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鄂生：金融体制改革不可“急功近利”

（原标题：专访蔡鄂生：金融体制改革不可“急功近利”）

全国政协委员、银监会前副主席蔡鄂生为十三五加油！(中国网财经记者王颖 摄)

中国网财经3月14日讯 曾担任银监会副主席的蔡鄂生在今年两会上是不少财经记者蜂拥追堵的目标，毕竟今年的金融体制改革确是备受关注的话题，不少人也想听听看这位监管层出身的专业人士有着怎样的预见与看法。中国网财经记者也在近日某次小组讨论会议之后，独家约访了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蔡鄂生，就金融体制改革相关的一系列问题，与其进行了深入探讨。

管理体制改革已“到了时机”

“从发展历史过程来讲，现在的监管与管理体制改革也已到了时机。”蔡鄂生坐下伊始，便对中国网财经记者如是表示。在他看来，现在面临的不仅仅是银行、保险或证券的管理问题，实质上是市场管理的体制上要求监管改革。

蔡鄂生指出，由于我国经济的独特历史进程，计划经济伊始发展而来的监管模式只能在初始阶段划出“又清又不清”的边界，而对于社会融资或其他从商品经济衍生的产物发展产生了性质模糊的新事物，监管便容易陷入“不知该不该管”的僵局，一如互联网金融平台的发展，一如社会融资规模的定位。

因此面对金融体制改革不少人追问诸如“三会何时合并”之类的问题时，蔡鄂生表示：“市场发展到现在的情况，国家的管理就不仅仅是一行三会的问题了，虽然他们仍然是解决问题的主力。”

“与其一直追问三会何时合并，不如把目光放到改革开放后本身金融发展的状态，证券市场的参与者、大资管机构的参与状况、互联网金融平台提供的服务情况，甚至还有其他诸如信贷比嫁接的不同手段、担保抵押融资租赁的杠杆作用等等。”蔡鄂生对中国网财经记者表示。

而对于近年来呼声很高的效仿美国的监管建议，蔡鄂生表示并不赞同：“中国与美国监管体制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不一样。比如银监会在本世纪初才诞生，但由于中国市场对金融市场融入迅速，贸易与金融最直接地进行了深度融合，所以尽管银监会才刚刚诞生，但市场已经开始了。而美国一开始实行的便是多头监管的模式，因此在框架设计上并不具备过多的借鉴价值。”

应用“统一思想”代替“本位理念”

但在提及管理体制改革时，蔡鄂生也对中国网财经记者强调，改革不该仅仅局限在监管部门，市场的投资者与参与者也需要树立足够的大局观与责任心。

“很多发展的问题都推脱给监管部门的责任，例如E租宝这种造假行为的骗局，为什么会有信息提供方？为什么没有投资者去查企业的真实情况？这些都值得思考。”蔡鄂生意味深长地对记者指出。

“现在普遍存在一个尴尬的观点就是发展与责任的对立，发展是企业的，责任是监管部门的。企业发展好就是政策好，企业发展出问题便是监管不到位。”提及此处，蔡鄂生笑着摇头。

在蔡鄂生看来，经济是个复杂又简单的问题，而多年来不少机构本位利益支撑的理念实际上影响了不少系统的协调性，而这往往是“要命的”。

“诸如某些银行，奉行改革开放以来的一句老话——‘利益两边站，取我有用的’，这就造成在很多具体问题的处理上，视角高度便从全局回到了本位。”蔡鄂生由此指出，金融体制改革要统一思想，理念相通便可实现问题简单化，这“是一个关系”，也“是一个方法”。

“所以现在的容错纠错机制就很好，解决了为免责而推脱责任的很多问题。”蔡鄂生对中国网财经记者表示，“但也不能无底线的‘融’，容错要站在一个规矩或者一个发展规律上。”

蔡鄂生提出，要站在整个市场的角度考虑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未提及注册制改革与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让不少人高呼“股市利好”的现象，蔡鄂生一针见血的评价道：“太急功近利了。”

“不提注册制等于股市利好，这种判断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不从市场体制去分析判断？”蔡鄂生反问，然后表示，“利好利坏应该从大层面去理解，通过数据看是否与市场基本面一致，法规是否健全。”

“不求人人关心国家大事，但应该关注法制、体制和整个市场秩序改革和发展。”蔡鄂生屈着手指扣了扣掌中的茶杯，眼里是深切的期冀。(记者 王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