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礼卿：2024年中国经济形势与政策展望

张礼卿（普华永道中国首席经济学家、中央财经大学教授）

一、2023年主要经济指标分析

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3年的主要经济数据。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2%，达到了两会期间提出的5%左右的目标。在新冠疫情基本结束但伤疤效应显著的情况下，面对需求不足、预期转弱、诸多风险困扰以及全球经济增长预计仅为3%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能够取得这一增速，实属不易。

从驱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看，相关指标强弱不一。数据显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创历史新高，比上年增长7.2%；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表明消费在疫情之后正在逐渐回归正常，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受房地产开发投资大量下滑的拖累，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增长3%；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8.9%。虽然“新三样”出口增长强劲，但由于外部形势总体严峻，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不及预期，同比增长仅为0.2%；全年净进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预计大约为-11.4%。总体上看，全年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分别拉动经济增长4.3、1.5、-0.6个百分点。

物价和就业数据低于预期。2023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0.2%，月度数据同比涨幅均低于3%左右的年度预期目标。值得关注的是，整个下半年的消费价格指数（CPI），除8月份微弱上涨外，其余月份均为负增长；生产者价格指数（PPI）自2022年10月以来连续14个月一直处于同比负增长。物价的持续回落，意味着中国的通货紧缩风险正在上升。就业方面，虽然去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仅比上年下降了0.4个百分点，但此前的官方月度数据显示，青年失业率曾一度高达21%以上。

总体上看，2023年中国经济正在经历疫后的恢复，并且达到了预期的目标。但是，业已公布的数据显示，恢复过程并不顺利，三驾马车的驱动力仍在修复中，且存在较大的起伏。去年三季度，受7月份政治局会议刺激经济信号的鼓舞，我国宏观经济呈现恢复向好的态势，也得到了国际组织的认可。10月底至11月初，IMF在与中方的高级别财经官员进行第四条款磋商后，对中国2023年和2024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一度分别调高至5.4%和4.6%。不过，第四季的表现再度出现挑战。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房地产销售、民营企业投资、月度CPI连续负增长，PPI的负增长幅度进一步扩大。这些数据显示，经济恢复的态势还在企稳过程中。

二、2024年的机遇和挑战

展望202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呈现恢复态势。预计在三月的两会上，全年的增速有可能继续设定为5%左右。目前，国际组织和多数商业性机构给出的预测大致在4.5%至4.8%。考虑到2023年已经取得了5.2%的增长，基数远高于2022年的3%，如果最终设定为5%左右，那将是一个比较乐观的目标。

（一）机遇

2024年的中国经济增长依然充满的机遇。首先，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实施更为积极的经济促进政策奠定了基调。会议提出，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稳中求进”是一如既往的提法，而“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是新提法。新提法预示着今年政府将以更加积极的政策去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如果没有一定的增长速度，各种稳定目标就难以实现，包括消费品价格、资产价格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等都面临更大的风险。“先立后破”意味着在新的增长动能没有确立之前，还将继续支持传统的增长动能。

其次，中国经济正面临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期。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地位正在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双碳”目标为导向的绿色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实施，以及以人工智能为引领的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开发和推广使用。绿色低碳和数字化发展正在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新动能，其中孕育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近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提出了一系列加快美丽中国建设的定量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意味着围绕“双碳目标”所进行的一些计划和安排有可能会适当提前。

再次，全球通胀继续趋向缓和，美联储下半年有望开启降息。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来说，这一趋势无疑是积极的。同时全球经济企稳也会提升全球市场需求，增加中国企业的供给输出，如果美联储于下半年如期降息，那将为中国货币政策的进一步放松提供更大的空间。

（二）挑战

2024年中国经济也依然面临挑战。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地方债风险、通货紧缩风险和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仍将是今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威胁。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民营企业信心仍然有待恢复，预计今年内需不足仍将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挑战。

与内需不足、房地产调整和地方债务问题相比，通货紧缩风险上升可能更加需要关注。如前所述，自去年下半年以来，除个别月份外，CPI一直处于负值区间，PPI则更是已经长达14个月处在负值区域。通货紧缩会显著影响消费和投资预期，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致命的不利影响。由于商品和资产的价格持续下跌，消费者会推迟商品购买，企业会推迟原材料采购甚至整个项目的开工，金融投资者也会选择观望等待。另外，通货紧缩也将导致实际利率上升，从而加大企业的融资成本。一旦通货紧缩最终形成基本态势，那么，消费和投资更加不可能获得提升，内需扩大也将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前面提及今年的外部环境存在一些积极因素，但依然不能轻视国际局势的严峻性。除了俄乌、巴以等地缘政治和军事冲突外，海外某些国家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小院高墙”政策，产业链进行的所谓“去风险化”重塑，促使美资及其盟国企业减少对中国的投资或者持观望态度，这些情况短时间内尚难出现缓解。已经实施了44年之久的《中美科技合作协议》在今年2月是否会继续延长也需拭目以待。

2023年10月，欧盟启动了对中国出口至欧盟的电动汽车进行反补贴调查。这项调查一旦成立，有可能导致中国电动汽车在进入欧洲市场时被加征关税。电动汽车是中国目前增长最快、竞争力最强的出口产品之一。如果欧盟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最终得以实施，对中国的出口无疑会构成不容忽视的挑战。另外，欧盟委员会已于去年10月公布“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过渡期实施细则”，正在为开征“碳关税”做积极准备。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如果“碳关税”全面实施，中国制造将面临平均26%的关税，出口量可能因此而下滑21%。尽管这一措施的正式实施要等到2026年，但其影响可能会提前释放，对于由此形成的挑战也需要认真对待。

三、政策建议

面对各种挑战，为了实现预期的经济增长目标，需要积极有效的政策应对。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基调，今年的宏观政策需要比去年更加宽松积极。同时，应加快推进结构性改革，着力完善法治化、公平透明的投资营商环境，从根本上提振国内外企业的投资信心。

第一，财政赤字率应维持3.8%左右甚至更高的水平。长期以来，除了个别年份，我国中央政府的财政赤字率一直保持在3%以下。当前，经济下行压力比较大，地方政府债务负担沉重。作为应对，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来获取更多的财政资源是有必要的。只要经济能够保持增长，未来还本付息就有来源，就不会成为问题。

长期以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往往通过大规模增加政府投资来实施，最常见的做法是利用专项债发行来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这个思路需要有所转变，因为大规模基建的受益者主要是大中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如果更多地通过减税降费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那么中小微和民营企业可以更多地从中获益，也能更好地促进就业。另外，财政支出应更多地用于对制造业下游企业和小微企业的阶段性补贴，包括对它们的房租、水电甚至员工社保补贴。再有，应更多地用于加强社保体系、医疗健康和养老设施等民生项目的支持。这些支持，对于减少预防性储蓄、扩大消费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价格持续走低，通缩风险上升的情况下，企业的实际融资成本往往远高于名义利率所显示的水平。相比大型国有企业，中小企业面临的融资成本更高。另外，今年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也需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给予支持，否则，特别债和专项债的扩大发行，就有可能通过抬高市场利率而对企业（特别是中小微和民营企业）产生“挤出效应”。总之，在通货紧缩风险消失之前，进一步降准和降息已经成为一项必需而且紧迫的政策选择。

假设美联储在上半年维持现有的政策利率不变，那么中国人民银行的降息有可能导致短期资本流出增多和人民币贬值压力增大。作为对策，在必要时可适当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以减轻利差扩大所带来的冲击。不过，也应该看到，面对出口放缓、通货紧缩压力，适当容忍人民币贬值幅度的提升并非没有积极意义，毕竟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出口企业的利润。在当前形势下，如果人民币对美元在6.9-7.6元之间进行浮动，外汇管理部门不需要进行过多的干预。

第三，保持各种政策的取向一致，提升宏观经济政策的成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其通稿中明确提出，应“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并且“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这意味着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环保等政策都要围绕保增长共同发力，不能形成政策方向相反、政策效果相互抵消的局面。如前所述，今年应当以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去支持积极的财政政策。除此之外，在产业、区域、环保、就业和社会等政策方面，都应尽量与积极的宏观政策保持协调一致，对于可能造成经济紧缩的政策和监管措施，应该注意实施力度甚至适当暂缓出台，给市场更多自我修复的空间。

第四，加快结构性改革，有效提振市场信心。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压力，仅仅依靠宏观政策是不够的。如果没有成功的结构性改革，仅仅依靠扩张性刺激，不仅不会有好的效果，而且会对未来的增长和发展造成巨大的负担。当前的市场信心不足和预期转弱，不只是因为生产过剩和订单缺乏，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性和结构性的。一些地方政府对微观主体经营活动的过度干预，即使出发点是好的，也可能在落地时破坏正常的商业活动秩序，造成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只有通过更为广泛和深入的结构性改革，不断完善法治化、公平透明的投资营商环境，特别是加强对民营企业家的产权和权益保护，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才能有效恢复企业的投资信心，有效实现预期转强。所以有些情况下各地政府也可以采取“少即是多”的政策策略，检视现有不同部门间出台政策的统一性，取消某些冗余以及矛盾的政策规定。

第五，抓紧处置重点领域的金融风险。尽管去年以来各地出台了不少应对举措，但房地产市场调整带来的一些风险还在上升，并且加大了地方债、银行部门的风险防范难度。如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产调整带来的各种风险，不仅市场预期难以转强，实体经济难以恢复，而且整个金融系统的脆弱性也将变得日趋明显。基于充分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基本原则，积极探索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和顺利运行的综合应对方案。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适时对住房限购政策进行优化，逐渐通过市场力量实现商品房市场的均衡发展。

第六，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受全球供应链重组、国内劳动力成本上升、宏观经济形势和国际经济金融摩擦等多方面的影响，过去一年里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为了规避海外市场风险，国内一些企业也开始将部分产业链和供应链转移海外。作为应对，一方面，应加快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优势，加快内循环；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制度性开放，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加快与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对接。特别是，要加快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依法保护外资企业合法权益，健全促进和保障境外投资的法律、政策和服务体系，为鼓励更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创造有利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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