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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NO.056
作者|黄有光（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根据这一两天（12月3-4日）各大媒体的报道，中国消费税法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本文讨论如何优化消费税税率的一些原则与建议。
如果根据传统简单（本科生教学水平）的经济学，尤其是芝加哥学派的‘大社会、小政府’的右倾观点，税率越低越好。税收造成超额负担，征收100亿元的税，社会（包括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负担约为130亿元。平均而言，经济学者对税收的超额负担占税额的比例的估计约为30%。
如果根据研究或博士生水平的传统经济学，要使超额负担最小化，对不同商品（包括物品与服务）的税率，应该根据其供给与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的弹性而定。税收使商品对消费者的价格增加，而对生产者的（税后）价格减少，这会减少消费量与产量。每个百分点的价格变化对数量的影响是几个百分点，就是弹性的大小。弹性越大，同样的数量的税收，对商品数量的影响或扭曲越大。因此，为了使扭曲造成的整体超额负担最小化，应该对弹性比较小的商品征收比较高的税率。这是接近一百年前英国天才学者（包括经济学、数学、哲学）Frank P. Ramsey (26岁逝世)‘等终军之弱冠’时（1927年，23岁）就发表的最优商品税理论，后称Ramsey税收。
上述两个（一个简单与一个深入的）理论，虽然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但都不应该直接地应用在实际政策上。这两个理论都假定，在没有税收的情形下，市场的资源配置与商品的生产与消费是最有效率的（帕累托最优）。然而，在任何实际经济中，这是不成立的。至少有下述几个因素必须考虑。
第一，绝大多数的产品的生产与消费，都会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环境的作用，包括对空气与水源的污染、温室气体的排放等。在大多数情形，生产者与消费者没有对这些破坏付足够的税或费，污染与排放税缺失或太低。因此，这些对环境的破坏，是一种外部成本，没有被生产者与消费者充分考虑。因此，在没有税收的情形，多数的产品的产量是太多的。理想而言，是根据各种产品的外部成本对它们征收环保税，但这方法也有很大的信息与行政成本。在环保税严重缺失的情形，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对所有的产品征税，包括用收入税与消费税，这也是大多数国家采用的方法，虽然其目的大概是为了获得政府的收益，而不是为了调节过分的产量与污染。不过，在多数情形，收入税与消费税是起了减低过分的生产与污染的作用。
考虑到环保问题的重要性，与其说，相当于GDP的30%的税收（包括收入税与消费税），造成约39%的负担，其中9%（GDP的9%是一个巨大的量）是超额负担或税收的扭曲成本，不如说30%的税收，带来约9%的纠正作用，整个经济的负担约只有21%，超额负担为负数。中国虽然已经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开始征收环境保护税，但税率偏低（详见笔者在网易研究局的专栏文章《中国环保税税额严重偏低 环保税能提高经济效率》）。因此，如果没有大量提高环保税，可以考虑在消费税上适度对某些商品增加税率。
第二，根据学者近几十年对快乐的研究，在温饱，至少是小康之后，更多的消费并不能明显地增加快乐。人们之所以还是要更多的财富与消费，主要是人际之间的相互竞争、相互攀比。相对地位的重要性，除了大家在常识上就知道，也有对大脑研究的支持（见如：Dohmen et al. 2011）。即使不考虑污染等其他因素，有学者估计，单单看相对收入效应，就应该对人们的收入征收约33%的税（Blanchflower & Oswald 2004）。由于污染与相对竞争的重要性，单单这两个因素合起来，就可以支持像北欧国家的大约50%的高税率。即使在边际上（最后部分），这些税收也还是纠正性的，而不是扭曲性的。
第三，即使不考虑上述两个重要因素，传统分析的税收的扭曲性或超额负担，是基于只看税收本身，没有看由税收支持的公共支出。一般性的收入税与消费税的扭曲，主要是反激励作用，使人们少工作赚钱，而多享有闲暇。如果考虑了公共支出，则未必有反激励作用。试想，如果没有税收，你多赚一万元，不必交税，完全获得这一万元。如果收入税30%，你只获得7千元。因此，只看税收，好像有反激励作用。但是，没有税收，也没有公共支出，没有治安等公共物品的提供。你的一万元，从出纳取款后，可能就被抢掉了。是多赚有保障的7千元的激励更大，还是多赚没有保障的一万元的激励更大呢？(详见Kaplow 1996，Ng 2000.)
第四，有些物品，对它们征收100亿元的税，社会的负担，不是130亿元，也不是100亿元，而是完全没有负担。不但没有超额负担，连税收本身的负担也不存在。（见《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年的拙作。）人们消费或者持有这种物品，并不是为了这些物品的内在消费作用，而是为了炫耀他们的财富，或是用来作为有价值的收藏品、礼物或逃亡时带的贵重物品，例如钻石、黄金等。这种物品，进入消费者效用函数的是它的价值（价格乘以数量），而不是像普通物品的那样仅仅是其数量。当这类物品的价格因为税收增加而提高的时候，消费者可以花费相同的金额获得相同的价值，而不会有任何损失。例如，如果没有税收，假定你要买一颗值一万元的钻戒。高税收后，钻戒的价格提高。不过，你依然可以买一颗钻石比较小的，也是值一万元的钻戒。影响你的效用的是钻戒的价值，这是纯钻石性物品的定义，既然价值还是一万元，你的效用没有改变。纯钻石性物品虽然不多，但具有钻石性的混合钻石性物品很多，包括绝大多数高档物品如豪华车、名表、名酒等。因此，征收大量的消费税而不造成超额负担，有大量的空间。
根据上述原则，从这次公布的消费税税率来看，有几个显然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卷烟税率虽然已经相当高，但依然有上调的空间，因为对香烟征税，不但不会减少抽烟者的福利，反而增加抽烟者的快乐，因为减少抽烟对他们的健康有利，像学者已经论证的一样（Gruber与Mullainathan 2005)。这是和传统经济学相反的结论。
其次，贵重首饰与珠宝玉石，是接近纯钻石性物品，现在《征求意见稿》中的5-10%的税率，严重偏低，应该提高很多倍。游艇（10%）与高档化妆品（15%）也是混合性钻石物品，10-15%的税率也严重偏低。化妆品，即使不是高档的，也应该增加税率。第一，即使化妆品真的能够增加漂亮程度，至少也有很大的人际比较的作用。第二，在多数情形，化妆品有反作用。维持健康清洁，就能够有天然美。化妆品往往破坏天然美。试想，人哪里能够胜过上帝呢？更不要说到许多化妆品对皮肤与健康的负作用了！
汽油税每升1.52元更加严重偏低。汽油的消费有污染、堵塞、噪音、意外等大量外部成本，税率应该增加十倍以上。乘用小汽车现在根据气缸容量大小征收1-40%不等的税率。由于小汽车也有炫耀性的作用，尤其是高档的。因此，除了根据气缸容量大小，也可以考虑加上车价的高低来征收更多的税。
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文献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 (2004). Well-being over time in Britain and the US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4, 88(7-8), 1359-86.
DOHMEN, Thomas; FALK, Armin; FLIESSBACH, Klaus; et al. （2011）. Relative versus absolute income, joy of winning, and gender: Brain imaging evidenc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3-4): 279-285.
GRUBER, J. & MULLAINATHAN, S. (2005). Do cigarette taxes make smokers happier? Advances in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5: 1-43.
KAPLOW, Louis (1996). The optimal supply of public goods and the distortionary cost of taxation. National Tax Journal, 49(4): 513–533.
NG, Yew-Kwang (2000). Effciency, Equality, and Public Policy: With a Case for Higher Public Spending. Macmillan, Basingstoke, Hampshire. (中译《效率、公平与公共政策》，唐翔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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