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色彩

当我们行进在五彩缤纷的城市街道中时，是否可曾意识到城市需要色彩的装扮？就如同二八年华的小姑娘喜爱多姿多彩的时装扮俏自己一样。从城市文化构建的角度来说，城市固然需要五颜六色来配饰，但更需要确定一种主色调。这是因为，主色调是城市识别的重要特征，更是彰显城市人文个性的重要手段。其实，就城市与色彩的关系来说，可谓是由来已久。与现代人渐行渐远的《礼记》一书就曾对城中建筑的颜色作出过具体的规定：“楹，天子丹,诸侯黝,大夫苍,士黄主。”颜色在封建王朝的礼制下用以区别身份和地位。然而，随着城市现代化的进程，传统的礼制观念对城市建筑色彩的规训效力，已逐渐减弱，城市色彩开始进入“混搭”的时代。

色彩“混搭”大行其道

当代中国城市街道色彩的“混搭”，所造成的视觉效果用“五色使人目盲”来形容可以说丝毫不为过。当然，“混搭”一词只是对城市颜色五颜六色搭配的统称，那么，究竟什么是我们在此言说的“混搭”？或者说，“混搭”在城市街巷中以何种形式呈现？

街道之所以能够存在，在于街道一侧或两侧有相对集中且连续的建筑。因此，街道颜色的“混搭”，首先是侧边单体建筑的“混搭”。前门大街是一条最能体现中国传统建筑色调的街道，尽管经过改造后的前门大街为许多人视为“败笔”，但改造后仍然保留明清风格和青砖青瓦的主色调，展示出古都的深沉与典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延续着京味文化，仅就这一点来说改造后前门大街是值得肯定的。然而，就在这一整体的辖区之内，极具东北农村特色的老根山庄以一种“大红大紫”艳丽色彩，划伤了前门的古朴典雅。有人戏谈，此时此地的颜色“混搭”，是以东北农民式的智慧与幽默，挑战传统北京士人的风骨与情怀。且抛开这种颇具“上纲上线”的调侃，在笔者看来，前门大街与老根山庄二者之间颜色的“混搭”，尽管能够体现文化的开放与包容，但从城市色彩搭配的角度而言，二者间的“搭配”又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因为“大红大紫”的建筑风格破坏了前门大街的整体色调。恰如一位网友所言，“老根山庄大红的牌楼，就像一根抹着血的刺，特别搞怪地戳在前门大街的脸上。”

如果说，前门大街与老根山庄的颜色“混搭”，是单体建筑整体色调风格的不协调的话，那么，诸多单体建筑之间局部装饰的色彩不协调则是更为“流行”的“混搭”。这种“混搭”较为突出的莫过于街道店铺之间的匾额。传统店铺匾额颜色的搭配大致以黑底黄字为主，最典型的莫过于至今仍能在街市上见到的“同仁堂”，三个金灿灿的大字在黑底色的衬托下熠熠生辉。但现代装饰材料工艺的进步，为各种颜料的调配制造奠定了基础，再加上日益流行的各式数字电子屏，一时间搞的店铺前的匾额“多姿多彩”。当然，我们可以称之为市场的自由，但各色、各式、大小不一的匾额铺满于眼前之时，一个突出的视觉感受是不协调、不整洁、不美观，更有甚者将广告和匾额的“混搭”称为“视觉污染”。形成“视觉污染”的原因，最直接的在于店铺的经营与广告宣传“以我为主”，无暇顾忌店铺彼此间的协调，但深处则在于对店铺的室外宣传缺乏必要的社会治理。

治理色彩“混搭”需深思慎思

色彩“混搭”已是当代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不争事实，美国城市文化学者洛伊丝·斯文诺芙还专门写了一本《城市色彩》的著作，阐释了色彩对城市特色与外观的塑造作用，探讨了城市文化特色与其色彩选择之间的联系，认为城市色彩的选择要基于一定气候、光照、历史文化等因素来做出综合性选择，是一门融入了地理科学与人文科学的高难度“技术活”，不是拍拍脑袋就可以决定的。

与斯文诺芙对城市色彩极富学理性的辨析相比，我国在城市发展和城市化发展中，虽也意识到城市色彩对城市识别的重要性，如江苏镇江对城市色彩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划设计，青岛也曾召开过“色彩青岛”城市色彩的讨论，但能将城市色彩提升至城市文化发展战略高度的城市毕竟较少，对城市色彩进行细致规划设计和论证则更是“凤毛麟角”。一些城市尽管可以认识到色彩“混搭”的不良效果，但在治理色彩“混搭”的过程中却使用了一种较为粗暴的手段，即“有组织地进行刷墙”。甘肃的漳县、山东的鄄城、广东的广州、河南的郑州等，都有此类事件的发生。虽然，这些城市在客观上的确可以发挥以街道色彩的统一来提升城市文化形象的作用，但这种所谓的“治理”更多地浸染着形式主义色彩。百姓将粉饰过的墙命名为“遮羞墙”，可谓一语道破其中的玄机。从这个意义上说，“遮羞墙”遮不出美丽的城市，更遮不出“美丽中国”。

因此，城市色彩或主色调的确立，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它既需要城市丰厚的人文历史的支撑，又需要城市治理者具备现代化和超前的治理意识，对城市的色彩做一个科学细致的规划。当然，色彩的建设与实施也需要单体建筑设计者、拥有者能够服从于这个规划，更需要临街店铺以一种城市主人的责任感来参与构筑这个富有个性的色彩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