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囊中江湖印钞者的教训

（原标题：囊中江湖印钞者的教训）

在前现代社会，经济运作规律和今日完全不同，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所谈要求政府对货币负责、限制政府权力等制度安排对于古代中国来说也过于奢侈。

因为金银等贵金属数量稀少，天然对于统治者滥发货币的冲动形成有力制约，经济往往遭受通货紧缩之苦，也是所谓“钱荒”。反过来说，相对于本位货币，辅币往往是最大的铸币税来源，因为辅币往往价值低廉、容易获得、便于增发。

对于中国来说，作为辅币的铜钱一直是民间主要交流手段，即使在银本位确立之后也是如此。所以中国皇帝过去往往也为铜的短缺苦恼，常常用制造低劣辅币、以严刑峻法限制铜出口等方式应对。

以最为后人追忆的唐朝为例，其经济发展能力其实已经受到货币发展的约束。唐沿习隋制，钱帛为主，有时候也用黄金。唐代的钱帛制度曾经在网上引起很多讨论，以丝绸布匹交易在今天看来似乎天方夜谭，不少人谈起来都将帛的作用过分放大，其实没那么夸张，还是以钱为主，民间帛用得多点，官员俸禄大部分时间是按照米等实物算的，小部分也用钱。值得指出的是，通货膨胀高涨往往才有钱帛制度流行，钱贬值实物经济自然繁荣，非唐独有，无非沿袭南北朝，而缺点也很明显，无法标准化，如《晋书·张轨传》：“遂不用钱，裂匹以为段数。缣布既坏，市易又难，徒坏女工，不任衣用，弊之甚也。”

不过，唐代每每受到通货紧缩影响，晚期曾经毁灭佛像来铸钱，才使得情况有所好转。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能以一定数量的辅币甚至纸币作为一种补充，对于统治者和人民都不失为一件好事，所以货币学者彭信威评价：“如果不是纸币发行太多，人民一定可以享受一种稳定的物价。”

但人性的悲剧在于，贪婪往往胜出理性，纸币的便利往往掉头转向灾难。每当遭遇战事等财务危机，国家往往求助于印钞或者降低币值。滥发纸币，也成为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难以抵御的诱惑。“宋朝政府和后来的金国政府、元朝政府、明朝政府都未能抵御过度发行纸币的诱惑，结果都出现了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缺乏远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毁灭了一种又一种纸币，以及此后各朝代围绕着纸币的永无休止的争论。”

如果滥发贬值等行为在一定幅度之内，尚且可视为权宜之计，但是财富毕竟不是可以凭空造出。历史经验反复说明，如果通货膨胀到了一定程度，必然引发货币系统乃至财政系统甚至国家的崩溃。至于民间为什么会放弃纸币，往往会回归以物易物，经济学家认为：“以物易物极为低效，而一种货币唯有贬值到不能再贬值的地步，才会使以物易物的选择变得具有吸引力。然而替代货币则会产生较少的问题。相当多的商品都曾经作为过货币来使用：战后的德国人把香烟作为货币，或者回到殖民地时期的弗吉尼亚，使用烟草作为货币……不管如何，在历史上，黄金或白银是首要的“商品货币”。

中国古人对于纸币的探索早于世界，其灾难之频繁也令人扼腕叹息。这些人类智慧的探索与理性的疯狂，既令人钦佩，又令人战栗。反观古代纸币的闹剧，也几乎在明代结束了，清朝政府除了在太平天国时期发行短暂的纸币之外，一直对此可谓谨慎。

值得指出的是，国人的错误，并非只是国民性的问题，其中仍旧服从经济学的普适规律。即使在今天，滥发货币导致的通货膨胀也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换个角度而言，是否私人发行纸币是一个方向呢？其信用就一定会好于国家呢？一方面，从中国的交子等早期经验来看，私人发行货币也不可靠，但其市场自动出清以及规模能力，确实也不太可能出现类似国家滥用信用的极端情况；另一方面，从现代经济的波动性来看，一个稳定的中央银行作为信用坍塌之下“最后贷款人”确实是必要，这是人类在无数次金融危机后的血淋淋教训。

这并不是想象，而是历史的逐阶演进。比如18世纪英格兰银行还是一家私人银行，也在探索并纠结是否承担一定中央银行的责任，所谓纸币也就是银行券，当时有超过200多家的银行发行银行券，1797年暂缓兑付还没有出现。当时的经济学家休谟就洞察到国家介入纸币信用的利弊并存的状况，他认为国家享受纸币信用一般而言好过私人，但是必须保证不滥用这样的使用。“如果不设立国家银行，私人银行家就会趁机大肆活动，就像从前伦敦的金匠那样，或像现在都柏林的银行家那样。所以不妨认为，应让国有的公司享有那种纸币信用的好处。这样反倒好些。因为在每个富裕的国家里，它总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过要是人为地致力于扩大这样一种信用，恐决不会对任何贸易国家有利，而是使这些国家蒙受不利；因为超出同劳动和商品的正常比例来增加货币，只能使商人和制造业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这些东西。”

国家信用的介入意味着对于私人信用挤出，如果运行得当，对于整体是件好事，能降低交易费用，但是权力也意味着责任。休谟承认国家银行会大量切断私人银行家和货币经纪人的买卖，但同时国家就得承担相应责任。“国家手中掌握这么大量的货币，在紧急危难之际，可以随时动用，乃是一种极大的便利；至于所动用的部分，可以在国家恢复和平安定以后，慢慢归还。”

因此，更深一层讨论要点在于，如何避免权力滥用或者说过度滥用纸币？无论是否在商品本位之下，纸币都是一种信用安排，这个时刻即使有一个强而独立的中央银行等货币制度，可能未必难以完全避免政府之手的介入。正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一旦引入信用因素，即使信用在最初系由私人所提供，要想避免政府对它们的控制是困难的。其理由基本上是防止伪造物或在经济上的类似行为这一困难。信用货币是支付标准货币的一个契约。通常的情况是，在制订这样契约和实现这样契约之间趋向于有一个长的间隔。这便增加了执行契约的困难，因此也增加了签订欺骗性的契约的诱惑性。此外，一旦引入信用因素，诱惑政府本身去发行信用货币几乎是不可阻挡的。因此，商品本位实际上趋向于变成包含国家广泛的干预的混合本位。”

不过，如果认为历史敲一次门甚至两次，那么未必低估人性的顽固，印钞的诱惑与抗争贯穿纸币的历史。笔者撰写金融历史著作《印钞者》，既是为了书写历史，更是为了警惕未来。随着中华民国在上个世纪30年代统一纸币系统，纸币重新回归，现代法制的包装并不掩饰天生的经济逻辑弊端，也带来了后面通货膨胀的历史循环。再联系1948年匆匆出台的金圆券，同样是没落政权试图以纸张掠夺民间资产，最终的1949年危急存亡也在于通货膨胀带来的人心尽失。历史走了几百年，当政者的颛顼固执，轮回何其相似，仿佛也看不到丝毫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