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出品——中国人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2020，中国迈向全面小康，物质生活富裕后，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最近（4月中）传出高等学府（山东理工大学）开除一名虐待猫儿并在网上发布、转发虐猫视频的学生的可悲事件。据齐鲁网消息，虐待流浪猫包括：‘在猫还存活的情况下，用剥皮、掏肠、火烧、电击等残忍的方式虐待，并拍摄视频通过网络宣传贩卖’。根据网上的调查，对：‘学校给予虐猫学生退学处罚，你支持吗？’，绝大多数答复者支持（83%）；对：‘大学生发布并贩卖虐猫视频后致歉，你会选择原谅他吗？’，有更大的比例（95%）选择不原谅。对这第二个选择，笔者有些意外。如果他的道歉是真心的，是真的悔过，我认为可以给他自新的机会。不过，单单退学的处罚，我认为还不够。如果他不是一名学生或雇员，难道就可以逍遥法外了吗？虐待动物应该被列入到触犯刑法的行为，应该得到重大的处罚。
中国虽然也有保护动物的法律，但主要是保护濒临灭绝的物种，这主要是从人类的利益的考量，没有充分体现对动物福祉本身的关心。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在中国香港（据说其他城市也有，但笔者没有亲眼见过）的菜市场，鱼贩把活活的鳗鱼砍成两半，让它们痛苦地扭动，以吸引顾客的目光，并证明他们的鱼很新鲜。我曾经多次向鱼贩们理论，说鱼会痛苦。没有人挑战我这点。但有一个鱼贩说，‘如果我鱼卖不出去，我也会痛苦。’如果其他鱼贩能够用这种吸引眼球的方法，而他不能够，则可能影响他的生意。不过，如果政府规定大家都不可以用这种残忍的方法，则大家依然是可以把鱼卖出的，还可以避免用残忍方法导致的心里不安。因此，像这种大大增加动物的痛苦，而对人类并没有利益的行为，政府应该严厉禁止。我不但多次用中英文在中国香港以及其他地方发表文章，也多次寄电子邮件给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有关部门。但到最近，中国香港菜市场活活砍鳗鱼，让它们长时间痛苦的行为，依然存在。读者们，请大家发声救助可怜的鳗鱼吧！（值得庆幸的是，近月看到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出关于人道杀鱼的咨询的消息，希望能够成功立法。）
在西方，虽然没有看到活活砍鳗鱼的残忍行为，但在赛马时大力鞭打马儿的行为，也同样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大家都不可以鞭打，依然可以公平地比赛。
为什么我们应该关心动物的福祉呢？由于快乐才是终极的内在价值，人们的道德水平的提升，终极而言主要表现在对他者的快乐与痛苦的关心程度与范围。程度主要表现在愿意牺牲多少自己的快乐，来增加他者的快乐。范围主要表现在包括哪些快乐的体验者。
在古代，人们除了自己与家人的快乐，主要是关心服侍好皇上与上级。包括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等运动，民主逐渐替代皇权，应该被关心的人，增加到所有国民。后来增加到所有人类，然后再增加到所有有苦乐感受的动物（sentients）。不必再增加或扩大范围了，因为在没有鬼神的假定下，只剩下植物与病毒等，但不须要考虑这些，因为它们并没有苦乐的感受。有不少生物学家，把范围扩大到所有生命，包括植物。这显然是矫枉过正的。生命本身并没有内在价值，快乐与痛苦才有内在的正与负的价值。植物只有工具价值，这是通过它们对有苦乐感受的物种的贡献，才有价值。
显然地，一个中国人会认为，一个只关心所有英国人的人，他的道德水平，比不上一个关心包括中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的英国人。因此，类似地，一个只关心人类的人，他的道德水平，比不上一个关心全人类和所有有苦乐感受的动物的人。对于一个英国人或中国人，他可能会认为，如果用同样的时间或成本，能够帮助本国人，应该比帮助外国人更加重要。不过，如果用很少的时间或成本，就能够大量帮助外国人，不应该排除这个选择。同样的，有些人可能认为，解决本国或人类的问题，可能比动物更加重要。不过，如果用少量成本，就能够大量减低动物的痛苦，也不应该排除这个选择。因此，我们不但要考虑其他人，也要考虑动物的福祉。
如果用最高的道德标准，可以说，应该人人物物都平等，每个人或每只动物的一个单位的快乐量，都得到同样的重视。这个最高道德标准，可能不能很快达到，但我们至少应该对动物的福祉，也要有一定程度的关心。
我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很关心动物的福祉，于1995年在A*期刊Biology and Philosophy发表提创福祉生物学的文章。20年后，兴趣动物福祉的学者Max Carpendale采访我关于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与背景。学术期刊Relations: Beyond Anthrocentrism [《关系：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主编在网上看到这个采访，把这个采访于2015年发表在其期刊。2018年，《80，000小时》也采访我，包括针对这篇文章与其他大都超越经济学的课题。看来，这篇文章被学者重视的程度，包括被引用的次数，大于绝大多数我的经济学的文章。
经济学有三个基本问题：生产什么？（What？）如何生产？（How？）为谁生产？（For whom？）我在这篇1995年的提创福祉生物学的文章，也提出福祉生物学的三个基本问题：哪些物种是有苦乐感受的？（Which？）它们的净快乐水平是正的还是负的？（Whether？）如何增加他们的净快乐？（How?）。其次，我用达尔文的进化论与一些基本经济原则帮助回答这三个基本问题，并得出一些结论。
第一，可以论证，那些没有灵活行为的物种是没有苦乐感受的。形成苦乐感受是需要体内像能量的成本的，因此，这些感受也必须对个体的生存与传宗接代【合称适生性fitness】有所贡献，才不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然而，苦乐感受本身对适生性并没有贡献。例如，当你看到一只老虎，感到害怕。这个感觉本身，并不能帮助你生存。你感到害怕后，必须影响你的行为，例如躲藏或逃跑，才能够帮助你生存。同样地，你看到一位美女，觉得很美，这个快乐本身，也不能够帮助你传宗接代。必须使你设法与美女交配，才能够传宗接代。
因此，如果你只有这些苦乐的感受，而这些感受并不能影响你的行为，就不能够增加你的适生性。如果不能够增加你的适生性，而却有成本，这种感受就会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就不能够继续存在。因此，快乐的感受，必须影响你的选择，例如，看到一只动物，是要把它抓来吃，还是要逃跑，避免被它吃掉，fight or flight。这种根据当前的情形，例如那只动物的大小，你手中有没有武器等，能够灵活地决定是打还是逃，是通过这个个体的意识来进行当机立断的选择的。
动物的某些行为，是完全由基因死板决定的。例如，青蛙生来就是到处乱跳，看到飞动的小东西就把它们吃掉，因为这样它们就能够吃到很多飞虫，帮助它们生存。如果你把一只青蛙放在笼里，笼中放了很多没有飞动的小虫，那青蛙就不会吃它们，会饿死，因为它生来就只会吃飞动的小东西。另外一个例子，像我们的手如果碰到很热的东西，会自动缩回手，避免烧伤。这种自动反应是不必通过大脑的，是由延髓控制的。如果某种物种，它的所有的行为都是由基因死板定好的，不能够做灵活的选择的，就不须要有苦乐的感受，甚至连主观意识也不须要。既然没有苦乐感受，这种物种就没有福祉可言。这就是回答福祉生物学第一个基本问题的福祉生物学第一定理。这定理帮助我们确定，哪些物种是没有福祉的，我们不必担心会使它们痛苦，因为它们没有苦乐的感受，甚至没有主观意识。
由于苦乐感受是主观的，如果我们要直接回答福祉生物学第一个基本问题，哪些物种是有苦乐感受的，是很难的。因此，福祉生物学第一定理帮我们回答这个基本问题。只要我们能够确定某些物种的行为完全不是灵活的，或是完全由基因死板决定的，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它们是没有苦乐感受的。行为是不是灵活的，是比快乐感受更加客观的，应该比较容易由科学研究来确定。因此，福祉生物学第一定理有重要的贡献。
本文已经很长，关于福祉生物学的第二个基本问题，动物的净福祉是正的还是负的，它们是快乐多，还是痛苦多，我们下次才讨论。
文献
CARPENDALE， Max (2015). Welfare biology as an extension of biology: Interview with Yew-Kwang Ng, by, Relations: Beyond Anthropocentrism, 2015，3(2): 197-202. http://www.ledonline.it/index.php/Relations/article/view/884
NG, Yew-Kwang (1995). Towards welfare biolog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of animal consciousness and suffering, Biology & Philosophy, 1995, 10(3): 255-285. http://www.springerlink.com/content/uj81758r187l7777/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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