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调整认识中国经济的学理视角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专栏按语：笔者用将近5年多的思考，撰写了《中国：二元体制经济学—增长解释与前景展望》一书，近期将由格致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此之际，开一《如何清楚地认识中国经济》专栏，谈点自己的心得，与朋友们分享，今天发出之二。

特长周期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经济体制

从经济体的类型看，可分为发达市场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但处于发展中状态、计划经济、体制瞬时转轨、体制渐近转轨等五种国家和地区。其产出和增长的描述和分析方法也分为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计划经济学，现代微观经济学，以及市场经济为基础国家调控的现代宏观经济学。

东欧和前苏联地区经历了体制从计划向市场三到五年的瞬时转轨，其采用的是凯恩斯需求管理倒用和放开市场的萨克斯方案，因为是短期的应急，不能称之为能够描述经济长期运行和增长的学理。而分析客体一旦转轨结束，则成为市场经济或者向市场经济迈进的国家。

中国20世纪50年代向前苏联学习，建立了生产资料占有一大二公和资源计划配置的体制。由于造成生产的低效率增长和资源配置先生产建设和后生活消费的失衡，70年代末开始了向市场调节和多种所有制并存体制的改革。然而，与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各国瞬时转轨的不同是，渐近转轨形成了中国计划与市场特长周期并存的二元体制。

由于资源计划行政管理与市场调节配置的并存，经济运行中二者之间的扭曲成为常态。市场经济中可能由反自然垄断不足形成价格扭曲，造成效率和产出损失。而二元体制中，存在的是体制扭曲，对资源流动和产出能力形成禁锢。当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体制改革盘活了闲置浪费的资源，释放生产力，增加产出和促进经济增长。

有的学者认为，在一个存在市场机制的国家中，只要竞争主体存在，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和行为，就可以去纠正体制扭曲，避免低效率和产出的损失。然而，一是进行市场化的变通，纠正体制的扭曲，需要支付直接成本、会有机会成本和还有时间成本，并且存在着扭曲最终能不能纠正成功的风险；二是一些扭曲根本不可能被纠正。比如虽然提倡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但擅自在农村建设和农业用地上从事二三产业的建设并利用是违法的；农村土地和住宅不能由集体和农民竞争性交易。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农民获得财产性收入，实际上得不到落实。因此，不推进相关体制改革，让竞争性的市场主体投资创业经营者和民营企业去纠正土地住宅体制扭曲，违法、破产和血本无归的风险极高。

发现认识中国经济之谜的钥匙—差值和开关变量

然而，资源配置具体的方式，是一种经济运行的体制安排。体制不是流体，其变化一般来说无法量化测度和表达，因而很难成为解释产出和增长的原因变量。目前数量方法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算式，大都是流体变量为主的模型。流体是货币、商品、资产、劳动、资本、土地、收入和支出等事物，它们本身不是体制；而计划行政体制是一种对流体流动、配置和产出转换的规定性安排；体制改革放松，释放被禁锢的生产力，增加产出和促进增长；体制安排收紧，生产力被禁锢，造成产出损失和增长下行。一个缺憾是：现在所用的主流经济增长模型，大多都是流体为因果变量的算式，并没有涉及到体制因素的变化。

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奇迹的源泉。但在经济学理上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从原因与结果的内在数量关系方面，证明改革开放增加了产出和促进了经济增长？

就能不能将安排的体制因素数量和变量化，笔者做了一些尝试：一是将计划行政体制安排看成是各种流体流动过程中人工安排的闸口和开关；二是观察市场竞争状态下的各种标准值、二元体制中的各种实际值和二者之间的扭曲差值，并定义差值是一种体制安排闸口大小的测度和表达；三是对于体制绝对禁止的安排表达为（NO），对于改革放开的允许安排表达为（YES）。

如果观察、抽象和综合总结，二元体制经济中，市场竞争标准值、计划行政扭曲值和二者之间的扭曲差值，普遍地存在于生产、分配和需求三大领域。可以分类观察到的有，生产领域中，农业就业比率和国有企事党政单位冗员率差值，国有企业资本利润率差值，土地利用闲置率差值；分配领域中，居民部门、政府部门、金融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各自收入分配占GDP比率差值；需求领域中，居民消费支出、政府福利支出、FDI投资和和出口额占GDP比率差值。

二元体制经济运行和流程中，存在着特殊的开关变量。如地方政府行政垄断的土地和城镇居民住宅可以由市场化交易配置，可以因交易而形成市场经济意义的财富，其关键变量为打开（1）；城乡土地（包括农村宅基地及其地面住宅等建筑）禁止和不能由使用自然人、非政府法人和集体农民竞争性交易，其关键变量为关闭（0）。

体制性差值和开关变量，除了上海汽车准入拍卖这样的特例外，一般没有价格。当然，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企业和自然人为了纠正体制扭曲，可能要支付一定办公桌面以下的租金。闸口和开关设置越多，其租金规模就越大。但是，这无法统计在公开的国民经济核算中。如果二元体制进一步改革，这种租金和成本会大幅度减少。因此，笔者的计算中，对其先忽略不计。

寻找二元体制经济增长的源泉

过去的经济增长的奇迹来自于哪里，未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还有潜能吗？笔者觉得，在流体变量为主的各种数理算式中，既可能没有说清楚我们改革开放以来的高增长是怎么得来的，也可能找不到中国经济未来还有增长动力的希望和信心。

而在差值和开关为内生变量的数理逻辑的观察中，笔者发现体制闸口大小受改革变动的影响：比如农村人口城市化率和农业就业比率扭曲值向标准值靠近，人口流动闸口松动，要素市场化配置，提高和要素投入的效率并增加了产出。1978年至今户籍管理变量仍然为关闭，但对于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从堵截到容忍，从默许到鼓励，后来实行常住城镇流动人口居住证体制。这使得原来巨额在村子里挣工分和实物交换的农民，可以流动到城镇和工商业中务工挣工资，劳动力要素被配置到生产率高的区域和行业并被货币化，20世纪90和21世纪的前10年，在劳动力数量投入增长率放缓的情况下，由于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而提高了生产率，强劲地推动了经济增长的速度。

而体制开关变量从关闭到打开，也极大地释放了财富和生产力。比如，土地和住宅市场化交易从禁止到允许，一是发生一般市场经济国家没有的零到市场价溢值，分配法上出售者获得了一笔收入，支出法上获得使用财产权需要支付一笔购置款，生产法方面因资产化改革多出来一部分“余值”，即原来无价格生活和生产资料性土地和住宅的溢值性财富。二是农业劳动从出工不出力到联产承包种植，土地从单一粮食种调整为一些土地种植经济作物，农村土地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这些均提高了土地的生产率。

从上面两段的分析看，与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是，二元体制国家在其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除了获得了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外，还在要素投入量不变或者相对收缩的情况下，获得了要素配置改善和土地住宅零到市场价溢值这两种额外的GDP“余值”，即体制改革全要素生产率。经济学教科书中将经济生产核算的“余值”，仅仅理解为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不符合二元体制经济增长的实践。

差值和开关是二元体制经济分析中的主要变量，因为它们成了初始的基础原因，通过建立二元体制经济内在因果相关变动的数理逻辑算式，可以去观察差值和开关变化对效率、产出和增长等结果的数量影响。这很有可能在学理方面消除了经济体制不能量化分析的难点。

一方面，通过二元体制经济差值和开关变量，我们可以计算扭曲和关闭给经济体系的运行造成的资源闲置浪费、低效率、产出损失和增长下行的压力。比如，专栏之一中计算的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差值7.48%，造成了16.46万亿元的利润损失。同时，可以观察生产成果和溢值财富的流动及收入分配结构是否扭曲，还可以发现“收入—支出”需求流动结构的紊乱和不足，对生产规模的需求可能性约束。

另一方面，依据差值数理逻辑，我们可以估算劳动、资本和土地的体制性剩余规模（比如以国有企业资本利润差值产出损失除以标准利润率值，可以计算2018年国有企业体制性剩余资本为166万亿元），即巨额的增长潜能。在生产财富、收入分配和支出需求三个环节中，我们也可以估计如果加大改革力度，使各种扭曲值向标准值逼近，使关闭变量变成打开变量，使被体制禁锢的生产力和财富得到释放，通过巨额体制性剩余、潜能和潜力的充分利用，会加速我们未来经济增长速度区间。

这样的数理逻辑分析中国经济，可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之三笔将简述差值和开关为主要内生变量的二元体制经济运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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