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资本》：破解收入不平等问题？

由于房产价值变化并不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而更多是通过非收入途径或者遗产的代际传递影响收入水平，因此不平等问题的“蛇之七寸”不在所得税，而在针对存量财富的房产税、遗产税。

高宇宁

近期成为畅销书并被热议的《21世纪的资本》告诉我们，如果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会导致持续升高的收入不平等。然而，如果财富的增长主要来自于房产这样的非生产性资产，这个结论还成立么？笔者认为，由于房产价值变化并不直接影响收入不平等，而更多是通过非收入途径或者遗产的代际传递影响收入水平，因此不平等问题的“蛇之七寸”不在所得税，而在针对存量财富的房产税、遗产税。

解读财富与收入

不平等问题的导游手册

在过去几年人们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反思中，收入不平等开始从学者的研究领域步入西方大众的视野。“占领华尔街”运动对所谓“顶层1%”富豪的声讨，更使得收入不平等现象日益成为各种会议和媒体上的热门话题。这样的呼声和浪潮，反过来又对传统的收入不平等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更深入回应催生了一系列成果的诞生，例如世界顶层收入数据库（World Top Income Database）等。由于收集历史上的收入数据非常困难，除英美等少数几个经济体有较长时段资料可用，之前的研究，通常只能依赖一些晚近的数据。这一数据库的几位创建者已先后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20世纪的顶层收入》和《顶层收入的全球视野》两部文集，来专门阐述他们的主要发现，但并没有引起学术圈之外的广泛共鸣。

作为该数据库的创建者之一，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克迪通过严谨的理论推演和对长期历史数据的梳理，著成一本名为《21世纪的资本》（下称《资本》）的巨著。本书除了展示收入不平等，更重要的贡献是首次展示了主要西方国家在过去三个世纪间财富与收入情况的相对变化，分解和探讨了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演变和成因。虽然该书涉及的对财富和收入不平等的讨论，在经济学理论中并不新鲜，但皮克迪的著作基于最新数据成果，利用长期历史数据构建了对财富的完整度量，并系统探讨了其与收入的关系，呼应了当下对收入不平等的讨论，使得这本书成为近期最为畅销的一本学术书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也是笔者见过的数据公开做得最彻底的著作，全书所有图表中的原始数据都被作者在他的个人主页上公布，供一般读者和研究人员检视和引用。作者还专门提供了一份长达90多页的对于全书所有图表数据来源以及计算方法的技术说明。这一点既是未来学术研究走出象牙塔的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模式，也为包括笔者在内的研究者深入了解其计算依据和方法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财富增长导致

收入天平向富人倾斜？

传统上，财富与收入的紧密关系在个人层面似乎是无可辩驳的事实，而将一个经济体视为整体来看待，这种财富与收入结构的关系就变得模糊并且缺乏确凿的实证证据。一个经济体的收入，或者说国民经济总收入，在概念上和我们所熟悉的国内生产总值（GDP）非常接近。因此，《资本》在开篇两章就讨论了收入与产出的关系以及增长视角下收入/产出的动态变化。书中计算了土地、房产、其他国内资产（主要是政府和企业的资产，包括厂房建筑及连带的土地、机器设备、计算机、其他无形资产等）和国外资产四部分的总价值，作为财富的测度。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来看，这已和一个一般的国家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概念相接近。

四部分总价值与国民收入两者之比，也就是财富与收入之比，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大幅上升。这一现象在欧美主要经济体中普遍发生，而且可以通过现代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得以体现。而在这之前的整个20世纪甚至是更为长远的整个工业革命以来的财富收入比变化，则是本书研究的核心贡献之一。在本书英文版于今年在美国出版之前，皮克迪与他人合作的题为《资本归来：1700至2010年的富裕国家财富收入比》（Capital is Back： Wealth-Income Ratios in Rich Countries 1700-2010）的论文已经被经济学领域的顶尖杂志《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接受发表。从这个更为长期的历史视角来看，财富与收入之比从整体上看是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指标，只是主要欧洲国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带来巨额财富损失和战后“黄金时代”使得收入的增长远超过财富的增长速度，才形成了财富与收入之比的“U字形”曲线。

皮克迪进一步推论指出，由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等于资本收益率（r）和财富与收入之比（ ）的乘积，而资本收入通常被资本的拥有者，也就是富人所占据。财富与收入之比的上升和在长期内相对比较稳定的资本收益率，最终造成富人的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也就形成了“顶层1%”在收入占比中上翘的曲线。实际上，从一个动态的视角看，这样的变化似乎也是非常直观的，如果财富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产出/收入的增长速度，无疑收入结构的天平会越来越向富人一方倾斜。

房产的角色：

财富之源而非收入

如果我们承认资本回报率长期稳定这个前提，就不得不面对书中类似于法国二战之后财富与收入之比从三倍增长到六倍，而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却几乎没有变化这样的矛盾。因为实际上书中英法德等主要欧洲国家二战后财富的主要增长都是来自房屋价值的大幅增长。虽然不能否认房屋价值变化带来的财富效应，但笔者个人并不认可将财富与资本等同。房屋价值变化本身并不会直接转化为持有者的当期收入，相反能够被纳入收入的是房屋的租金。如果不承认这个差异，就无法解释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相对稳定，与财富与收入之比大幅上涨之间的矛盾。最近，巴黎政治大学经济系四位学者针对本书撰写的评论文章“房产是否推动不平等”（Does Housing Capital Contribute to Inequality?）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详细分析，他们指出，如果使用房屋的租金价格替代房产价格，那么主要西方国家的财富与收入之比实际上基本稳定，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上升。

当然，直接使用租金价格也属矫枉过正。实际上，在经济学上，与产出所对应的资本实际上指的是生产性资本，并不包括房产等非生产性资产。生产性资本的收益才是国民收入中的资产收入部分，也只有生产性资本收益率和（生产性）资产与收入之比的乘积，才等于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非生产性资产价值大幅上涨的情况下，采用全部财富与收入的比值来代替生产性资本与收入之比，显然会高估资本收益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因为非生产性资本的价值变动只会体现在国家资产总额的变动中。有了这样的条件限制，才会有（生产性）资本收益率（r）高于国民收入增长率（g）之后将会导致收入不平等程度提高的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房价的变动对收入不平等没有直接的影响，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影响收入不平等之外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因为当房价上升时，高价值资产的所有者是可以将其转化为消费的。这一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正好暴露了当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未能反映财富不平等带来的潜在的、间接的收入不平等。经济学测量工具的缺失，实际上阻碍了人们对于不平等问题更深入、更综合的理解。反过来说，欧美国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也不仅仅是资本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上升的结果，税收制度的改变、遗产价值的增加等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解决方案：

调节财富而非调节收入

与当期收入不平等紧密相关，皮克迪在该书第三部分“不平等的结构”中专门又探讨了遗产这样的跨期财富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他把遗产价值流量占国民收入的比重（b）分解为平均遗产与人均财富价值比（ ）、死亡率（m）和财富与收入比（ ）三者的乘积。除了死亡率之外的两个分项的上升总体上推动了遗产价值流量占比的上升。在当前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只有遗产税会被纳入统计，而其价值同样只会引起国家总资产的变动。哈佛大学教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前主席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5月22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题为“皮克迪的数字无法加总”（Piketty's Numbers Don't Add Up）的评论文章，其中指出：“如果人们是永生的，皮克迪得出的关于（资本回报率超过经济增长率会导致）持续升高的不平等的结论将是对的，然而人们并不是永生的。”

目前真正针对不平等的政策工具，通常还只能局限于有限的几种调节收入和财富分配的税收工具。而这本书最引起争议的地方就是皮克迪对不平等问题的解决方案，也就是他建议的最高80%的累进税制。皮克迪在书中展示了英美国家收入和遗产税最高税率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幅下降的状况，并将其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部分归因于此。

这里面需要分为两部分来看。关于遗产税，也就是对财富的税收，皮克迪在与他人合著、去年9月发表于另一本顶级经济学期刊《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a）上的论文“最优遗产税理论”（A Theory of Optimal Inheritance Taxation）中，专门做过非常详细的分析，结论认为50%~60%的最高税率从理论和历史经验上都是比较站得住脚的。至于对收入的征税，笔者无法同意。现代经济学的许多研究都已经表明，过于强烈的二次分配机制实际上会对经济效率产生扭曲，与其依赖有形之手，不如在机会的均等上去确保一次分配中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的合理。

（作者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助理教授、经济学博士。李旭编辑，工作邮箱：sunne_li@hot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