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洪安
尽管1891年3月重庆海关的设立，公认是这座西南贸易重镇开埠通商、向近代化城市转变的起点，但若从洋货进口量的指标来衡量，根本性的变化早就悄悄开始了。
1876年的中英《烟台条约》迫使宜昌等四口开埠，允许英国可“派员驻寓重庆，查看川省英商事宜”。在此之前，洋商几乎无缘插手重庆的洋货进口业务，如1875年记录在案的洋货进口总值，不过区区15.6万两（海关两，下同）。而1877年宜昌开埠后，经汉口、宜昌进入重庆的洋货总值，迅速增加到115万两以上，到1881年又突破400万两，足足为6年前的25倍。
这是宜昌开埠后，洋货对重庆市场的第一波冲击。然而，洋商的轮船迟迟无法通航川江，四川广大腹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旧顽强生存，洋货热逐渐减退，至1889年左右跌至谷底。
随后，重庆在英国压力下被迫开埠，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中国国势进一步衰弱，西南内地已无法再抵御以强权为后盾的外国资本的全力推进。1889~1906年的17年间，经重庆进口四川及西南的洋货总值，从272万两上升到约1480万两，增长近5倍半。
这一波热潮，直到1907年才现疲态。后因一次大战爆发，欧洲各国生产力受到重创，到1918年时，重庆进口洋货总值又一次跌到谷底，仅为488万两左右。
此后，重庆的洋货进口逐渐回升，1921年总值恢复到1250万两上下，20世纪20年代大部分时候，大体保持这一水平。自1928年起，进口洋货总值再次上升到1300万~1400万两。
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重庆进口的洋货，以棉织品为最大宗，毛织品、煤油次之，还有各种杂货，如铁丝、染料、瑞士手表之类工业制品及西药、食品等等。以1892—1901年的十年间为例，高峰期的1899年进口洋布约32.5万海关担，洋纱83.5万匹，毛织品进口在开埠第二年（1892年）即达4.9万匹以上。洋油进口1896年时才2.8万加仑（英制1加仑约4.55升），到1908年猛涨至121万多加仑，增加了40多倍。
洋货得以大举西进，当然与这一时期洋行等各类外商踊跃“西征”密切相关。据粗略统计，自1890年起立德、太古、怡和等英资洋行率先抢滩以来，约20年间，重庆先后设立了51家“外资企业”，它们立足山城，商业触角则遍及全川。来自《重庆海关1902—1911年十年调查报告》的权威数字显示，在外商投资相对低潮时的1911年，实际在重庆经营的洋商，仍多达28家。
重庆洋商之中，以坐拥天时地利的英商数量最多、实力最强，法商、美商、德商则分庭抗礼。而1901年左右，以大阪轮船公司进驻重庆为标志，日商咄咄逼人，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辛亥革命爆发前十年间，共有12家日资洋行来到重庆，约相当于同期英、法、德、美四国在渝新办商行总数的一半。
不过，有意前来重庆及四川投资的洋商中，最有影响力者还是著名的摩根家族。史料记载，1896年李鸿章出访游历欧美诸国时，在英国结识金融资本家摩根（应与纽约著名大财阀J.P.摩根同宗）。受李鸿章之邀，摩根此后数度访问中国，每次都有地质学家及采矿工程师陪同。他们先后调查过山东、热河（现内蒙古自治区、河北省及辽宁省各一部）等地矿藏，最后看中了四川省。
1899年1月前后，摩根与李鸿章签订一份50年期的四川矿权草约，随后成立注册资本30万英镑的布仕公司，计划开采四川省内的煤、石油及金矿。1900年7月，布仕公司与四川官商矿务局及英资扬子公司经谈判后达成联合经营协议。
但是，义和团运动突然爆发，打乱了新公司的开采计划，心力交瘁的李鸿章去世，也让该项目失去官方的强有力支持。尽管其后几年，身为扬子公司四川总代理的老牌英商立德等人试图重组公司，但方案又遭到布仕公司乃至摩根本人反对。
直到1907年，清廷宣布取消摩根在四川的采矿权，这桩惊动朝野中外的大手笔“招商引资”案，才总算有了个无言的结局。
本文来源：中国经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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