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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我们上次讨论了拍卖，现在讨论与拍卖相反的配置方法：摇号。
中国早已经进入市场经济，并要用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主要工具，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功。像我们前几次文章讨论的，市场经济也需要政府的功能，不过，市场能够有效调节的，让市场发挥其功能，不但避免政府行政的低效率，也节省稀缺的政府资源，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然而，到现在，中国还有一些地方，像很多其他国家一样，还在错误地采用行政方法，没有让市场发挥其应有的功能。
例如，有些地方还在用摇号发车号，用车牌号限制可以上路的车子。（上海用拍卖，广州用混合制度。）不错，汽车与汽油的消费有大量外部成本（对他人造成损失而用车者没有负担这费用），包括汽车的人际炫耀性消费作用、使用汽车的堵塞、污染、意外与噪音的作用等。因此，应该限制汽车与汽油的消费（邓欣 & 黄有光2008，李雅萍2014)，但不应该用摇号与用车牌号等行政手段，而应该用市场手段（包括抽税、收费、拍卖）。应该把汽车的人际炫耀性消费作用加在拥有汽车的费税上，或在限制汽车数目的基础上，以拍卖的方式让拥车者负担，像新加坡的方法一样。汽车的驾驶造成的堵塞、污染、意外与噪音的外部成本，可以用大量加大汽油税的方法来处理。
摇号不只是在分配汽车号上使用。例如，根据2018年5月的报道，在全国范围内，有8个城市发了房源统一摇号的政策，上海、南京、长沙、成都、杭州、西安、武汉和深圳8个城市，全部或者部分房源需要摇号出让。杭州甚至出现万人争抢百套房子的摇号而出现有人晕倒，有人打架的局面。摇号购房的背后，是限制房价的政策导致一、二手房价格倒挂的现象。由于新房备案价受到限制，价格反而比二手房低，引致人们花时间、精力去排队、办理冻结银行存款等手续来争取得到购房号的利益。
摇号是最违反市场经济原则，不公平，效率最低的分配稀缺物品的方法，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假定能够买到一套低价的一手房，平均能够得利十万元。那么，如果你预计去排队与办理各种手续，有1%的机会可以得到，你就可能愿意花费值得一千元的金钱、时间与精力去搏一搏。因此，一百套房子的摇号，会吸引一万人去参加。结果，这一万人每人花了约一千元的成本，总共浪费了一千万元。那些最后摇号成功的一百人，平均每人得利十万元，总共得利也是一千万元。因此，摇号使原来巨大的利益（在这例子是一千万元。是互惠互利的买卖的市场交易的利益，是购房者或消费者原来可以得到的消费者剩余），在摇号下，被人们寻租的行为所完全消耗殆尽。一千万元的利益，化为乌有！
即使摇号的过程完全正规，没有内定，没有任何手脚，那一万人中最后获得购房号的一百人，并没有比其他没有获得购房号者比较优秀，对社会贡献比较大，或付出比较多的钱，或对房子有比较大的需要，完全只是靠幸运，就获得十万元的利益，这怎么是公平的呢？我们以前讨论过造成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各种偶然性。摇号是用偶然性来分配稀缺物品，是制造不平等，哪里会是公平的呢？
如果用符合效率的让价格根据供需提升，不必限购，或根据拍卖分配，那些获得房子或汽车的人，必须多付钱，才能获得。因此，他们是向社会其他人（包括售卖房子者或政府）付了更多的钱，才得到的，这显然比摇号公平。
更进一步说，由于人为的购房号的巨大利益，诱使有关人们滥用权力与关系，甚至行贿贪污来获取‘内定’的购房号。几年前也传言西安‘疑似登记表显示多套楼房被多名副厅级及以下级别政府工作人员内定’，虽然没有证实，但可见违背市场原则的摇号制度，很难避免违规滥权等活动，进一步造成更加重大的危害。
有人可能认为，根据拍卖或让价格提升，只有富人才能够买到房子或车子，不公平。在市场经济下，由于人们有不同的赚钱能力，即使没有用不正当方法赚钱，也会有相当程度的不平等。但这是总财富或总购买力上的不平等，如果不平等程度很大，政府可能应该设法减少，可能应该设法多帮助低收入者。不过，这应该是设法提高他们的总购买力，而不是让他们可以去登记摇号买车或买房子。这只是让他们有一个花约一千元的投入，去得到百分之一的获得十万元的利益，净利益约等于零，对他们并没有好处。
我们下次要讨论，增加平等的方法，应该在整体平等政策上着手，增加低收入者的总购买力，而不是在具体物品上减低价格（除非有效率上的原因），在具体措施上应该以效率挂帅。用这种效率比较高的整体平等政策，我们就可以在同样效率水平上，得到更多的平等。
文献
邓欣& 黄有光(2008). 中国道路交通外部成本估计.《重庆大学学报》，14:1-6.
李雅萍.(2014). 雾霾原因深度分析与对策展望.《生态文明法制建设——2014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 (年会) 论文集》，第823-830页.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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