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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鸣（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60s要点速读：
1、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居民消费信贷的支持，激发消费意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确定首付比例，贷款利率、还款期限，增加对汽车等大众消费的信贷。
2、今年以来，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中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通过降准、上缴央行结存利润、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适时引导LPR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
3、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合理保证房地产的融资需求，继续加大对房地产风险化解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贷，地方政府纾困基金等方式支持保交楼，通过征信支持、并购贷款等途径，改善房企现金流，保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大对首套房以及改善性住房的金融支持。
正文：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金融和实体经济从来都是共生、共融的关系。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立业之本。今年以来，金融在支持实体经济和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中发挥重要作用。货币政策发挥总量和结构的双重功能，通过降准、上缴央行结存利润、运用再贷款、再贴现，中期借贷便利等多种方式投放流动性，适时引导LPR利率下行，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丰富和完善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推出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等专项再贷款以及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激励金融机构优化信贷结构精准支持重点领域。
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支持，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13.68万亿元，同比多增9192亿元，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的薄弱环节支持力度加大。
6月末，普惠小微贷款和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9.7%。
6月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4.16%，较去年同期下降0.42个百分点，处于有统计以来的低位。风险防控力度加大，中小银行加快推进不良资产处置，上半年累计处置不良贷款5945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处置1184亿元。
当前，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性，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还不牢固。
从外部环境看，乌克兰危机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能源和粮食价格大幅攀升，主要经济体通胀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全球经济滞胀风险上升。
从国内发展看，需求不足的矛盾较为突出，消费增长仍然乏力，投资回升动力不强。受能源原材料用工成本上升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增多，接触性服务业持续承压，小微企业经营仍面临困难。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仍需付出艰巨努力。
从金融领域看，居民储蓄意愿上升，企业信贷需求不足。前7个月，居民部门人民币存款新增近10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3.9万亿元。
企业融资需求主要集中于短期流动资金，中长期信贷需求偏弱，扩大再生产更趋谨慎。
稳定宏观经济大盘需要金融，特别是银行业金融机构发挥更大作用，进一步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继续加大对基建投资，特别是新基建的金融支持。当前基建投资保持较高增速，但也受到项目储备、资金用途、地方政府收支和债务压力等多方面约束，要继续用好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的地方政府专项债，并推动金融机构设计更多产品，支持交通基础设施、5G、大数据中心、绿色能源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持，加大对汽车等重点产业的核心零部件供应链企业金融支持，依托核心企业加大对供应链上下游的金融服务，加大应收账款融资服务，缓解中小企业的流动性困难。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支持。
一方面通过支持产权质押等方式增加对科技企业的信贷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政府引导基金，国有资本股权投资基金等股权投资手段分担风险，适度让利，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资科技创新企业。
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合理保证房地产的融资需求，继续加大对房地产风险化解的金融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银行专项借贷，地方政府纾困基金等方式支持保交楼，通过征信支持、并购贷款等途径，改善房企现金流，保证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加大对首套房以及改善性住房的金融支持。
稳定宏观经济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居民消费信贷的支持，激发消费意愿。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通过合理确定首付比例，贷款利率、还款期限，增加对汽车等大众消费的信贷。通过适当补贴，金融机构用适度让利的方式降低消费信贷利率，提高居民消费意愿。
从更长期看，我国仍处在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的转换过程当中。从2010年开始，中国经济增速逐步放缓，供给侧的潜在增长水平下降。我们把这个叫做新常态，主要是供给侧的。
现在不仅供给侧在继续发生变化，需求侧也面临着新的变化，主要是人口的老龄化进程加快。去年人口净增长48万人，人口的峰值可能会提前出现。我们可能会面临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叠加的影响，所以金融体系势必要做出相应的适应性调整。
未来这种调整可能也是战略性的，要有几个方面。
首先，要适应经济增长转换期。经济增长的转换期来优化风险的识别机制。在高速增长阶段，粗放性的风险管理模式能够较快做大资产规模，但随着我国潜在增长水平下降，特别是疫情后增速下行压力持续增大，以及部分领域的风险逐步暴露，金融体系风险识别机制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来更精细化地识别行业中不同企业的风险，提高风险甄别能力，完善风险识别机制。
其次，要适应新旧动能转化，探索对新动能的金融支持模式。传统行业的收益率下降，风险暴露增多，高技术、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动能，这种产业资本投入高，回收期长，收益率高，但风险也大，特别是一些“卡脖子”的行业，还面临全球领先者的竞争，形成商业可持续性需要的金融支持更大。原有的支持传统产业的金融模式可能不再适应新动能行业，支持工具也需要相应的调整。风险的容忍度也需要提升。
第三，适应数字技术发展趋势，加快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强数据挖掘、处理和分析、应用能力，加快数字化转型进程，依托数字技术提升银行风险管理水平，借助互联网和大数据，建立智能化的风险监测体系，打造全流程的智能风控体系。
第四，适应绿色低碳转型，打造ESG银行体系。在进一步完善绿色投融资体系基础上，建立健全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将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三大核心价值因素纳入银行经营管理体系，细化ESG产品设计，延伸ESG风险管理内涵，融合ESG高质量发展理念。从授信全流程管理、产品研发创新、投资决策、风险管理等方面，全方位地推进ESG银行体系建设。
第五，适应高水平对外开放，建立内外联动的发展模式。
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度的提升和金融服务业开放的加速，金融业既要更好满足国内投资的需求，也要将业务范围更多拓展到境外市场，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同时要保证海外资产的安全性。金融机构既要创新跨境金融服务，也要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海外业务的水平。
这些都赋予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业机构推进战略性调整新的使命。
（整理自王一鸣于9月2日在2022中国国际金融论坛上的讲话，未经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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