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新颖谈沈从文的后半生

燕 舞

2002年年底，三十二卷本《沈从文全集》终于出版，其中四百万字系作者生前未曾刊发的且多为1949年后所写——九卷书信中有八卷写于1949年之后，这三百余万字书信“从数量上讲接近沈从文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由此，张新颖发愿为沈从文的后半生立传。

近三十年来，坊间流行的数种沈从文传记多侧重传主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在传主1949年之后迫于外在压力而“改行”这个根本原因之下，试图解释清楚他为什么不去干别的行当而独独选择了文物研究——张新颖认为湘西早岁生活及短暂从军所积累的艺术兴趣、审美素养以及《史记》《旧约》所形塑的深刻历史感、“有情”观念等共同促成了这一“改行”。

在《沈从文精读》中，您说过“在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关于沈从文的叙述 模式 里，其实已经显露出某种凝固化的倾向”，这种“凝固化的倾向”具体怎么讲？《沈从文的后半生》中您又说：“沈从文的前半生，在已经出版的传记中，有几种的叙述相当详实而精彩”，您也重点参考过凌宇的《沈从文传》、吴立昌的《“人性的治疗者”：沈从文传》、金介甫的《凤凰之子·沈从文传》、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以及刘红庆的《沈从文家事》等代表性著述，如果只允许向读者推荐其中一本，您会选哪一本？

张新颖：我是个教书匠，不但要看期刊上发表的研究论文，每年还要看很多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以沈从文为研究对象的数量不少，老实说，重复来重复去的东西也不少。因为你每年都看，所以这个感觉就特别强烈。我说的叙述沈从文“模式”的逐渐“凝固化倾向”，真的是有感而发。就是从前有的解释方法、见解、观念、理论，未必不对，未必没有道理，但不断重复下去，一味因袭，确实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耐烦。具体我就不一一说了，说了又是重复一遍。沈从文是个丰富的作家，可以研究的东西多着呢。把一些现成的观念和看法放在一边，深入沈从文本人的作品里面去，会有非常丰富的感受，这就是我在课堂上努力要引导年轻读者做的事。

你说的几本著作，都使我受益很多。只推荐一本的话，我还真没有办法选择；我列参考书目，不求全，不采用把有关著作全部列上去的方法，只列我自己这本书参考的著作，所以等于我已经选择过了。我读本科的时候就读过凌宇先生1985年出版的《从边城走向世界》，那是我最早读过的几种现代文学研究著作之一；凌宇先生的《沈从文传》是影响最早、最大的传记。吴立昌先生是复旦的教授，他开“沈从文专题研究”课，在全国的高校里面，八十年代就以一个学期给本科生讲沈从文，这恐怕是极少见的吧。2008年我编过一本《一江柔情流不尽——复旦师生论沈从文》，可以看到在复旦从八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教学和研究的小脉络。

对晚年岁月的研究确实是海内外沈从文研究中相对荒芜的领地，但早在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就出版过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李扬的《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那一年，正是您写完《沈从文精读》但《沈从文的后半生》因眼疾而“只写了万把字，就不能再继续下去”的年份——而且，李著次年再版时也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您的著作较之于李著主要有哪些不同？

张新颖：2006年秋天，我在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看到《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非常兴奋，借出来很快读完了。我当即给李扬兄写了一封电邮求书，记得我还把在芝大图书馆看到的沈从文签名本的情况——大多是签在香港翻印的书上——告诉了他。他在我还没有回上海的时候就把书寄到了复旦。我兴奋是因为有同道，因为李扬兄这么迅速，就根据大量材料写出了沈从文真实的后半生，我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关注《沈从文全集》等提供的大量新材料。

因为我手头有这本《沈从文的最后四十年》，所以没有再去注意后来的再版，要不是你说，我还真不知这本书更名为《沈从文的后半生》了。如果早一点注意到，或许我应该再考虑一下我的书名，现在来不及了。

李扬兄的这本书，比我写的这本要清晰、明确，他用了大量的材料，对材料有很好的消化，做了相当准确的分类、归纳、条理化，读者阅读起来流畅，能抓住重点。我的书读起来有时候会感觉疙疙瘩瘩，一些一般读者未必会感兴趣的具体信息也不愿意舍弃，个人表达上也有意克制。

还记得您1985年最初阅读沈从文作品时的版本和其他情形么？1992年又具体是怎么经由《湘行书简》“和这个作家建立起了一种关系”？

张新颖：从1981年开始，国内出版沈从文的文学旧作，到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出了很多种选本。规模最大的，是花城和香港三联联合出版的十二卷《沈从文文集》，1982年出了前五卷，1984年出齐。这套文集对重新认识和研究沈从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但是2002年全集出版之后，这套文集对研究者来说就不大好用了。八十年代出的沈从文的作品，字句上有不少改动。我在书里也提到过沈从文对《文集》改动而发的牢骚。我那时候是碰到什么版本就读什么版本，没有讲究，也不明白。我整个大学时期断断续续读，没有特别的体会，换句话说，虽然读了很多，但没有读进去。现在想，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心智上的兴奋点在先锋文学；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更根本的，就是还没有成熟到能读进去的程度。

《湘行书简》是后来才整理发表的，我1992年在《收获》上读到，真是震惊，豁然开朗的感觉，一下子见到了沈从文的天地。我后来反反复复讲他1934年1月18日下午写下的那段文字，那段彻悟“真的历史是一条河”的文字，是因为从这里我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天地、对天地之间的普通人、对普通人所创造的历史的感受。真是奇妙，这么一段文字我琢磨了很多年，总是会给我一点启发。不是一下子全给的，是过了一段时间再去想，又想明白了一层。这段文字不但让我理解了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明白了沈从文后来为什么对杂文物那么用情。

如果说1997年的长篇论文《论沈从文：从1949年起》孕育了《沈从文的后半生》的“胚胎”，那您关于沈从文研究的一些最基础性的发现和结论，其实都贯穿于新世纪以来的著述如《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学的现代意识》《沈从文精读》《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等之中；《春酒园蔬集》的乙编题为“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应该与《沈从文精读》在内容上有交叉。您在沈从文的阅读上“常读常新”是如何成为可能的？

张新颖：《春酒园蔬集》其实没有新内容，那本书就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从以前的著作里选辑片段构成。我自己相对喜欢《沈从文与二十世纪中国》，就是三篇论文，可能因为是近年写的。

“常读常新”有个基础，就是这个作家得足够丰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让人读出新东西来的；再一个，就是你不能受观念、理论、见解的束缚，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这样才能读出东西来。还有就是，不能封闭起来读、孤立起来读。我曾经写过这样的话：“这么长的时间，我没有一门心思只做沈从文研究，却始终是一个日常的沈从文的读者，一个每年有一个学期在课堂上讲沈从文的教师，一个在沈从文的世界里低回流连、感触生发的人。倘若以为这个世界是个边界清晰的、孤立自限的、个人自足的世界，那就可能错了；深入其中，才会发现这个世界敞开着各个朝向的窗子，隐现着通达四方也通向自己的道路。有这样的感受和体会陪伴度过平常的日子和长期的生活，那是比做一个专门家更好的事情。”

您的著作几乎是按照年份逐年写来，其实如果有一个对应本传记的传主年表就更有助于阅读？

张新颖：这本传记如果附一个年表，或许对读者来说更方便，编辑也向我说起过这个意思。但我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做，因为已经有很好的年表了：简明的，沈虎雏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表简编》；详细的，吴世勇先生编的《沈从文年谱》，都很好。我特别要说到这两个年表，是想借此机会表达感谢：在我写作过程中，这两个年表给我帮助很大，省了我不少力。

余华在去年9月通宵读完这部书稿后，在回复您的邮件中专门提到林斤澜对沈从文的崇敬——在“人物怎么写”的秘诀上，沈先生当年告诫他“要 贴 着人物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又是怎么“贴”着沈先生来写的？

张新颖：“贴着人物写”这话传得很广了，很多人是从汪曾祺那里读到、听到的。“贴”看起来是个写作方法的问题、技术的问题，其实不是。为什么有些作家也想“贴”，但“贴”不住呢？沈从文对他所写的那些普普通通的人物是“有情”的，他爱他们，所以才和他们没有距离，没有距离才是“贴”。如果对自己所写的人物自以为是，就有距离了，就没法“贴”了。

我写《沈从文的后半生》，就是自始至终不让自己自以为是，能不能完全做到还不敢说。就是我不能代替传主去想、去说、去做；我也不把传主所想、所说、所做，转换成我自以为是的表达方式。你注意到了我几乎是很笨拙地顺着年月来写的方式，那就是跟着一个生命实际发生的事情走；你也一定注意到了那么多的引文，其实去掉文中的那么多引号，把引文转换成第三者的语言，不是很难，读上去也会顺很多。我觉得不必用自以为是的方式显示传记作者的存在，显示“高明”，因为你一觉得自己“高明”，就“贴”不住了。

夏志清先生虽然较早且较高地评价了沈从文的文学成就，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仍表示，“他（沈从文）开始写作时，全凭自己摸索，对西方的小说传统，可说全无认识。由1924年到1928年间，他为生活所迫，大量地生产小说，把自己丰富的想象力都滥用了”；在援引苏雪林当年对沈从文的中肯批评（如“用字造句，虽然力求短峭简练，描写却依然繁冗拖沓”、“他的文字不能像利剑一般刺进读者心灵”）后，夏先生在评述沈先生偏爱的苗族故事（《月下小景》《小白羊》《龙朱》）时还说，“他（沈从文）既常往来于湖南、贵州和四川之间，他对苗人生活习俗的认识，应该是没问题的了。但这种认识是缺乏人类学研究根据的，不够深入，因此沈从文往往把这些土著美化了。举例来说，在描写苗族青年恋人的欢乐与死亡时，沈从文就让自己完全沉溺于一个理想的境界。结果是，写出来的东西与现实几乎毫无关系。我们即使从文字中也可看出他这种过于迷恋 牧歌境界 与对事实不负责任的态度。”

张新颖：苏雪林的批评是否中肯，恐怕还是个问题；对沈从文早期创作的“滥”、“高产”、脱离现实等等的指责，早在夏志清之前，1920年代末1930年代以来，一直就有。沈从文的早期创作确实不成熟，单独地一篇一篇去看，也常常觉得不够好；但是，如果从一个作家创作的历程来看，这个早期的阶段却是不可缺少的。沈从文开始写作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写，所以说是“摸索”是很对的，他大量地、多个方向去“摸索”，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全力去试，慢慢得到一点经验。后来常常有人向沈从文请教写作的问题，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难做到，他总是说，先试个十年。他把自己早期的作品叫作“习作”，与我们通常对这个词的理解有点差异，他的“习作”特别强调向各个方向、用各种方法去实验、去摸索。甚至到1936年，他出选集，还起名为《从文小说习作选》，你去看看这个《习作选》的篇目，里面其实都是很棒的作品了，包括一些流传到今天的经典。

不少本土文学批评家近些年来逐渐“改行”去关注“文化研究”，对文学文本本身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您却一直非常重视文本细读，而且新书一大特色就是“追求尽可能直接引述他（沈从文）自己的文字，而不是改用我的话重新编排叙述”，这种研究和写作方法上的“保守”是基于哪些原因？

张新颖：做“文化研究”的学人里面有我非常尊重的学者，我也关心这方面的研究，对我也不断有启发；只是我自己的兴趣的中心还是文学。

文本细读既“保守”，又不“保守”，还是要看具体怎么个细读法。好的文本里面蕴藏了丰富的信息、巨大的能量，把这些信息和能量释放出来，会和成见、观念、方法、理论，形成真正的对话关系。有时候文本细读就是解放的力量。

您在2011年悼念章培恒先生的文章中，说过“有个性、有自己想法的文学史教学是复旦的一个传统”，这也是您重视文本细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新诗的偏爱和您本人的诗人气质，也有助于这种文本细读以及对传主“在动荡年代里他个人漫长的内心生活”的精准理解？

张新颖：复旦中文系这些年一直在本科生中开设“原典精读”课程，比如读《庄子》《史记》《说文解字》等，一部经典就是一门课。我上的《沈从文精读》也是这个系列课程中的一门。我还开一门中国新诗的课，也是讲一个一个的具体作品，不是指点江山，是沉潜文字。我喜欢诗，但本人可没有诗人气质。

既然《沈从文全集》中书信就有九卷——“每卷大概四十万字，总共有一千五百封左右，其中1949年以前写的只有一卷，1949年到1988年期间写的有八卷，也就是说，他在这个时间段写的书信至少在三百万字以上，从数量上讲接近他创作的文学作品的总量”，那国内文学界在沈从文后半生的研究中“轻视”如此卷帙浩繁的书信，主要是因为“文学（体）观念”上对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过度崇拜么？

张新颖：我们的文学观念早就有些板结了，一说文学就是小说、诗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