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答中国智库建设九问

·编者按·

6月25－26日，由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联合承办的“智库、公共政策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思想、行动和创新”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包括布鲁金斯学会、卡耐基基金会等国际顶尖智库在内，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俄罗斯、法国、西班牙、韩国、德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智库专家与会，并与中国学者进行了交流研讨。我们刊发上述会议的部分研讨纪要，希望能为中国智库建设浪潮带来一些理性思考与借鉴。

【一问】

智库对当前中国

为什么很重要？

王战（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 我和我们的社科院同仁深切地感到，在这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当中，我们社科院研究机构有很多地方可以发挥作用，前不久在一次习近平主席召开的座谈会上，我有幸作了17分钟的发言，这个时间已经超时了，当时给我的时间是10分钟，我讲的内容涉及到了我们社科院做的四个课题当中的一些建议，我归纳起来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提出了五条建议，很荣幸这五条建议都被中央领导所采纳了。

这说明在推进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智库建设为国家提供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选择方案。

于今（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执行院长）：面对全球化，中国需要创新改革，需要充分扬弃优秀文化传统资源，但是创新变革与传统从来就是敌人，变革的道路异常艰辛，所以我们既要传统又要有改革，这是中国特色。国家治理是全面系统工程，国家治理向社会回归，国家观念向社会观念转变，公民社会逐渐完善，公民参与意识增强，形成平面化、网络化社会体系，利益主体之间相互平等，相互依赖，这样的国家治理格局对于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和决策正确度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指明了根本方向，提出了总体要求，大变革时代已经发出了呼唤智库彰显能量的最强声音。

此外，半官方、非官方智库机构是中国政府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的体现，智库已经融入了国家开放平台，成为中国政策决策的一部分。在30年前不可能，当时只允许官方研究机构给政府建言献策。任何国家的制度都与本国政治密切相关，中国智库发展离不开国情，中国智库发展必须要有中国特色，务必处理好现实和历史关系，不能割舍历史。

聂永有（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当前我国智库建设将迎来一次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按照西方学者对于智库的界定，独立性和非营利性是两个重要的特征，我们发现如果严守这两个特点，中国智库可持续发展一定会受到很大制约，我们认为发展中国特色智库不能也没有必要完全照搬西方智库发展模式。以公共利益为主导，为政府和公共机构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智库视野，是我们目前关注的焦点。以社会经济组织为主要服务对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兼顾的智库产业也应该引起特别关注。

智库产业是一种新型的产业形态，我们认为智库产业要能够持续地发展，需要具备四个方面的条件和基础：充分市场需求是前提，具有多层次、多元性特点，包括政府和企业需求；竞争性市场环境是保障，必须有完善规则、公平机制；高质量专业化专业产品是智库发展核心；产业资本持续支持。智库产业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智库主体自身形成无形资产，另外一种是推动无形资本转换，可以用于直接生产治理产品的配套设施，就是有形资本，这两种资本相互支持才能形成具有造血功能的循环机制。

李国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所长）：我们判断中国智库发展进入了新阶段，主要的标志有两个，一个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去年4月15日，对于智库做出重要批示，再就是党的三中全会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执行制度，是智库建设的根本保障。第二个，面对非常繁杂的国内外的形势，决策更加需要智库。

【二问】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

新在哪里？

王荣华（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新的含义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

第一个含义，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责任就是要通过语言系统的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换为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助于提升大部分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政策，由此提升理论引用的应用价值。

第二个含义，指的是智库研究以科学研究、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和政策结合，如果方向和目标不包括科学，科学执政是空中楼阁，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甚至导致社会失衡。

第三个含义，智库研究应该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决策咨询研究的成果可以落地，转换为可执行可操作的政策，而且在制度政策设计上有一定合理性，要求专家重视实地调研，切忌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把智库变成了纸库。

第四个含义，智库研究成为专家学者参与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表明权利与知识相互结合的可能性、重要性。选择智库发展特点，符合推动科学民主决策内在规律的智库运作机制，对智库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进而提升权利和知识的结合有重要意义。

李国强：对于中国智库的特色新型理解，要从中国基本的国家治理的定位来认识，尤其是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里面的内涵决定了中国智库发展的方向，智库与国家、与政府相统一，智库为公共政策提供服务。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智库最核心的特色的地方。

【三问】

中国智库建设

遇到了什么问题？

潘世伟（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我们在实践中也感到我们国家的智库存在着不少困难。比如，智库怎样找到最理想的组合结构？智库作为国家的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怎样才能得到制度性的保障？我们对决策层的影响如何保持可持续的状态？我们的研究如何更好地贴近中国的实际，贴近上海的实际，同时又具有世界的眼光，体现世界发展潮流的方向？再比如，中国智库建设的总体规划、综合研判及战略分析能力的提升……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还仍然不适应中国迅速发展的需要，还不适应整个世界变化的需要。要破解智库建设中的理论问题，要总结智库的实践经验。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目前中国虽然有1000多个大大小小的智库，但是水平和质量上堪称为世界级的是凤毛麟角。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约翰先生说好的智库必须要有三个特点，首先是独立性，不仅仅是财务独立，思想也要独立，这一点对中国智库很重要。发表的东西质量如何，决定智库的整个水平。他提出的三点确实是中国智库当前所缺乏的。

中国智库主要有三点不足。第一，战略性不足，提出的建议大部分是应对、被动的，有些事情拿出的时间、拿出的方式以及拿出的效果都不尽如人意。第二，操作性不强。第三，提出的方式不好，纵观全球智库，尤其是欧洲和美国智库的观点都是在智库早餐会、座谈会，包括研讨会发布，这些都是他们的提出方式，甚至是在一些国际的大场合。

严安林（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智库发展建设与国家安全治理需求之间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

第一，中国智库建设的滞后性和国家安全所面临问题的紧迫性并不对称，客观地说中国智库存在相对滞后特征，表现在规模小、研究散、影响弱，总体上智库性研究机构的数量不多，无论研究人员、研究成果提供的产品，尤其是社会影响和政策影响都不大，包括智库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都存在滞后的现象。中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紧迫形势并不允许智库建设还是按部就班进行。

第二，中国智库研究的反应性与解读性研究和国家安全治理的战略性和研究性不对称，国家安全意识比较薄弱，即使提出对策建议，也是学术化或者缺乏可操作性。

第三，中国智库研究的单一性和封闭性与国家安全对策的复杂性不对称，与国家现实要求相差太远。

王荣华：应该清醒地看到，同顶尖智库相比我们处于起步，国内智库在创新能力、全球视野方面与国际一流智库存在巨大差距，对社会产生积极引导的智库为数不多。

目前处于活跃状态的中国智库主要是四大类，党政军、社会科学院、高校和民间智库，在公共决策当中政策咨询服务向体制内智库倾斜，社科院、高校专业智库和民间智库没有充分进入公共决策的过程。一方面，智库的研究与公共政策制定难以有效地对接。另一方面，出现依附关系，表现为智库研究重在阐述性，缺乏创新性。

另外，智库发展专业化分工不足。目前智库在贡献新思想，提供有创造性的政策方案方面能力有限，针对性有效性、专业性不强。一些政策建议浮于表面，缺乏可操作性。智库人才队伍建设也严重滞后，一些研究人员把主要精力用于疏通各种社会关系，而忽略了精心钻研，极大伤害了智库专家声誉，决策者、社会有时候感叹真心想听意见，还真难听到有分量的意见。

【四问】

真正的智库应该怎么建？

王战：首先，积极发挥智库的功能和作用，大力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政府、大学研究机构与智库等均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一个富有创新性、实效性与前瞻性的智库，通过弥补政策之间的鸿沟，在促进国家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作用，一是为智库提供新思想和新启迪，从事思想生产和提出新主张是智库新的功能，智库通过长期研究和分析，提出某种政策思想主张，并且反复倡导，使这些主张获得公众支持和决策者的青睐，为政府所接受和使用。智库参与政府决策的多少，提供的政策建议被政府采购的情况等，是判断一个智库是否成功参与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标志。

其次，智库通过引导舆论、引导公众，促进完善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智库的专家学者大多数是研究经济社会问题的精英人物，他们的思想观点和研究成果对社会思潮发展形成趋势具有重要的影响。特别是智库与媒体关系，智库也需要媒体作为其研究成果的传播载体和沟通平台，智库通过媒体形成了其影响决策的社会氛围，从而为促进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第三，智库通过为政府储存和输送人才，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水平和素养。人才是决定智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因素，智库也可以称作人才库。旋转门现象在国外比较普遍，在中国也在出现，比如说我们社科院为政府输送了很多官员，同时原先政府决策部门的官员退出政坛以后，找到在智库发挥作用的机会，像这样在政府和研究机构的人才流动越来越多。

第四，加强和推进智库自身建设，提升智库参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水平。智库建设和发展仍然有巨大和空间潜力，应当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大智库自身建设，努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第一条还是邓小平讲的进一步解放思想，只有这样才能增强智库的创新能力，创新并不是一个可以孤立存在的东西，是需要有思想解放作为必要前提和基本条件的，思想解放是因创新是果，离开了自由的思想、独立的思维，就不可能有创新，发挥创新功能的前提要倡导思想的解放，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重视学科创新与智库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像社科院的单位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你的研究有的是学理性很强的，甚至有的学问可能在世界上在中国只有一个人做，这样的人我们要鼓励，但是我们也更鼓励为社会的发展从事很多的咨询研究，智库建设要努力把握国家宏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内在特点，提升智库服务国家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一点上海的经验，1970年代后期的上海和今天的上海简直是两个世界，如果说在各个地方政府中，上海什么事情做得最好？我认为是决策咨询，上海35年里做决策咨询的机构和政府始终保持了一种非常良好的关系。

王辉耀（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集中力量好办事，政府高度集中，同时权力很集中，办事的效率一竿子插到底效率非常高，这个时候有好的政策没有问题，如果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论证和智库的建议，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中国智库国际化的实践可以考虑，研究可以向国际议题拓展。还有就是智库经费的独立性，我们需要鼓励中国的企业家改变他们对智库的慈善的观念，逐步转向对智库的捐赠，而不仅仅是对硬件的捐助。要加强国际合作，智库是很好的民间外交、公共外交，在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不信任或者关系紧张的情况下，智库之间的交往非常重要。

中国发展国际化智库，第一个要解决智库生存的基本问题，包括平等问题。中国现在到了鼓励民间智库发展的时代了，像在改革开放初期鼓励民营资本发展一样，中国民间智库未来有最大的发展和增长点。要建立固定的沟通机制，未来给民间智库提供更多的建言献策的渠道，智库可能是更大反映民间草根和来自不同社会的公民社会的更好声音，支撑中国政府做更好的决策。另外要有完善的智库的法律政策来营造有利的环境，还有明确民办非政府研究政策的法人定位。我相信未来的中国民营智库一定会获得长足的发展，中国的民营国际化智库也会由此而诞生。

齐晔（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我并不代表布鲁金斯的观点。我的理解非常简单，智库的角色就是进一步提高公共价值的提供，通过给这些决策者提供信息和咨询。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好地给这些决策者提供重要的反馈和信息，更好地把公众和决策者之间的价值契合点找到。到目前为止，政府几乎是所有大智库的主要客户，这一点我们也需要审视。其次，我们需要意识到，通过提供公共价值，我们保证国家以及政府不会受到特殊利益群体的影响和绑架。我们在很多的民主国家，包括在中国有时候遇到这种情况。

智库全球化发展的挑战，怎样体现我们的公共价值？有的是共同分享的认同的价值，这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重叠的地方，也是很多国家共同分享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分歧和冲突，怎样进行分析？你的这些客户就是政策制定者，所以对我们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如果你的客户并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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