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更高水平开放应对国际经济秩序新变局

（原标题：以更高水平开放应对国际经济秩序新变局）

中美BIT谈判被两国寄予厚望，但因关键领域的分歧及美国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思潮泛滥而迟迟难有突破。但BIT谈判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更能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并促进世界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而BIT谈判对我国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为能以更主动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更大空间，破解TPP及TTIP对我国的封堵，我们应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和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以连横破合纵。

第26轮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刚刚在北京结束，这已是两个月内的第二次谈判了。究竟是什么原因或说哪些重要分歧，使得这一被两国寄予厚望的谈判历时8年仍难有突破性进展？

在经济层面，笔者以为主要由两方面原因：第一，负面清单。经过努力，我国一再缩短和“瘦身”负面清单，但美方要价很高，仍认为对华投资限制过多；第二，双方在国企、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条款、环保要求、透明度和标准制定等核心议题，及国家安全、文化、电信增值业务等领域还存在分歧。在政治层面，美国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和投资的思潮泛滥，认为贸易和外国竞争导致失业的观点十分流行。

还有，奥巴马总统已处于“跛脚鸭”阶段，在他的优先考虑次序中，TPP重要性急迫性都远大于BIT，而现在连国会批准TPP的前景都十分黯淡，更别说BIT了。因此，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内结束中美BIT谈判的可能性甚微。

对中美BIT谈判，双方有着不尽相同的具体诉求。中方主要诉求包括：不带偏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逐步放宽对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管制政策，加大高科技制造业领域对中国的投资；尽快给予市场经济地位；进一步简化中国人员赴美签证；推动中美运输类飞机双边适航拓展，等等。美方则希望进一步放宽中国对美的市场准入，特别在美国具有相当竞争优势的服务业和金融市场等领域加大对美国的开放；减少外商投资目录和自贸区的行业限制，简化外国直接投资程序，缩小负面清单；优化法治环境，保护知识产权，等等。

双方都明白，中美BIT谈判意义重大，一旦谈判完成并生效，将直接对两国投资产生一系列积极影响。对中国，BIT意味着在投资方面与国际最高标准接轨，有助于倒推投资体制改革，实现从单纯投资拉动向投资、消费、净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从制造业开放向服务业开放推进，促进经济转型与升级，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对美国，BIT将有助于为两国企业对外投资构建起更稳定透明的投资制度环境，促进双向投资，缓解金融危机后美国面临的失业率偏高、经济复苏缓慢等难题；有助于美国企业进入中国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等领域。

不仅如此，中美BIT谈判的达成对全球经济、对国际经贸大格局也具有深远意义。这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需要，更有利于推动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和促进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首先，有助于推动亚太区域一体化，能有效融合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和东盟主导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亚太地区贸易一体化打下坚实基础，进一步推动亚太地区经贸发展。其次，有助于推动世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面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大浪潮，全球都急需面向21世纪的新的贸易和投资规则。当前正在谈判的TPP、TTIP和TiSA都是由美国主导，以发达国家为主体的模式，而新的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须兼顾发展中国家利益，充分考虑科技发展、创新等因素。如果有个高水准的中美BIT，以及未来在此基础上的中美贸易和投资协定（BITT）乃至中美FTA，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能建立可持续的、健康的经贸与投资关系，再通过5至10年时间在亚太区域形成更广泛的“超WTO”安排，必将为全球可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奠定良好的基础。再次，有助于为全球经济持续繁荣稳定提供强大动力。中美BIT的达成将使美国生产率大幅上升，贸易赤字收窄，同时将大大提高中国的生产率，提高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种世上最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强大共振效应，“1+1＞2”的效果，将对维护全球经济发展特别是全球投资健康发展，建立更开放的全球投资体系，抵制投资保护主义，减少投资歧视和投资壁垒，发挥不可或缺的示范和引领作用。

当然，BIT谈判对我国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为能以更主动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更大空间，破解TPP及TTIP对我国的封堵、排斥和遏制，笔者认为，现阶段我们总的原则和方针应当是，以开放的主动赢得发展和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以连横来破合纵。具体而言有这么几个步骤：

一是加快推进国内四大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全方位改革试验，率先建立符合国际化法治化要求的跨境投资和贸易规则体系，加快形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全面提升国际竞争力，积极应对以美国为首的新一轮全球治理体系的调整。

二是积极寻求和发达经济体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双边贸易投资自由化为突破口，特别结合我们正在推动的“一带一路”战略，积极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商建自由贸易区，绕过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破解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的新布局。

三是积极促成以我国为主导的其他多边、区域次区域合作伙伴关系的建立。以更具前瞻性的视野推进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包括“一带一路”战略构想（B&R）、“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特别要率先启动亚太自贸区（FTAAP）早期收获计划谈判，支持在有条件的国家设立境外经贸合作区、跨境经济合作区等多种形式的经济园区。

四是进一步放宽外资准入、进一步实施对外开放。将负面清单制度推广至全国，以便让更多的外资进入，进而倒逼资本账户开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抓紧出台深化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新政策。

五是积极鼓励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加快“走出去”战略，以主动姿态加入全球供应链，拓展我国对外贸易和开放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有效规避TPP等碎片化自由贸易协定人为制造的贸易及投资壁垒。

六是深化改革和调整市场准入、海关监管、检验检疫、劳工标准、绿色环境标准、争端解决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国企管理等体制和政策，积极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做现行国际体系的参与者、建设者和贡献者。

（作者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