提高财政赤字率，加大支出强度，安排更大规模的政府债券。资金应重点用于两方面：一是增加对教育、医疗、养老，特别是农村老人养老等民生领域的投入，完善社会保障网，降低居民预防性储蓄，直接提升消费能力和意愿；二是高质量推进“两重”（重大战略、重大项目）建设，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有效带动社会投资，优化供给结构。

· 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精准有效”。央行已把“促进物价合理回升”作为重要政策考量。关键是将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增速，切实与经济增长和价格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通过降准、降息等工具，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持续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为实体经济复苏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2. 供给改革：治理“内卷”与扩张“新质”并举。

·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整治“内卷式”竞争。这是改善供给结构、提升价格水平的关键一招。需依法加强重点行业价格监管，严厉查处低价倾销等不正当竞争行为。同时，推动重点行业产能治理，建立市场化、法治化的产能退出机制，让低效、落后产能有序出清，缓解供需失衡。2025年下半年以来，煤炭、光伏设备等行业的价格企稳回升，正是市场秩序优化和产能治理初显成效的体现。

· 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创造新供给和新需求。物价的回暖最终需要新动能驱动。数据显示，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新兴行业已开始带动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应继续大力支持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以及生物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以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创造高品质供给，引领和创造新的市场需求，形成物价回升的“新支柱”。

3. 需求管理，从“刺激消费”到“夯实消费能力”。

· 深入实施“消费促进年”等行动，但核心在于“增收”。短期消费刺激政策（如以旧换新）能起效，但长期消费潜力释放，根本在于居民“有钱花、敢花钱”。因此，必须制定并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该提高的大胆的提，该保障的坚决的保。稳定和扩大就业是增收的前提，需特别关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带来的结构性就业挑战，并大力挖掘家政、养老、文旅等服务业领域的巨大就业潜力。

· 释放服务消费潜能。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仍有巨大提升空间。当前消费数据中，旅游、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价格表现强劲，显示其巨大潜力。应进一步放开医疗、养老、文化体育等服务业市场准入，鼓励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增加优质服务供给，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多样化的消费升级需求。

4. 预期引导：重建信心，打破负向循环。

· 稳楼市、稳股市、稳预期。采取综合性措施，推动房地产市场止跌回稳，改善优质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这对于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稳定财富预期至关重要。预期一旦转向乐观，被抑制的消费和投资需求便会逐步释放。

· 加强政策沟通与解读。权威部门应及时、清晰地向市场传递政策意图和经济形势的积极变化（如核心CPI持续回升），管理好通缩预期，避免市场形成自我实现的悲观循环。

综合来看，当前物价低位运行是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一种阶段性现象。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宏观治理展现更高的智慧与韧性，通过系统性的“组合拳”，旨在重建三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循环：

一是收入-消费循环 ，通过增收和社保改革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二是利润-投资循环，通过稳定价格预期和降低实际融资成本，修复企业利润，激励创新投资；

三是价格-效率循环，让价格信号真正引导资源从低效领域流向高效领域，完成经济的结构性重塑。

最终目标，是引导中国经济走向 “增长保持韧性+物价低位上升” 的新平衡。在这种状态下，温和上升的物价将成为经济肌体恢复活力的信号灯，既为企业创新提供合理利润空间，又为居民收入增长创造条件，更为宏观政策操作提供充裕空间，从而为“十五五”时期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宏观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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