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学军：货币环境发生变化，突破更需深入创新

原中国银监会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主席 于学军

2024年以来中国的货币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首先看货币供应量。我国的货币统计分为三个层次，即M0、M1、M2，称为现金、狭义货币供应量和广义货币供应量。简单分别一下，M0即流通中的现金，M1是现金加上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M2是在M1的基础上再加上企事业单位的定期存款、居民的储蓄存款，还包括所有的其他各项存款，是目前中国最大的货币统计口径。

先说M0即现金。相信现在所有的人都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感受：近十几年来，随着微信、支付宝等手机支付功能的开发和发展，现在人们的口袋里已几乎不需要携带现金，走到哪里都是手机支付，确实方便、简单，现金支付的场景大幅减少。从统计数字上，也可以寻觅到这种变化：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现金投放每年都保持双位数以上的增长，其中2010年增长16.7%，是增长较快的一年；但之后增速明显降低，2012年即由上年增长13.8%降低为增长7.7%，2014年进一步降为只增长2.9%。直到新冠疫情发生前的几年里，基本上每年大约增长3%—5%。应该是因为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在2020年之后全国现金投放明显增大，2020—2023年，分别增长了9.2%、7.7%、15.3%和8.3%，平均约在10%以上，即明显高于疫情发生前的水平。这种情况一直持续至今，2024年前九个月同期比仍保持11.5%的增长水平。现在到处都不使用现金了，但每个月现金投放却仍保持大幅增长，这显然有些不合常理，什么原因？问了不少相关人员，但都不得其解。

再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在新冠疫情暴发前的三年即2017—2019年，每年增长维持在8%多一点，当时被认为是一个合理的正常水平；新冠疫情对经济形成明显的负向冲击，宏观调控部门迅速出台刺激性经济政策，不断加大货币信贷投放，致使M2增长出现上升，2020—2023年，四年平均每年大约增长10%左右，明显高于疫情前的增长水平。但2024年以来，增速却明显下滑，9月末的M2余额达到310万亿元，同期比增长6.8%。表面上看，这个数据问题不大，但仍然感觉保持增长不易。

问题主要反映在狭义货币供应量M1的减少上。至9月末，M1余额为62.8万亿元，同比下降7.4%；从数额上看，比上年末大约减少5.2万亿元。这是我国货币供应量指标自设立以来的历史最低，从而出现了所谓的M1和M2剪刀差不断扩大的问题，6.8+7.4=14.2，即两者相差14.2个百分点。

M1的构成主要是流通中的现金和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既然同期现金投放增加较多，M0保持高速增长，那么M1的下降就一定是企事业单位的活期存款。简单计算一下，这一项大约从上年末的56.7万亿元减少到2024年9月末的50.6万亿元，两数相减，大约下降6.1万亿元，减幅达10.8%。

这应当是2024年以来，我国经济、金融（包括财政）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怎么形成的呢？初步分析应该有三个原因：一是从2024年4月开始严禁银行手工补息揽存，使资金空转套利空间缩小，存贷虚增压缩；二是人民币与美元存在较大的利差，驱动资金滞留境外；三是企事业单位存款出现定期化趋势（包个人储蓄存款同样如此）。这个问题很重要，不改善、不解决，经济恢复增长就面临很大的挑战。

2024年中国经济增长出现的下行压力，实际上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表面上看到的各种困难，例如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财政收支紧张、内部需求不足、企业经营效益下降等；二是通缩的影响或资产负债表收缩，这似乎是看不见摸不着，但实际上又无处不在。从2024年前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报表来看，营业收入合计为53万亿元，同比下降0.87%；实现的归母净利润为4.4万亿元，同比下降0.53%。这说明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益出现收缩。

中国的货币环境受到外围国际环境的较大影响

自2020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欧美等发达国家均实行了超宽松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加之疫情一度使供应链中断，以及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的影响，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全球发生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为应对通胀形势，从2022年3月开始，美欧等主要国家持续提高各自的政策利率。以美联储为例，基准利率由之前的零利率提高到5.25%—5.5%的历史较高水平。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国内政策部门却不断下调利率，以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即LPR为例，2019年8月创设时为4.25%，几年来连续下调，最新已降低到3.1%的历史最低水平。当然，LPR与美联储基准利率不是同一种利率，这里只是作简单的趋势性对比。总体来说，美国和中国，一个调高利率，一个调低利率，致使两国之间的国债收益率水平出现逆转，即过去长期以来中国的国债收益率高于美国，外资进入中国有套利空间，但自2022年美国提高利率、中国反向降低利率之后，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快速升高，中国的却持续下滑，结果就出现了中国明显低于美国的“倒挂”现象。以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为例，近期美国约为4.2%以上，中国约为2.1%。致使近三年来的国际资本向美国流入，人民币汇率总体上面临贬值压力。在进出口贸易保持较大顺差的情况下，外汇储备却鲜有太多增加；外商直接投资明显下滑，在2023年下降13.7%的基础上，2024年前三季度又下降30.4%。这与M1的减少，表面上看并无直接关系，但实际上却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

随着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逐步得以控制（美国降到3%以下，欧元区则降到2%以下），全球货币政策方向又进入新一轮的下调周期。美联储已分别于2024年9月和11月调低50和25个基点，现已降至4.5%—4.75%，预计12月还将有一次政策会议，大概率会再调低0.25个百分点。欧洲与美国的情况大致相同，欧洲央行且已先于美国作出降息决定，在其历史上尚属首次。从大的趋势看，2025年美欧等外围环境处于降息通道，但进程和幅度也存在一定的变数。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初定，面临政府更替，最近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又发表新的政策解读，使降息进程更难预料。对中国而言，2025年外部货币环境的压力有望进一步释放。

我国银行业的资产负债结构发生很大变化

2024年三季度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达到440万亿元，同比增长7.3%；其中以债券投资为主的投资业务增长8.4%，所占比重有所上升。而在负债端，总负债突破400万亿元大关，达到404万亿元，同比增长7.2%；其中储蓄存款增长10.4%，同业负债增长22.7%，这两项占负债总额的比重明显上升。资产负债结构出现的变化以及存贷款利差的持续收窄，使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明显下降，2024年前三季度共实现净利润2.18万亿元，同比仅增长0.8%；净息差下降到1.49个百分点，比2023年同期和2024年初进一步分别缩小0.17和0.15个百分点。据42家上市银行统计，2024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合计比2023年同期减少1.05%，其中利息净收入减少3.19%，手续费及佣金减少10.75%；同时投资收益却增长23.9%。几乎所有的上市银行在其公告中均称，2024年盈利增长主要依靠债券市场，上半年中国的债券市场表现不错，成为银行业重要的盈利来源。

在新形势下金融创新需要不断深化和精细化

金融业与各行各业一样，在中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取得了巨大进步，尤其在金融科技上突飞猛进，已实现全面的电子化，市场化水平和风控管理技术也有明显提高。但创新，包括金融创新和各个领域的创新，实际上是永恒的主题，永无止境，永远不能停步。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经营环境出现的明显变化，银行业整体增长开始放缓，利息空间受到挤压；在这种格局下，银行业需要更加积极进取，继续加大科技投入，使经营管理更加精细化。金融科技仍是重要抓手，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最新成果，继续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在降低成本的同时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为金融消费者提供更多更好、更安全更便捷的金融服务。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在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五篇大文章”，是银行业等各类金融机构共同努力的方向，虽然股贷债保等各个方面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有改进和完善的巨大空间。而新质生产力关系到国家的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等重大战略问题，是银行业等金融机构着力支持的重点，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持续努力，更加积极地探索有效的方法，力争作出最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