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历史与历史的悲哀

（原标题：悲哀的历史与历史的悲哀）

后现代观史

文 / 杨念群

今天我想讲讲另一个话题：从“后现代”到“后殖民”的变化。

“后现代”和“后殖民”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我们要讨论后现代思潮的作用，也必然要讨论后殖民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我推荐大家读一本经典著作，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萨义德是个巴勒斯坦人，后来到美国去当教授，他激烈地批评西方对东方的认识模式。他认为，东方跟西方是互为镜像的，西方塑造出的“东方形象”，其实不是东方本身，只是恰恰验证了西方的优越性而已。

被动反省“后殖民”

“后现代”是西方主动反思，“后殖民”是东方被动反省，因此，两者之间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西方人喜欢渲染“东方”的浪漫主义情调，比如中东沙漠广阔无垠，里面生活着美女和彪悍的骑士，中国则可能是小桥流水，文人在那里优雅地吟诗作赋。 

像萨义德这样批评西方的一些“后殖民”学者，大多有相似的背景，他们出生在非西方国家，后来都到了西方大学任教。霍米巴巴（代表作《文化的定位》）、斯皮瓦克（代表作《后殖民理性批判：走向消失的当下的历史》）都是印度人，他们跟萨义德一起，号称美国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法农（代表作《殖民战争和精神失常》）是位于加勒比海的法属海外领地马提尼克人，以探索“黑色非洲”知名；刘禾（代表作《跨语际实践》）则是我们中国人。

在《跨语际实践》这本书里，刘禾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道理。她说，我们翻译的一些重要词汇，比如民主、自由、个人、社会等等，其实都是从日文转译过来的。我们不要以为翻译过来的语言就是透明的，能直接体现出原本的意义，其实它背后有不同的权力在运作，有的思想经过翻译，到达中国之后就变了味道。就拿“个人主义”一词为例吧，我们知道中国从来没有真正西方意义上的“个人主义”，在中国，“个人主义”往往就会跟其他的思想发生联系，如集体主义或民族主义等等，它们勾连在一起，形成不同的化学反应。

我个人认为，“后现代”思潮是西方内部问题的解决方案，是西方内部自然形成的一套反思现代弊端的观点，但“后殖民”呢？是非西方国家面临的现代的问题，是受西方侵略和压迫下的殖民地国家学者提出的，一种反西方或者说非西方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是一个跨文化的概念。

简而言之，前者是主动反思，后者是被动反省，因此，两者之间差别还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在概念上空谈“现代化、现代性、后现代”到底是什么，或者它们怎么在西方影响流传。接下来我想简短地介绍一下，这些思潮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1900年10月20日《伦敦新闻画报》刊登的水彩画“俄国军队在路障后击退了义和团的进攻”。同一个历史事件，在不同时代不同的人眼中，可能会有截然不同的意义。 

图片选自秦风老照片馆编《近代中国的反光镜》

解构“义和团神话”

历史评价就是这样在不同形势下变来变去，有时候你会觉得，研究历史是挺悲哀的一件事。

我们知道，“后现代”思潮否认历史有客观性、规律性和目的性。所以，历史到底是从什么样的角度进行书写，这里面的问题就非常大。我给大家推荐一本研究义和团的书，美国学者柯文的《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以进一步探讨这个话题。

大家在中学历史课本里接触到的义和团运动，通常是作为“反帝爱国”的重大事件加以宣讲的。但是在《历史三调》这本书里，义和团运动在历史研究中，实际上可以区分成了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它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加以描述的。也就是说，我们把义和团运动定义成什么事件？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呢，还是一场鼓吹封建迷信的反现代化运动呢？以前有一段时间，义和团运动被歌颂为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中国迅速向现代化的目标迈进，义和团热衷于“杀洋人、毁铁路、烧教堂”的种种行为，好像恰恰与这个目标相悖，于是对它的评价发生大逆转，义和团运动变成了一场阻碍现代化的封建迷信运动了。你看，历史评价就是这样在不同形势下变来变去，有时候你会觉得，研究历史是挺悲哀的一件事。

第二个层次，它是受当事人自身经历的影响。所谓“经历”，是指身处义和团运动漩涡当中的人亲笔写下的历史。这些人耳闻目睹甚至卷入了整个事件，却不知道这一事件对以后历史走向会发生什么影响，无法给它定性。所以，他们写下的内容，只能作为历史目击者的材料，由后人再加以处理。那么后人（主要是历史研究者们）又是怎么解读这些史料的呢？他们常常把义和团放在一个前后相延续的脉络里面加以观察。比如，会把义和团运动与之前出现的洋务运动、后来发生的辛亥革命作具体比较，然后贯穿起来，形成一个历史的解释。只有在这个相对完整的时间脉络里，义和团运动的作用才能突显出来。

第三个层次，义和团运动还有可能被当作一个“神话”来加以利用。众所周知，义和团里有一个妇女组织叫“红灯照”，到了“文革”期间，“红灯照”曾经成为造反派的偶像受到膜拜，义和团事件由此变成了“文革”时期“造反有理”的历史依据，在这个意义上，它就变成了一个被政治利用的“神话”。

所以，历史书写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场合，可能会被不同的权力集团所利用，从而会形成我们所读到的不同的“历史”。

“知识就是权力”，在百年以来义和团运动“神话化”的过程中，体现得特别明显。

结语：穿越还是共存？

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现代性”与“后现代”（“后殖民”）交织的历史演进状态中。

过去这几期关于“后现代”历史观的讨论中，我谈了那么多的理论，也举了不少研究案例，是想引起大家对“现代化、现代性、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思潮的兴趣，也想让大家初步体会到，这些不同的思潮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影响的成败得失有哪些。

我的结论是：当下中国正处于“现代化”“现代性”与“后现代”（“后殖民”）交织的历史演进状态中。

有人开玩笑说，如今的中国各种社会形态都具备。

这种种“社会”的存在都说明，中国正处于复杂急剧的历史转型时期，城乡差异、阶层差异、职业差异、文化差异，已经造成了一道道巨大的鸿沟。但与此同时，它又使得各种观点和理论，都有其用武之地，都需要我们去认真理解和辨析。

作者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中心主任，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导，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文稿由刘梓萌、郑    等记录整理，经作者审阅。

金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