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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耀（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陈耀
逆全球化是否继续抬头取决于全球疫情的防控
传统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国际贸易通过全球化的分工合作使得各个国家都能够获取各自的比较利益。推进全球化的一个理想结果是通过要素资源、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全球配置，使得产业链上的各个国家都能发挥比较优势，分享到发展的成果和方方面面的利益。
然而，当前全球化在推进中出现了一些非均衡的、收入分配跟发展成果共享没有实现的不平衡加剧问题。一些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一些国家被边缘化，资源更多地向发达国家流动。特别是一些大国，在这方面享受了更多的全球化红利。各个国家内部也有分化，大都市区过度集聚，造成收入分配、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反映国别、地区及群体之间差异的基尼系数越过了0.4以上的警戒线。
这个问题是目前出现逆全球化趋势的重要原因之一。通过全球化要素流动，特别是资本流动、人员流动，导致一些国家认为人口的流动使得本国就业饭碗被外来人抢走了，本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业压力比较大。因为外来移民的人工成本跟本地相比低一些，尤其是欧美这些发达国家，本地的、地方的收入水平要高一些，这样就形成一些矛盾冲突，反移民、反外来的民粹主义倾向就比较突出。
特别是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以后，发达国家加紧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逆全球化的因素加入了疫情的因素、防控的因素，使得现在对全球化难以精准判断。一些国家之间产业链和供应链中断，一部分是由于疫情的原因，有一部分是前期贸易保护主义、各国的地缘政治关系导致。所以，疫情使得逆全球化的辨识相对复杂，还需要一段时间来观察。
“十四五”时期，逆全球化是否继续抬头取决于全球疫情的防控。全球新冠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逆全球化的势头还会加剧。比如欧美及部分亚洲国家疫情一波又一波地反复，不同程度地采取了一些严格控制手段，这些防控措施使全球的贸易、投资产生很多的不确定性，整个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难以畅通，受到很大的冲击。
整体上来看，“十四五”前期，疫情因素对全球化的影响可能更大一些，特别是考虑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迄今尚看不到疫情减弱的迹象。如果全球的疫情控制在明年能够得到缓解，在“十四五”后期，各国认清推进全球化、多边主义、相互开放是互利共赢的，如果各自都搞保护、搞封闭，对大家都不利，那么，在“十四五”的后一个阶段，逆全球化态势可以预见会有所改善。
中国的优势领域，要尽可能快的对外开放
未来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还会不断加大，对外开放的水平会越来越高，这个大方向不会改变。尽管目前在人员的交流、贸易的推进上会受到全球疫情的一定影响，但我们已做好常态化防控的准备，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十四五”中国对外开放措施还会不断进一步释放。除了在国际上签署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并积极加入CPTT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外,在国内还要不断扩大各地区的高水平开放，目前中国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达到21个，“十四五”期间各省区都要有自贸区作为高水平开放的抓手，开展具有各地区特色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的试验探索。
通过贸易投资便利化，探索和改革我们现有的体制机制，使其更符合国际规则，与国际营商环境相适应，是“十四五”时期一个主导的方向。9月21日，国务院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实际上，从全国来看，我国的自贸区总体上已经形成了一个东中西协调、南北统筹发展的空间开放布局，这个布局正在逐步趋于完善。
最近新增的三个自贸区还是很有特点的，尤其是北京。北京自贸区的设立与以往的自贸区不同，最大的不同点是它突出了服务领域，服务业开放和数字经济是北京的特色，也是北京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决定的。北京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超过八成，跟全球发达城市服务业的占比相似。过去中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相对较弱，出口顺差虽然很大，但在服务贸易上是逆差。所以要通过在北京设立这种自贸区，在服务贸易、数字经济上进行体制机制的大胆探索。
其中涉及较多的如文化创意领域，美国在全球文化、影视方面的出口较大，中国在这方面还非常弱的。在国际上要通过文化服务领域出口，扩大中国的影响和软实力，尽管前面的路还很长，北京自贸区将在这方面走在前列，探索一些新的路径。
另一个新增的自贸区是湖南。湖南这几年在中部地区发展很快，尤其是省会长沙已经在全国城市排名接近第10位，经济实力也比较强。湖南自贸区对于探索中部内陆地区如何高水平开放，根据自身的特点去打造内陆开放的高地，一定会形成一些可以复制学习的经验。
现在中国开放的领域在不断拓宽，开放的程度不断提高。
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领域比如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高铁建设、新基建里的5G建设和特高压电力设施建设等，中国在这些领域本身占据优势，不惧怕国际的竞标，这些优势领域可以尽可能对外开放；金融、保险领域对外开放的口子是开的，但在开放程度上应该要跟金融的监管水平和能力相适应，对于整个金融领域来说，外资进入的热情较大，需要去具体地做一些抗压、抗风险的试验，逐步有序地去开放金融细分领域；制造业领域当前的开放程度较高，特别像汽车制造，现在已经放开了51%控股的股比限制，外资可以直接进入建独资企业；文化领域还有很大的开放空间，比如影视、出版等领域的开放还需有序推进。
基本的原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越来越明显的领域都应该尽可能快的扩大对外资的开放。目前中国的竞争优势主要体现在装备制造业、新能源、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领域，短板主要集中在如集成电路、高端芯片、航空产业等方面，需要继续突破。
作为一个大国来讲，核心技术、一些关键的行业，是买不来的，必须要通过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加大创新体系建设，来提升中国自主创新的能力，重点突破那些“卡脖子”技术和关键环节，把更多的“大国重器”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相信在中美贸易摩擦和高科技争夺战背景下，一定会倒逼我们加快科技创新的步伐，这方面在“十四五”期间会有明显的改善和突破。
未来中国要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均衡
中国跟发达国家相比，过去主要走投资驱动型的路线，投资占的比重大一些。近几年调整以后，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在不断地提高，未来消费对经济的贡献还会继续扩大。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里，核心含义是启动内需，把国内循环作为一个主体。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外需拉动，内需潜力很大，没充分发挥出来。“十四五”期间，国际环境的变化和影响，会迫使中国在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的拉动上加快步伐。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占比在60%左右，未来还要不断提升。
当然，中国经济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可持续的增长，投资的作用也不能忽视。现在中国整体上发展还很不平衡不充分，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还需要有大量的投资，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领域。
进出口方面对总体经济的贡献，在“十四五”期间肯定会继续萎缩。国际市场可能在“十四五”前期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断裂，因而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会受到很大的冲击。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实行鼓励出口和进口替代的政策，随着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阶段，现在中国的对外贸易已不再主动追求贸易顺差，而是尽可能寻求进出口相对平衡。
比如进口博览会，就是希望能够扩大进口推动贸易均衡。一方面通过扩大进口有利于改善国内居民的生活，提升人民的福祉，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进口弥补国内的一些不足，比如高技术产品等。更重要的是，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负有一定责任，中国近几年对全球的经济贡献占30%以上，通过这种进口能够带动全球其它国家的经济，特别是支持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今年全球经济的增长率将下降4.4%，这对中国的出口将有很大影响，总体上不能对出口拉动GDP效应有太大的期待。但是，中国构建好以内需为基点的国内大循环，从根本上看也是对全球经济衰退的最有力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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