冻卵代孕和一个围绕高知女性人群的隐秘生意

（原标题：冻卵、代孕和一个围绕高知女性人群的隐秘生意）

（本文由自钛媒体.钛度特稿小组打造）

再过五个月，晓曼的孩子就要从美国回来了。现在，这个孩子还在Amanda的腹中孕育着。在晓曼33岁这一年，她如愿地成为了一名单身母亲，而丝毫不曾经历婚姻困扰和分娩苦痛。

和洛杉矶国际机场入关通道队伍中那些小腹微微隆起的“中国女游客”相比，晓曼显得格外轻松自然。按照计划，她只需要在美国逗留两周。通过一家在北京的境外医疗中介，洛杉矶的一家生殖辅助专科医院早已经帮她安排好了从体检、取卵到人工授精全部事宜。而孩子父亲的精子也已经抵达医院，随时待命——尽管晓曼和他素未谋面，彼此对对方也都毫不知情。

2013年，徐静蕾在同一座城市进行了卵子冷冻，当时在国内——尤其是高知单身女性群体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而现在，晓曼要把这条路走得更远，给冷冻的卵子找一个匹配的精子，并由她人代孕。

根据钛媒体TMTBase数据库的统计，从2013年开始至今，赴境外辅助生殖技术及中介创业公司，逐渐多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的增速都要快。

抵达美国的第二天，晓曼一大早就自己驾车从酒店前往距离两个半小时车程的医院。按照在中国医院的体检经验，晓曼食水未进。当第一项抽血检查做到一半的时候，晓曼就因为低血糖昏厥了过去。当她再次醒来，自己已经被转移到了一间单人病房，身边陪护着的医生和翻译已经为她准备好了能量饮料和食品。

这一天，大夫为她开具了手术前的药物，推迟了抽血体检的时间，告诉晓曼下次来记得吃东西，并安慰她这并不会影响到整个取卵受精的流程。在随后的十天里，晓曼需要每天自己注射三针促排卵的药剂，以保证取卵当天的成功。

如约而至，晓曼等来了自己在美国的月经期，这也是孩子诞生之前，晓曼最后一次踏足这家医院。20多平米的病房四壁被漆成了暖暖的奶白色，映着金色的灯光，病房里没有一丝中国公立医院里的消毒液或酒精气味，晓曼穿着蓝白格相间的病服躺在病床上，心中几乎没有紧张和担心。医生、护士、翻译和麻醉师围在她的身边，帮她调节这病床的角度和室温。那一刻，晓曼甚至觉得“比度假还舒服”。随着麻药顺着输液管流入身体，晓曼渐渐地丧失了意识，一根细长金属针刺穿了她的阴道壁，30颗蠢蠢欲动的鲜活卵子被剥离出她的身体。

30分钟后，晓曼醒来，睁开眼看到手术医师正在对她微笑，她觉得那笑容“比自己的父母还要慈祥”。

晓曼是幸运的，一次取出30颗合格的卵子几乎是一个完美结果。在她离开医院的时候，一位同去的中国女性，由于身体和年龄的原因，取出的卵子无一合格。晓曼记得，那人几乎是嚎啕不止地离开了医院。 由于在中国单身女性可享受的生殖辅助服务几乎不被政府认可，因此出境的冻卵、试管婴儿和代孕等选择几乎成为了这部分人群成为一名单身母亲的唯一希望。

在中国2001年出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规定“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应当在医疗机构中进行，以医疗为目的”；之后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也明确了“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2015年，中国卫生部又再次表示“我国单身女性不能使用冷冻卵子生育”。对于冷冻卵子的使用，必须要求当事人出具身份证、结婚证和准生证。

就在2017年2月8日，针对近日“代孕将合法化开放”的热议，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毛群安又进一步明确，将严厉打击代孕行为。

令这些女性更加不忿的是，在《人类精子库基本标准和技术规范》中，却并无明文禁止单身男性的精子冷冻保存。

自此，除了传统伦理上对于女性未婚生育的先天排斥，政策法规层面也将女性生育权与婚姻家庭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在技术的发展与政策被越拉越大的缝隙之中，也催生了中国国内一些底下卵子交易和代孕的灰色市场。

幸而晓曼找到了一条光明可行的新途径。她的这30颗卵子最终有九颗成功地和精子结合成为受精卵胚囊，五个男孩四个女孩，随即被立刻冷冻在零下196摄氏度的容器之中。在显微镜下，这九枚细胞就像是九颗星球，颤动着等待着新生命的萌发。

当国内政策越限越紧，出境市场则变得越来越热，由技术推动的消费升级大潮，也来源于个体对生命繁殖认知的彻底改变。

单身城市女青年的时髦生活方式

随着中国一线城市单身人群比例的急剧升高和二胎政策的开放，自2016年初开始，涉及境外生殖辅助的医疗中介似井喷一样地出现在各大一线城市，初具规模的已有十余家。其中多数都是从之前的留学中介业务延展而来——他们既具备大量中国适龄青年的客户资源，同时又兼顾境外高校当中医疗技术资源。

出乎这些中介意料，在失独家庭、准备生育二胎家庭、女同性恋群体和青年单身女性这四类主要目标客户当中，反而是选择出境冻卵甚至代孕的单身城市青年女性占据了越来越高的比例。

上海一家出境冻卵中介机构的创始人陈尔东甚至觉得，“出境冻卵，渐渐成为了类似于周末去和闺蜜吃brunch、喝下午茶一样的新生活方式”。陈尔东向钛媒体记者表示。

女性卵子冷冻储存技术最早成型与上世纪80年代，但卵细胞的低温冷冻会坚硬其外壳，使得冻卵细胞的受精率一直较低；本世纪初通过精子卵母细胞浆内注射的技术完善是的冷冻卵子受精困难的问题得到了极大解决；再之后，“玻璃化”冷冻法的出现，使得卵子细胞内由人体体温将至零下196摄氏度的时长从两小时降为不到一秒，使得卵子完好地进入“假死状态”，这项又将冻卵成功率提升至原先的近十倍。

出境冻卵的安全性和成功率，已经不再成为中国女性客户的主要忧心要素。

已经和这家中介签约的攸宜，刚刚25岁，美国常青藤大学硕士毕业，在上海一家大型公司任市场销售职务。她计划在这个春节赴美冻卵，这让攸宜既躲避了每年一度“被逼婚”和“被相亲”的高潮，又给了自己一个心安理得的交待。“就好比暑假的第一天，你就已经拿到了全部暑假作业的答案，剩下的就是，什么时候想抄了，随便一抄就好了”。

出境冻卵20万人民币左右的费用，对于这些接受过西方教育，且家境殷实，收入优越的年轻女性来说，丝毫不构成生活层面的负担。技术和资本，带给了她们前辈不曾想象的身心自由，和对抗自然规律的成就感。

“很多女孩都觉得一开始的婚恋压力都来自于外界，可在这个社会氛围之中，这种压力会一点点地内化，潜移默化的异化你的爱情观、婚恋观和择偶审美，那时候每个人就都被同化成了这种社会传统的一部分，而不自知地抛弃了这一份自由。”陈尔东说。

前文所提的晓曼，则比这些姑娘走得更远、也更加坚定了一些，她一开始就打定了自己做单身母亲的念头。

2015年初，晓曼忽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那些多年以来闺蜜挚友，都开始按部就班地嫁为人妻、相夫教子。难得出来一叙时，对面的人也是张口闭口不离婆媳关系和攀比晒娃。加之自己也渐渐疲惫于那些“应该”的情感交往和相亲安排，晓曼隐约觉得似乎可以将自己很久之前就想要一个混血宝宝的愿望付诸实践了。

那时候涉足此类服务的国内中介还只是寥寥，晓曼费足了心思找到一家相对有单身女性赴美取卵和代孕成功案例的中介机构。

第一步是选择精子。晓曼选择了在美国加州的一家精子库，精子库中的精子分为几十美金、一百多美金、二百多美金三个等级。每位精子捐献者的页面都附有详尽的个人介绍和家族简历，并配有捐献者儿时的照片。“就像是逛京东和淘宝吧，付费交易买东西而已，我并不会对屏幕上那个男人有比这更多的感觉了。”

晓曼的筛选标准八成来自于颜值。她最终选择了一个美国白人，生物学硕士，身高一米八九，金发碧眼。照片上的孩子笑得灿烂无比，眉目鼻眼像极了电影《天堂电影院》里童年多多。她把另一个备选者的照片也展示给我，“你看，这个帅是帅，就是显得很忧郁。咱们都说三岁看老，我觉得一个人的表情就能看出他的内心。”而在我看来，那张男孩的照片，不过是光线黯淡了些许而已。

第二步则是选择代孕母亲，这也是晓曼从美国回来后的更大难题 。代孕母亲的选择既是整个流程中最大的一笔开销，也是最艰难波折的经历。

在美国，有加州在内的四个州明确代孕合法，这也是晓曼选在洛杉矶这家医院的原因之一。代孕的费用在15万美元到20万美元不等。晓曼不接受美国黑人和拉丁裔的女性为自己代孕，她认为“不太靠谱”。这样，她的选择范围就被局限在了少有的白人代母之中。

代母的选择是双向的，晓曼中意的代母未必同样中意于晓曼。中介将代母的资料都翻译成中文交给晓曼，没人都有二三十页的资料，晓曼甄选地无比仔细。

第一个备选代母开始就质疑了晓曼为何不选择自己怀孕。晓曼洋洋洒洒地给这位代母写了一封长信，讲到中国未婚先孕的女性会遭受的歧视和不公，带到孩子出生，便是木已成舟，周遭的非议和压力自然就会少了很多；同样也说到自己希望孩子生下来就具有美国公民身份的现实考量。但最终并未能打动这位代母。

第二位备选代母，在即将签署代孕合同的前夕，突然决定要去做长途旅行，事情无端告吹。

最终，第三次，晓曼和Amanda如愿地签下了协议。Amanda拥有大学学士学位，在USPS任文职管理工作，业余时间任瑜伽教练，说起话来话温婉可人，同样也是一名单身母亲。这几乎符合了晓曼对于自己儿子代母的全部想象，两人于是一拍即合。

亿级用户市场下的自由基因

陈尔东被身边的女性朋友冠以“女性之友”的名号已经好多年了。2016年初，他从自己原先的留学中介公司中衍生出了“赴美冻卵”这项新业务。尽管现在，新业务的的规模还徘徊于盈利线以下，在“用留学的钱养着冻卵的生意”，但一年之间收获的30个种子用户已经让陈尔东对这个市场的期望日趋强烈。

由于社会传统伦理的绑架和法规的限制，其实中国单身女性生殖辅助这样一个庞大的市场早已在萌发，只是萌芽市场的生长却在长时间内找不到消费出口。

反观境外这一市场的状况，很多国家地区已经走在了几近成熟化的路上：2013年，日本政府开始允许健康单身女性冷冻卵子，一些城市甚至有地方政府出资鼓励单身女性冻卵；而2014年，美国的Facebook和苹果公司开始推出针对每一位女性员工价值两万美金的冷冻卵子健康福利。

其实早在2014年，总部位于洛杉矶的美国卵子冷冻中心（EFC）就曾在北京设立了专门针对中国市场的办事处。但真正将市场激活的，仍旧是国内这些刚刚试水这一类项目的中介机构。

和留学中介业务类似，冻卵、人工授精和代孕之类的中介服务同样属于轻资产行业。这也是很多像陈尔东一样的人，无论原先从事的事留学中介还是跨境医疗中介，在2016年纷纷试水这一业务的原因之一。

他认为，情感与婚恋的焦虑是一种会伴随人一生的东西，而无关你在每一刻做出怎样的选择。“那是一个普遍性、长期性、结构性”的焦虑。而在中国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女性在这一方面承受的困惑和压力相较男性更要大得多。

“很多女国女孩儿终其一生，甚至都没能想清楚其中的纷繁与矛盾。”

而如今，在中国的一线城市中，已经开始萌芽了少数拥有闪亮的海归背景和体面的经济基础的女性开始主动地去割断传统思维和外界束缚，实践了一种新的“婚育”行为。“从0到1的过程是最艰辛的，而当那些姑娘一旦想明白了这件事，后面的过程就成了一种顺理成章的生活方式选择。”

陈尔东甚至觉得这在未来，将成为一些精英女性的一种生活“标配”。“我有我的伴侣，但这个伴侣可以不是我的老公；我选择去生孩子，也不一定要用传统的方式。比如，你从精子库提取出一颗精子，去跟你的卵子孕育出一个胚胎，当这个孩子出现的时候，你的压力会小很多，你不必对这个孩子的父亲负责，而只需要对孩子负责就好了。”

在身负“女性之友”名头的这些年里，陈尔东见过了身边太多的“精英”女性在30对前后的时候达到婚育焦虑的巅峰，她觉得这样的女性往往希望自己不会将情感标准异化成生活考量，因此“在30岁之前，她们的这种焦虑还多数停留在‘兴趣危机’和‘口号危机’的层面；但在30岁之后，就变为了实实在在的‘行动危机感’。”

这也让她们的现实选择同样被那些“本应该可对抗”的情感起伏、社会压力所裹挟变异，成为了被她们曾嗤之以鼻的异化社会的一部分。“在这种‘行动危机感’下，她们的婚恋选择就会变得非常非常‘包容’，而又并不自知。”

而类似与“冻卵”这样的技术实现，则同时在时间和空间上大大地缓解了女性的焦虑。“我们希望就像一个保险，买完之后你就忘掉她好了。”

另一家北京出境生殖辅助中介的创始人觉得，这并不单单是一种“后悔药”般的简单。“现代社会，人们在30岁左右的时候才是生理状态和心理建设都才刚刚准备好面对婚育问题的开始。可这段时间也是多数人事业的第一个上升期，我们的女性多少还信奉着‘一孕傻三年’之类的东西，但的确婚育对女性事业上的影响十分重大。我们希望无论冻卵还是人工授精也好，都是帮助女性延长事业黄金期的办法。”

陈尔东坚信面对单身女性的服务，在中国将会成为一个亿级用户市场。按照他的计划，在2017年，他已有的30名种子用户将衍生出200名消费这一项目的女性。“长远看来，如果能在更远的未来稳定在全国每年一万位女性客户，这个市场量就真的非常巨大了。”

最后的等待

从做出当一个单身母亲的决定开始，晓曼就开始在自己的微博上更新自己的进程和感悟。这也招致了看客们五花八门的质疑和攻击。在每一则微博的留言区里，不少人对于晓曼孩子将来的心理健康感到担忧；也有人自顾自地揣测这个女人一定是很难相处“才找不到男人”；更有质疑者提出“这是否是自己在为自己制造一个完美宠物？”；还有各类女权主义和同性恋群体来力挺她的选择。

晓曼觉得自己从没在乎过这些标签。如今，她只关心她远在大洋彼岸，身在别人腹中的孩子。她坚信她的孩子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自豪——他的母亲有钱和能力去做这个事情，而将他带到这个世界上。

她更加坚信的是，这样的家庭会给与孩子更多的爱。“那的确不是完美的，哪里有完美的家庭呢？但至少我不会给我的孩子那些丑陋的。”

（本文独家首发钛媒体，特稿记者刘鹏；为保护受访者隐私，除陈尔东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