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代工商业的第一乐章

（原标题：我国近代工商业的第一乐章）

——读傅国涌《民国商人：1912—1949》

禾 刀

新中国成立之初，谈到近代工业，毛泽东着重提及四个人，即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纺织工业的张謇，搞交通运输业的卢作孚，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四人中，晚清的张之洞在督鄂期间创办了汉阳铁厂等一批在亚洲举足轻重的重工业，但他官商一肩挑，所办企业无一不带有官办色彩。张謇创办大生纱厂初始，也与官场互动较多，但“官办”色彩大大弱于张之洞。相比之下，卢、范两位均算得上是民国年代更接地气的民营企业家：白手起家，对市场都具有极其敏锐的洞察力。在近半个世纪中，以张謇、卢作孚、范旭东为翘楚的民国企业家，尽心竭力引入西方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推动我国现代化进程。

立志实业救国

前不久央视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宜昌保卫战》，讲述了一个历史故事：在被称为中国“敦克尔顿大撤退”的战略西迁关头，“船运大王”卢作孚挺身而出，调集民生公司全部运力，不计得失，以蚀本的低廉运费，在短短40天内，完成了急需转运的7万吨战略和其他重要物资，为抗战胜利和民族工业积攒了宝贵的力量。

电视剧只是对历史的艺术还原，民生公司当时面临的风险和困难今人实难想象，天上有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水上有国外航运公司竞争叫板，甚至是等着看民生公司惨亏的笑话，加之僧多粥少，运力有限，但卢作孚义无反顾，面对损失毫无怨言。

除了投身船运事业，卢作孚在苦心经营民生公司同时，还大力支持教育事业，如在老家泸州等地进行了新教育试验，在成都创办了通俗教育馆。此外他还积极投身乡村改造，在重庆创办了与“南通模式”相媲美的北碚实验区。

卢作孚是民国商人群体的一个代表。曾留学日本并考察多国化学工业的范旭东亦立志“科学救国”、“工业救国”。“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人多次想要与永利合营，范旭东以“宁肯为工厂开追悼会，决不与侵略者合作！”严词拒绝。同样拒绝与日本人合作的还有银行家资耀华，而杭州企业家都锦生在得知“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停购日本产的人造丝”，坚决拒绝与伪政府合作的方液仙则惨遭绑架杀害。味精大王吴蕴初曾斥资9万银元订购了一架德国战斗机，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当然，更多实业家通过支持教育等方式救国。陈嘉庚亲手创办了厦门大学，晚年经营遇到极大困难依然初衷不改，变卖房产也要坚持支持教育事业。据有关人员统计，“以1981年人民币和黄金比价计算，陈老一生用来办学的捐款达一亿美元以上”……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理论为资本主义解开了道德枷锁，但这并不表明企业家就可以无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至少在民国这部分商人眼中，国家与民族利益始终神圣不可侵犯，只有在这一前提下，商人的存在才显得更有价值，这也是他们不惜倾家荡产，抛头颅、洒热血的真正原因所在。

服务不遗余力

现在提起“服务”二字，许多人相当熟悉。不过，在当年却不是那么容易让人接受的。民国虽然经历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但传统的上下、主仆观念依然根深蒂固，若运用不当，极易被抬上道德的烤火架。尤其当一些衣着光鲜打扮亮丽的女售货员粉墨登场时，一方面会赚足公众目光，但同时往往也会引发诸如伤风败俗的争议。而那些民国商人对“服务”的认知理解一开始就很到位。

有“中国最优秀的银行家”、“中国的摩根”之称的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首创了“一元即可开户”先例，这是对当时金融行业服务水平的一次巨大拉升。不仅如此，陈光甫还要求员工，“凡私人所有的工业、金融机关、大企业等等，请牢牢记着 我是来服务的 这句话，否则，它们的灭亡，无论如何是逃避不了的。”

像陈光甫这样把“服务”时时挂在嘴上、处处落实在行动上的，大家更熟悉的例子或许是永安公司的创办者郭乐。他曾不断告诫员工：“得罪了一个顾客，就等于赶走了10个顾客；接待好一个顾客，等于拉来10个、100个顾客。”闻名遐迩的“康克令小姐”便是永安公司的杰作。为推销美国金笔Conklin（中文音译为康克令），永安公司“雇用年轻、漂亮而且懂一点英语的上海小姐站柜促销，其中一位小姐不仅相貌漂亮，而且温文尔雅、服务热情，不少文人闻风而来，报纸上大为报道，大家干脆称她为 康克令小姐 ，以后上海人习惯把女店员统称为 康克令小姐 。”

“康克令小姐”现象的出现，无疑是近代商业服务水平重大提升的标志。民国商人看重“服务”二字，这本身是市场经济规则作用的真实体现，也意味着消费者真正被摆上应有的被尊重位置。这种服务质量的提升，同时也是市场竞争激烈的彰显。几乎无一例外，民国企业自诞生起就要面临早已完成市场布局的外企打压，而服务显然是民国企业拉近与消费者距离最为有效的手段之一。

科学管理的起步

熊彼特认为，企业家通过创造性地打破市场均衡，才会出现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创新是方向，学习则是根本。作为在经济认知方面“一穷二白”的民国商人，每前进一步，往往意味着必须付出百倍努力。

民国是个秩序异常混乱的时代。一方面军阀割据，战事不断，政府效率低下，腐败丛生，权力寻租甚至赤裸裸的要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尤其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侵略造成巨大伤害和损失。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公司也穷尽手段，明里暗里强力打压中国民族工业，如英美烟草公司就曾怂恿他人制造霉烟等卑劣手段，致使南洋烟草公司损失数千万银元。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面对如此困境，民国商人如同一颗颗顽强的种子，只要有一滴雨水，总是坚韧地破土而出。也正因为生活在那个屈辱的年代，民国商人在历史的夹缝中，筚路蓝缕，竭尽全力兴办实业，打破技术封锁，同时还要忍辱负重，竭尽所能，为民族发展贡献力量。

一战爆发，列强自顾不暇，民国企业家获得了鲜有的创业、办实业的“黄金时代”，1914年至1921年，几乎办什么火什么，新办企业如雨后春笋，仅民营银行就新增了96家。不少企业业绩快速增长，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从这一年起，持续多年都是大大获利”。然而，随着一战落幕，国外企业携带丰富资金和优越技术涌入，民国企业与企业家顿时又陷入了夹缝中。

为了开拓新市场，郭氏兄弟的永安公司曾发起“价格战”，“宁愿一开始不考虑盈利，只要做到与成本不相甚远”。而在1916年，27岁的张公权为了捍卫银行信用，坚拒段褀瑞政府的停兑令，并成功应对挤兑潮，因此深受当时国内金融界的敬重。无论是郭氏兄弟还是张公权，他们的举动在国外司空见惯，但他们率先学习并在国内大胆付诸实践，殊为不易。事实也表明，虽然文化相异，但市场规律大体相同，尊重规律者更易赢得回报。

在民国历史上，“抵制洋货”是个无法回避的事情。在民族主义的滚滚大潮下，许多本土企业曾大打民族牌，也确曾在短时间内赢得较快增长，但这终非长久之计。经济学家千家驹就曾撰文指出：“仅仅提倡国货是不够的，拒绝外国货和外国服务业，但是自身又没有能力填补因此造成的空缺，热潮过后，一定会有一个外货倾销的反弹。”千家驹的文章回到了斯密关于市场经济的本原，即最终决定市场的还是产品本身。

提高产品竞争力，离不开学习和创新。在民国企业家群体中，像聂云台、穆藕初、范旭东等均有留学背景，“海龟”更加积极引入国外先进企业管理知识。曾把泰勒的《科学管理法原理》翻译成中文的穆藕初，虽然在他创办的德大纱厂推行科学管理法受阻，但此法被荣氏家族应用后大获成功，并促使根深蒂固的“工头制”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近年来，挖掘、研究民国企业家的著述多了起来，但追怀往事时，能站在历史比较的高度解剖这些先贤对市场发展规律的认识与实践，尤其在全球化视野下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求索，解析他们的心路历程与精神高地的作品，老实说还很少见。笔者以为，傅国涌这本编年体式的著述《民国商人：1912—1949》，是朝着这个方向的一次可贵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