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高校捐赠生态有待公开、透明

早报记者 罗昕

据中新社香港9月8日报道，拥有香港恒隆集团及恒隆地产的香港富商陈启宗、陈乐宗兄弟通过家族的“晨兴基金会”向美国哈佛大学捐赠3.5亿美元（约22.7亿元人民币），支持哈佛的公共卫生学院。这是哈佛大学378年校史中金额最大的单笔捐赠。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因此将更名为“哈佛陈曾熙公共卫生学院”（Harvard T.H. Cha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以纪念已故恒隆创始人、陈氏兄弟的父亲陈曾熙。而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地产商潘石屹夫妇与哈佛大学签约，宣布SOHO中国基金会将设立 “SOHO中国助学金”，在全球范围内捐助1亿美元助学金，资助在世界一流大学攻读本科的中国贫困学生，据新京报报道其中1500万美元（近9300万元人民币）将捐赠哈佛大学。

消息一出，网友纷纷评论。“钱花在哈佛，值！”但是，也有人对于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更名提出质疑。“有钱就能让校改名。”其实，高校因接受商业捐赠赞助而冠名的事件绝不罕见。除了几乎中国各地都有的高校“逸夫楼”，暨南大学的“富力教学大楼”、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飞利浦照明教室”也一度引人注目。

企业冠名和个人冠名的

区别在哪里？

早在2011年5月24日，清华大学与服装品牌真维斯经双方友好协商，决定将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命名为“真维斯楼”，这在清华学子和网友中引起极大争议。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当年5月26日清华大学正式把“真维斯楼”牌匾撤下。对此，有传言称撤下牌匾是因为有清华学生趁夜黑风高将“真维斯”牌匾涂了一层白漆，上面又用朱红大笔写上了 “四教”，并旁批了“我爱清华”四字。

另一方面，全国各地的“逸夫楼”冠名却被认为是司空见惯的事，同样是高校冠名楼，为何“真维斯楼”与“逸夫楼”的接受度会截然不同？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告诉早报记者，即便在商业捐赠已蔚然成风的国外高校，冠个人之名也远比冠企业之名常见。“一旦冠企业之名，就有很浓的商业广告味。一般国外高校只有在体育馆这些生活区才冠企业名，教学区很少。”熊丙奇说，“但在国内，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冠名都会受到很大争议。逸夫楼是已经习以为常了，但要再出一个新冠名，还是会有新关注。”

在熊丙奇看来，捐赠文化是影响人们观点的原因之一。“我们国人习惯的思维是既然捐赠了就要不求回报，冠名的话捐赠意义就打折了。”但捐赠冠名在国外则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事情。此外，冠名和校园本身的精神是否契合也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在国内钱会去哪儿？

同样是接受商业捐助，有不少网友留言花在哈佛的钱要在国内不知会去哪里。对此，熊丙奇表示这和国内外高校接受商业赞助的制度有关。

他介绍，在国外，若有商业赞助的契机，大学理事会和学院教授委员会会聚在一起进行民主决策。“他们会商量赞助商的商业意图、商业特性、广告色彩、冠名时间和地点，并公开一切。”熊丙奇说，“但在国内，往往只是行政拍板。”在这样先斩后奏的情况下，老师和学生到最后才知道突然多了一项商业冠名，“如果争议很大，那再撤掉。”直到现在，熊丙奇依然认为在商业冠名之前就公开征求师生意见的国内高校还是很少。

除了事先“不公开”，事后“不透明”也是很大的问题。“比如捐赠赞助后的钱到底花在了哪里，对学生到底有哪些实际帮助，这些都没有很好的交代。”熊丙奇认为，目前国内高校的捐赠生态很有问题。2010年，教育部颁布的《高等学校信息公开法》要求高校公布财务信息，但人们对财务去向、执行情况还是不甚明了。由此，“钱去哪儿了”、“潜规则”等质疑总不绝于耳。熊丙奇说：“为什么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国外实行的是现代学校制度，校长要对大学理事会负责，不做好公开透明可被罢免。但国内的校长都是行政任命，问责就出现问题。”

熊丙奇认为，将大学从政府部门参与办学转为由大学理事会民主决策要面对很大的改革压力。学校一旦“学术自治、教授治校、学生自治”，便可以最终处理好商业冠名的问题。“商业冠名本身是可以的，它恰恰确保了高校的资金来源和财政独立。现在高校可以做到的是，怎么做好事先咨询和事后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