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汉铁路的外贸推力

·财眼观变·

任大刚

四川地理环境之闭塞，进出道路之艰险，全境之内海拔高度差异之大，为全国所仅见，这决定此地经济社会自成一格且物产丰饶。也因此，自古以来，重庆长江水道成为四川与中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大宗商品来往的咽喉。

1890年3月，中英两国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埠成为通商口岸，次年3月1日，重庆海关成立。在重庆海关设立之前，四川与长江中下游已有商品交易。重庆海关的报告认为，在1885-1890年6年间，重庆一处进出口总值年均515.2万两海关银（以下货币单位均指“海关银”。1两库平银＝0.9838两海关银＝37.26克白银。据有关资料，1880年，一石大米为168市斤，价值约1.8两白银），不过该报告认为，“公布的海关报告册仅只能表示这一富足而且重要省份的生产力的一种模糊概念。除食盐不计外——可以查出输出贸易额大大超过输入数字。”据《晚清重庆海关研究》作者王文圣认为，1885年起的6年中，四川的出口总值为2180万两海关银，进口总值为1740万两，重庆的进口总值为1340万两，出口总值为1090万两，两者合计，每年全川进出口贸易总值达到6530万两。

重庆设关后，入川洋货快速增长，出口土货也与日俱增。

据海关统计，开埠20年后，到1911年时，进口洋货案值1900万两，出口土货案值1000万两。不过这一统计仍不能反映四川和重庆进出口贸易的全貌。20世纪初，有一个日本人估计认为，四川常年出口案值在3000万两，进口商品案值2650万两。王文圣通过数据反复校正，认为进出口案值在11900万两，其中出口6300万两，进口5600万两，略有顺差。

20年间，进出口货物增长约一倍，按照重庆海关1911年底的乐观估计，“下一个十年如有和平安宁，更大的和更快的发展是必然的。”

在贸易总额剧增一倍的同时，进出口商品的种类和贸易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就进出口商品种类来说，洋纱成为主要的进口商品，到1900年，案值已达830万两，大大冲击了四川市场上的湖北原棉；而四川的生丝、山货等商品向国外出口数量迅速上升，并在重庆进出口贸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1891-1895年，生丝出口平均每年为88.9万两，到1911年，年出口达到370万两。猪鬃、牛皮、木耳、大黄、麝香、药材等出口商品，1891年-1895年平均每年出口112万两，到1911年，年出口达578万两。

在重庆海关设立之前，四川输出的货物以粮食为主，兼及少数丝绸、夏布、药材、山货、盐糖，从长江中下游省份输入的货物，主要是原棉、土布以及少量手工业品。设关以后，传统的湖北土布、手工业品逐渐被洋纱、洋杂货所取代。生丝、蚕茧、白蜡等部分开始向外国出口。猪鬃、羊毛、羽毛等产品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往外出口，受到欧美市场欢迎。以重庆为中心的四川外贸商品结构已经发生很大改变。这个封闭的、自成一格的经济体，已开始汇入世界市场。

而由于四川经济与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已经明显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19世纪末，由于白银产量剧增，全世界白银价格下跌。1891-1901年10年间，四川市场也出现了银价与制钱对比的显著下跌，中产阶层和靠工资过活的人感受痛切，重庆海关的报告称，在1892年换制钱16千文的10两银锭，到1901年只值12千文了。制钱之贵使重庆商人处于极不利地位，尤其在来自外国须以黄金购买货物的市场上——可以比喻说他们介于两盆火之间，要用黄金或铜钱去买货而卖得的是价值不稳的白银。

1900年，重庆洋行、公司已经有16家；1906年，达到42家；1911年，上升为57家。围绕这些洋行、公司，形成了洋货推销和土产收购网络，以及在这个网络中谋生的居间商、买办、掮客、跑街、经纪人，中小地方的商人、货郎虽不曾与洋行、公司直接打交道，但是也被间接整合进世界商业网络。

此外是金融形态发生巨大变化。重庆设关以前，专营汇兑业务的票号已经有一定程度的发展。重庆海关设立之后，全川票号由16家增加到27家，渗透到对外贸易和商业流通领域，几乎包办了省外贸易汇兑。1894年，重庆第一家钱庄“同生福”成立；1900年，上海中国通商银行在重庆开办分行，1905年，官办“濬川源银行”成立，到1911年，重庆钱庄每年吸收存款总数1000万两，贷放款1500万两，大部分用于商贸流通。

随着贸易的飞速发展，一些州县城镇日益繁荣。比如南充（顺庆府城），在乾隆时期“犹甚寂落，除院试及红花市期外，土产不能常售”，然而到了清末，“工商勃兴，人物荟萃，华屋栉比，珍货云屯，内外城间已无隙地”。川北的广元成为川陕甘的药材和麝香集散地。川南的泸州成为盐、糖集散地。川西平原山地交界处的灌县，山货土产集此出口，形成市场，有银号数家，城内外店铺罗列，所贩运的药材、羊毛，每年案值约10万两。川东名城万县则成为药材和桐油的著名集散地。

农村市场也在发生巨变。农村集市数量由清中叶的3000个增加到清末的4000个左右。其中，重庆海关设立前后，丰都县的农村集市从48个增加到75个，长寿县由31个增加到46个，三台县由39个增加到52个，垫江县由27个增加到33个。甚至边远的巴塘，1905年商人开始设市，到1911年，已有洋广杂货三家，滇商六家，陕商一家，酱园一家，茶馆四家，其余粮食铺、面食铺、杂货铺均有数家。

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交通困境仍然横亘在飞速发展的贸易面前。英国人发现，外国纺织品在中国西部没有更多的销售量，它们只是小康之家作为奢侈品收藏了，原因在于，各种货物溯江而上的困难和危险，大大推高了售价，以致大多数人买不起。

据海关人员估计，上下长江三峡的民船，每十支中约有一支所载货物或多或少受到水损——虽然全部损失的情况比较罕见——受损船只可以顺流靠岸将货物搬上岸边晾晒。但洪水和枯水期，江面出现的障碍往往使货物阻滞，从上海购货的商家要等候三个月到六个月才能在重庆收货。

要克服交通上的困难，要么使用轮船，要么平治凶滩，要么修建一条连接重庆与武昌的铁路。在1900年前后，经过改进，适合三峡航行的轮船使用上了，险滩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平治。而随着贸易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四川境内丰富的矿藏资源所引起的无限想象，使上上下下修建川汉铁路的心情，变得更为迫切。没有外贸，谁会想着修一条葬送大清王朝的铁路？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主笔。本文部分材料采自四川大学博士论文《晚清重庆海关研究》，向作者王文圣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