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为中央制定农村经济政策提供背景研究，他研究领域包括农村和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化、以及土地制度和乡镇企业发展。他认为户籍制度是把城乡分为两个世界的壁垒，应予以打破。，他认为土地改革应尽快健全法规，把很多事情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做到有法可依。当让他展望发展的大趋势时，他却选择立足于思索当前的实际问题，本期网易意见中国专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
部分采访实录
一切土地改革都要有法可依 规范动作
网易财经：我们知道您对土地政策比较有研究，对中国的土地问题来说，集体所有制土地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块，集体所有制土地里面土地流转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在土地流转上，之前如果农民的土地进入到市场，需要通过政府嘛，这个环节是行政作用，政府在让土地流向市场的时候又是一个市场定价，中间的这个红利其实农民是拿不到的，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周其仁：我们最近讨论的主要是跟城市化有关的背景。所谓的城市化就是劳动力已经开始流动了，已经进入市场了，就是如果哪里收入高，我就可以人往高处走，过去把他封在农村的城乡这道门打开了。这一打开就会带来一系列其他资源的配置问题。因为你想几亿人一动，首先他要进城，他住哪儿去？他住的时候我们原来的城市没有准备好给几亿农民工住的地方。这些年发展了大量的商品房，但是商品房的价格摆在这里，也不是我们绝大多数农民工能够承受得起的，农民工进城住到哪里去呢？
我们从调查当中来看，大部分的农民是住到城郊农民的房里去了；那就带来一个法律的问题，城郊农民的房，能不能出租或者转让、出让给非本地农民来住呢？按照过去的法律法规政策，它是不允许的；因为农民的房就是集体分给你，解决你们家住的，只能自用，不能用于租赁，不能用于买卖。过去不流动的情况下这种安排它有它的道理，但是一流动以后，这个就受到冲击，所以这个问题就提上日程，要不要承认这部分土地的流转也是在某个条件下，为我们的法律所承认，所容纳，所保护。
1987年深圳就率先在全国拍卖了土地，拍卖了土地使用权，1988年《宪法修正案》就承认了这件事情。但是我读到的1988年《修正案》的话讲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它可没有说只有国有土地；那年年底的《土地管理法》也写名，国有土地的使用权和集体土地的使用权都可以转让；但是它写了一条，要有具体办法，这个办法要有国务院制订，两年以后国务院制定出一个办法，叫《城镇国有土地转让暂行条例》,集体土地到今天为止没有全国性的法律法规。
所以你要问我，我认为集体土地流转有一个《宪法》依据。我们的法律里头规定国家有征地权，但是前头有一个重要的前提，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我们现在大量商业需要都用这个征的办法，这个是说不通的，这个应该区分开，不是公共利益需要的用地，你入市也要让人家的土地入市啊，当然都要服从规划，都要服从土地用途的管制，国有土地也要服从，集体土地也要服从，一起来服从这些约束，形成一个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目前就是在往这个方向，你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这个决定，讲的就是这个意思，要往这个方向去推。
网易财经：在现在的土地管理制度改革中，前一段时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一个文件，就是将征地制度改革，农村经营性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包括宅基地改革，这三个领域作为一个改革的整体方向，您对这个改革的方向怎么看？
周其仁：对呀，因为实际问题就是这个问题呀，两亿农民现在已经住在，大部分都住在农民的宅基地上的房屋里头了，这个现实你怎么处理？你不给他个法律框架，老说人家是非法的，这个道理也很难说得通啊，所以你要加快这方面的改革了，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几个方面，宅基地能不能入市，入市有什么条件，那你看地方上做的，我觉得还是蛮谨慎，重庆的地票就讲清楚，农民离开土地进了城，在城镇站住脚，他要有些标准，然后在自愿的情况下，你可以把原来的宅基地复垦，复垦以后的盖房子的权力他从这个市场，叫地票市场来发现它的价格，谁买到这个东西，在城市规划区域内再去搞建设，它形成这么一套，已经五六年了吧，连续也好多万亩土地的地票指标，这里有大量经验可以去总结。同时它也是，因为我们过去农民在村里，他不能说我今天要了一块地盖了一个房卖掉，再跟你要块地，那我们国家这点耕地很快就折腾光了对不对，你转让了地就不可以再来要地，这也必须严格得到执行，所以一个事情有很多细节来配合。
我的态度从来两条，第一方向要对，不能说因为这个事情太麻烦，方向也含糊了。第二也不能说因为方向对，所以你做起来做得马虎一点，那不行的，因为涉及土地房屋，它是普通人民非常基本的权益，这个不能马虎的。
（采访:赵婷 文字编辑:庞晓波)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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