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1949年-1976年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上期发表《近现代海上篆刻家群体的递承与经济生活：1880-1949》专稿，本期刊发该系列后半部分，描述了海上印人群体与篆刻艺术于27年间（1949年至1976年）在新的社会环境下艰难曲折地追求艺术延续与发展的过程。今天回溯这一时期海上篆刻群体的存在与活动状况，面对的无疑是近乎殉道的执著与悲壮。

孙慰祖

时代激变：走出流金岁月

1949年前后数年之间，书画篆刻发展的经济、文化条件出现了激变。海上篆刻家群体的创作活动与经济生活逐渐走出流金岁月。

日本侵华战争之后紧接着国共内战，造成经济激荡，民生凋敝。新中国成立前夕，社会流动急剧加速，大批社会中上层人士离开上海，主要依附于稳定的中高端收入群体的书画篆刻市场随之萧条，印人的经济生活日渐飘忽不定。1949年，上海报纸上刊出的篆刻家润例广告几近匿迹，与1925年至1936年各报刊出篆刻润例者94人、106人次形成显著对比。广告的消失直接反映了需求的不足。

新中国成立之初，政府面临百废待兴的局面，第一要务是恢复经济民生，稳定社会。然旋即朝鲜战争爆发，全社会遂又倾力于抗美援朝。社会经济的持续低迷进一步抑制了书画篆刻的消费，市民对艺术篆刻商品的需要进一步消解和转移，导致买方市场消失。而一般公私凭信印章制作则转移到了刻字店铺，在“对私改造”后由个体刻字店组合起来的“长江刻字社”、“长虹刻字社”长期承担了社会印信的刻制业务，业余篆刻家一般不再介入这一市场。

与书画篆刻艺术市场伴生的行业随之萎缩也是必然的结果。据上海西泠印社顾锡洪提供的原始档案，吴隐之子吴幼潜、吴振华接手印社后，经营至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局势变化，印学书籍出版业务已逐渐低落，后以生产印泥为主维持经营。至1950年，企业从业人员仅业主夫妇与练习生一人，1958年后方扩充至9人。20世纪在五六十年代，门市兼售书画篆刻用品和承接刻印业务。上海西泠印社的状况，可以说是篆刻艺术市场相关行业盛衰的一个典型。

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设于沪上的另一家专营篆刻用品与印学资料的宣和印社，曾经也是联系海上印人的驿站之一。在1956年公私合营后并入上海图书发行公司，次年撤销。海上曾经盛于一时的承担艺术品供求中介业务的书画社、笺扇庄，曾经达到近百家之多，此时纷纷歇业、转业或合并。至20世纪60年代，继续保留相关业务的仅上海西泠印社、荣宝斋、朵云轩与后来设立的工艺美术服务部、友谊商店等数家，后荣宝斋亦撤并。即便如此，消费对象和方式也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挂牌印家接件的业务近于名存实亡，虽每字仅二三元，但委托问津者稀。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海上印学篆刻普及读物的出版形势已成强弩之末。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记1948年至1949年两年中，在海上辑成的印谱仅十余种，且多为个人所辑作品而且并未印行，与二三十年代的情形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的20年中，篆刻字书、古玺印与明清印谱等资料的印行几乎处于终结状态。古玺印类仅1958年出版《宾虹草堂玺印释文》石印本一册，作为古籍书店的售品，发行数量甚少。在上世纪50年代末金石资料出版状况一片萧瑟的背景下，此书得以印行可能还和黄宾虹在1953年获得“中国人民优秀的画家”称号不无关联。

在“文革”结束前的20多年中，除长江刻字厂技工学校印刷了《说文解字部首》和南京艺术学院印制了丁吉甫编《印章参考资料》作为教学资料外，整个大陆公开出版的篆刻技法和印学知识普及读物仅有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娄师白所撰《怎样治印》（1962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印行陈寿荣撰《怎样刻印章》（1963年），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罗福颐、王人聪所撰《印章概述》（1963年）三种。而《说文解字》、《汉印分韵》等基础文字工具书始终未再印行。于是，印学、篆刻爱好者和研究者满足需要的唯一渠道是通过古旧书店的渠道寻觅清末、民国时期印行的旧籍。研习篆刻的工具书和金石文字资料的短缺，使篆刻艺术的传承和普及受到很大的限制。

沪上印人群体的规模开始收缩。1949年至1956年间，先后有丁辅之、楼村、方约、高野侯、童大年、黄宾虹去世。曾经在海上谋生的艺术家陶寿伯、赵鹤琴、方介堪、高甜心、唐醉石、顿立夫、陈大羽、朱复戡、邓散木陆续移居外地。陈巨来、邹梦禅在1957年后因政治原因离开沪滨。老一代印家王福厂、黄葆戉、马公愚、汤安进入暮年渐次息影。至20世纪50年代末，早期名家队伍的景况颇有“流水落花春去也”的苍凉气氛。

上海在20世纪上半叶曾是东南收藏大家麇集之地，印章、印谱收藏一时富甲天下。合肥龚氏瞻麓斋、吴县顾氏鹤庐、吴氏十六金斋收藏的古玺印，桐城孙氏双钟精舍所藏封泥，浙西四家（丁辅之、高时敷、葛昌楹、俞人萃）及山阴吴氏遁庵所藏明清篆刻，桐乡钱氏豫堂所藏近代赵之谦、黄士陵、吴昌硕诸家篆刻，慈溪张氏望云草堂、桐乡徐氏懋斋、鄞县秦氏濮尊朱佛在斋所藏历代印谱与古印，构成海内印学文物与资料收藏最庞大的体系。这也曾经成为涵养海上印学与篆刻的学术资源。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些收藏大部易私为公。浙西四家所藏明清名家篆刻体系，举世无双，曾于1939年辑拓成《丁丑劫余印存》，其后除葛氏、高氏留存少量外，余皆转归丁辅之。1949年丁氏去世以后，1500余方藏印售让予无锡华笃安。华氏于“文革”浩劫中交由博物馆保管，后捐赠公家。张氏、徐氏、秦氏印谱各成系统，皆珍善之本，徐懋斋去世后237部印谱由家属于1962年举而捐藏上海博物馆。同年，张氏印谱433部、藏印1500余方捐献杭州西泠印社。秦氏印谱103种随后亦由上海博物馆购藏。顾氏、龚氏、吴氏玺印及孙氏封泥先后或售让或捐赠，皆归于公藏。随着新中国成立以后经济制度的变化，海上个人藏印、收集印学珍籍的风气，亦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黯然失色。

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环境、社会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势之下，篆刻家大多不再以艺取酬，最终导致个体鬻艺自给的方式不复存在。曾经在沪上享有盛名的一些职业书画篆刻家，在解放初期面临生活困难。针对这一状况，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积极的保护、扶持措施。如筹组新国画研究会，给有困难的艺术家发放补助，个别兼擅国画的篆刻家也在其中。为贯彻中央“敬老崇文”政策而成立的上海文史研究馆，在1956年前吸收了兼为印人身份的黄葆戉、李健、张志鱼、王个簃、马公愚、金铁芝为馆员，每月致送固定的生活费。其后亦续有印家延入。1960年上海中国画院成立，李健、马公愚、王个簃、钱瘦铁、来楚生、陈巨来、白蕉、叶露渊等书画篆刻家被聘为画师，作为正式建制的艺术创作人员。这些措施对保存海上篆刻骨干人才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处于创作活跃时期的其他篆刻家，社会职业纷纷变化。钱君匋、方去疾、高式熊、吴朴、单孝天等均就职于文化企事业单位。秦康祥、张鲁厂、吴振平在对私改造前仍自营企业，合营后身份转变。吴振平后转事音乐出版、教育工作。海上篆刻家自此基本上以薪金收入作为生活的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