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39岁上市公司董事总经理跳楼自杀！遗书里让妻子保住工作）
12月21日凌晨2时21分，上市公司中远海能高管贾利宾在台北五星级王朝大酒店的15楼开窗跳下。
据台湾媒体报道，贾利宾被发现的时候右手腕骨折、双脚大腿骨折，在送往医院后被宣告不治身亡。
(饭店中庭)
贾利宾坠楼现场，警方还发现一封贾利宾在12月6日就写下的长达9页的遗书。
在遗书中，他提及自己2011年在美国确诊患了抑郁症，还对妻儿表示爱意，“我爱你和儿子，我是一个不值得你和儿子爱的人，来生要来给做牛做马”，并提醒妻子，“无论如何都要把握自己的工作，否则你和儿子的经济来源都会有问题。”
而关于他坠楼身亡的原因，遗书中只模糊的提到，“可能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为破家亡身和财命险数，我产生一种钻牛角尖的心态，于是这种阴影在我无限放大，大到压得我无法身存。”
他遗书中还表示，“人生的bug让我陷入死循环，我试图去upgrade，但似乎无法找到.。.所以我只能选择reset，请所有善良的人们尊重我的选择”。
目前，该事件还在调查中。
中远海能是一家同时在香港和内地上市的公司，主营业务是能源运输。
有相关信息显示，贾利宾是中远海能子公司中海发展(香港)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发香港”)总经理。他还是全资孙公司寰宇船务企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寰宇公司”)的法人代表。
贾利宾的名字曾出现在中远海能近期发布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中。
好好的一片大好前途，贾利宾怎么说放手就放手了呢？
今年3月份，中远海能分别给中发香港和寰宇公司提供了共计15亿美元的担保额度，用于外部融资。其中披露了，中发香港资产负债率达到62%，寰宇公司资产负债率达到89%。
(中发香港)
再加上中远海能集团今年前三季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2.68亿元，同期相比减少了121.51%。
因此，外界纷纷猜测贾利宾跳楼轻生是工作压力大导致的。也有人猜测抑郁症可能是主要原因。
贾利宾是12月8日到了台湾，12月20日入住王朝大酒店，按照日程，他本应在12月28日返回的。如今元旦将至，新的一年，家人只能在梦中相聚了。
深陷“抑郁症”的上市公司高管们
健康和生命的价值几何？不到失去的那一刻，很多人都无法切身感受。
临近年关，一堆人在忙着完成KPI，计划年假怎么安排，也有一些人，他们只能和家人在不同的世界相互怀念。
从高处一跃而下结束生命和压力的不止是中远海能的高管贾利宾。
2018年6月5日，在家庭微信群里给女儿和丈夫留下一句“对不起”后，44岁的万达女高管徐毓失踪。
6月6日，南京警方在建筑工地找到了坠楼身亡的徐毓，死亡原因系自杀。
出事半年前，徐毓日夜扑在工程项目进度上。就连大年三十晚上也只回家吃了顿饭就返回了工作岗位。在她的朋友圈里，几乎每条都是跟工作有关的宣传。
在一力主导的万达茂项目开幕不久后，她在公司会议上离场，选择了一条不能回头的路。
(徐毓女儿举着妈妈的遗像在万达茂)
2018年1月30日，金盾股份实际控制人、55岁的董事长周建灿同样选择从浙江绍兴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楼顶一跃而下，当场身亡。
周建灿走后，和金盾有合作往来的人士和高管都透露过，“他有抑郁症”。
很快，金盾背后庞大的债务黑洞被一一曝光。根据公司公告，周建灿、金盾集团及相关企业涉及到的债务总额约为98.99亿元，周建灿生前压力之大可见一斑。
就在周建灿去世的上虞，闰土股份前董事长阮加根在4年前爬上了大厦最顶层，最终选择在深夜一跃而下。他去世之后，有高管称阮加根患抑郁症多时。
资本市场深陷抑郁症漩涡的绝不在少数。
2011年5月23日凌晨，68岁的万昌科技董事长高庆昌从23层坠落，对于他的死因，公安机关排除他杀，认定为自杀。
而这一天，距离万昌科技(现更名为未名医药)在深交所上市才过了三天。
万昌科技上市时，高庆昌持有公司约30%的股份，位列第一大股东，离世时个人持股市值接近8亿元。十年奋斗，最后却以一跳作为终点。高庆昌家人对外透露，他长期患有严重的抑郁症。
不到两个月时间，2011年7月6日，华光股份总经理贺旭亮也于7月6日跳楼自杀。终年49岁，公司的说法同样是“抑郁症”。
珍爱生命
2008年，曾经在中国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涌金系”大佬魏东跳楼身亡，时年41岁。
在他留下的遗书《写给我最亲爱的人们》里提到：由于长期的工作压力，近年来我的强迫症愈发的严重。本想今年能放下工作，安心的休养，医治这种精神上的病症，但近期外部环境又给了我巨大的压力，强迫性的动作，强迫性的思维，如影随行，几乎时时刻刻的困扰着我，伴随着严重的失眠和抑郁，使我无法面对生活。
被类似痛苦困扰的人还有华为创始人任正非。
在一份任正非会见索尼CEO吉田宪一郎的会谈纪要中，他曾袒露过创业过程中的艰辛，自曝曾经是忧郁症患者。
他说，“(企业发展)越快，矛盾越多，各种问题交集，完全力不从心，精神几近崩溃。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每次想自杀时就给孙董事长(孙亚芳)打个电话。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据任正非表示，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2006年。那天，很多内蒙村庄的农民姑娘在唱歌，任正非说，“看到她们那么兴奋、乐观，这么热爱生活，贫困的农民都想活下来，为什么我不想活下来？那一天，我流了很多眼泪，从此我再也没有想过要自杀。”
是啊，终有一天，一切都将“尘归尘，土归土”，又何必着急呢？
想想妻儿，想想未达成的愿望，努力生活，别放弃治疗。
困苦的时候，共克时艰、珍爱生命吧。
本文来源：中新经纬
责任编辑：
钟齐鸣_NF56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