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工业大转移

长江商报消息 □本报记者 张萌

全面抗战刚刚打响，日军就攻势凶猛，叫嚣三个月内吞灭中国。

全国上下忙于应付军事，战场局势十万火急，一夕数变。直到战争进行到了第18个月之后，1939年3月29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才谈论了“战时经济”这个议题。同年4月1日，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共32条，其中17-24条涉及经济方面，被称为“战时经济纲领”。

蓄谋已久的日军，妄想快速摧毁中国抗战的经济基础, 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经济掠夺, 成为日本侵华的主要目的之一。日本为了实践这一侵华野心，进攻占领了中国比较富庶的地区，掠夺工厂，统制资源。

抗战爆发以前，中国的军需、民用工业发展规模有限。卢沟桥事变发生的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超过了60亿美元，而当年中国的经济总产值只为13.6亿美元，只有日本的五分之一。且抗战前中国工业的布局极不合理，大多集中在东南沿海，内陆工业寥寥无几。

集中于沿海一带的绝大部分工业企业，一旦落入敌手，就会增加侵华日军的经济力量，对中国来说将是灭顶之灾。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最发达的工业城市上海，在迁走一部分工厂后，也只能拱手让给了日本，日军轻而易举就能“以战养战”。为了保存工业实力，在短时间内，中国民族工业的大规模内迁，经行了一次工业史上的长征，以期在战火中重生，为持久抗战做准备。

在工业转移的长征中，上海和武汉是两个重要的转折点，而武汉的工业内迁，更是被称为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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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内迁，改变中国工业格局

抗战爆发前，中国西南、西北各省现代化工业廖若晨星。据《中华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统计资料显示，1937年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陕西、甘肃七省总共只有工厂237家，仅占全国工厂总量的6.03%。宁夏、青海、新疆的工业基本属于空白，作为西北重镇的西安，也不过只有“纱厂一家，面粉厂、机器厂数家而已”。

到了抗战第6年时，转移到后方的工厂发展到5266家，资本达48亿元，工人36万；其中直接服务于军事的工厂3195家，占工厂总数60.67%；年产动力机7500台、电动机1万余台、小型发电机4000台，在大后方形成了月产手榴弹30万枚、炮弹7万发、机步枪上千套、炸弹千余枚的军工生产能力。

彭敦文告诉记者：“抗战时中国的军工业，基本上不能满足战事发展的需求，大多数还是需要通过国外援助或购买。”即便是这种杯水车薪的努力，沿海工厂、工人克服重重困难，为抗战经济保留一丝火种，也值得敬佩。

日军对中国富庶之地的进攻、对工厂的掠夺，从上海开始。按照日本情报部门战争期间的调查统计，淞沪战争时期，仅上海工业的损失就达8亿元，毁坏工厂2270家。上海以外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工业损失达50%。日军不光毁坏工厂，还对战区内的工业设施进行洗劫，劫掠物资，霸占工厂作为军用。

“七七事变”后，资源委员会奉令召集实业部、军政部、建设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商议沿海工业内迁问题。资源委员会副秘书长钱昌照提议，迅速内迁上海工业，但是引来了一些争议。有的与会人员认为，上海战事一触即发，不易推行；还有人认为，上海各家机械厂凑合起来，设备也抵不上一个国营兵工厂，搬迁意义不大。而上海的实业界内，对于内迁又有不同的观点：一是认为上海工业内迁“犹如鱼入枯井，无以为生”，不如在芜湖地区另辟“自由商港”，借江阴陆空军事屏障，补海防不足；二是不愿冒险，企图寻求租界外商庇护；三是民族大义为上，不顾路途遥远，必须内迁。

经过数日协调，迁移委员会公布了《迁徙须知》，决定“凡中国国民投资之工厂，均可一律迁徙”，“迁移目的地为武汉”，“政府给与相当津贴”。《须知》一经公布，上海工厂纷纷报名登记，紧张的内迁开始了。

战火紧逼，内迁意见不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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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力不足，小木船装载数吨机械

1937年9月中旬，军事委员会成立工矿调整委员会，以扩大内迁范围，并对军需企业内迁做了详细的安排。而非军需企业和中小民营企业则只能“自行筹划”，取消补助迁移费用。杜月笙、黄炎培等人组成“上海市抗战救援会”，写信向国民政府抗议这种“歧视”行为。国难当头，即便如此，工厂内迁可还得继续。

各家工厂负责人和广大工人，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兼工，要把工厂搬迁出去，不至于落入敌手。李平生拿出资料，向记者讲述当时的一位目击者的回忆：“在炮火连天的时候，各厂职工拼死命抢拆机器。敌机来了，伏在地上躲一躲，又爬起来拆，拆完马上扛走。看见前面哪位伙伴被炸死了，洒着眼泪把死尸抬过一边，咬着牙仍旧工作……”

军队调动需要动用大量运输工具，国民政府此前并没有妥善安排，造成军队乱拉乱征。此时，难民大量外逃，也急需车船运送。因而，有不少上海民营内迁工厂到达镇江以后，因无轮船可换，只能划着小木船向武汉驶去。在长江上，一大批木船逆流而上。

11月12日，上海在坚守3个月后沦陷，工厂内迁活动就此结束，而漫长充满劫难的迁移征途才刚刚开始。

内迁武汉，日军狂轰乱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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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经济、政治、军事的中心。两江交汇，因地理位置特殊，武汉也成为后方水陆交通的枢纽。1938年2月，内迁到武汉的厂矿就有137家，机件材料25728.2吨，技工2375人。

内迁到武汉的工厂，并不是都能马上建厂开工。大部分内迁民营工厂无法在武汉立足。大鑫钢铁厂到武汉后发现“电力不敷，电压不符，厂房无有余地”，益丰搪瓷厂“无适当厂址，致运往机械受风雨之侵蚀，损失甚巨”。在武汉开工的工厂仅有总数的三分之一，复杂的化工厂没有一家复工。

工厂内迁武汉后不久，日军大举向华中地区进逼，武汉形势危如累卵。工矿调整委员会通知各厂准备再次内迁。很多实业界人士亲自到四川考察，考察结果认为，四川设厂条件优越，虽运输困难大，但较其他省份，仍然可以做到“一劳永逸”。

1938年，8月5日，马当要塞失守，长江门户打开，武汉危急。

国民政府下令各级机关人员5日内前往重庆。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武汉的纱厂限期内迁，否则全部炸毁，以免资敌。8月12日，敌机对武昌狂轰乱炸，日军三面进攻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强行拆迁还留在武汉的工厂。8月中旬，武汉工厂已经基本拆迁完毕。10月22日，工矿调整委员会驻留在武汉的人员撤离武汉，至此，武汉工厂内迁结束。

临危受命，卢作孚60天完成迁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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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从武汉出发的船舶调度合理，紧凑有效，各部门之间配合密切。民生航运公司总经理卢作孚负责指挥安排水陆运输任务。长江水道从鄂西到川东的航运能力不同，卢作孚将内迁分为两期经行。第一期，从武汉到宜昌，运量是12000吨，在枯水期两个月内完成。第二期，从宜昌到重庆，任务是20000吨。卢作孚的儿子卢国纪后来回忆说：“还有政府的全部物资，学校的大部物资，航空委员会的全部航空器材，民间工厂的大部，通通需要内迁，其总量又远在8万吨以上。”

在中途宜昌的码头上，人山人海，难民争先恐后地抢购船票。沿江两岸的码头上是撤退来的堆积如山的物资，大多数没有装箱，日晒雨淋。据统计，其总数达20万吨，其中军用器材在12万吨以上，几乎集中全国所有的兵工业、航空业和轻工业的重要物资，是中国工业的生命。

川江水浅滩多，河道复杂，整个运途步履维艰。在丰水期，宜昌到重庆的运量每月也只有八千吨，到枯水期时仅剩下两三千吨。从宜昌到重庆，上水航线至少需要4天时间，而下水航线最少也需要2天时间。此时，长江上游的枯水期即将来临，可供航运的时间只剩下40天。

卢作孚决定，最重要的物资和不易装卸的设备直接运到重庆，次要的和较轻便的设备，只运到万县，交由其他轮船转运。以此方法，时间可以节约一半。40天内，武汉到宜昌的航段，成了中国当时最繁忙的水域。此后，日军突击到鄂西，攻占宜昌后，发现已是空城一座。

被称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大撤退”，随着长江水位的下落，在战火纷飞中，悄然完成。

运输工人运送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