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功能疏解十分紧迫

早报评论员 任大刚

针对昨日一些媒体报道“北京政治副中心初定河北保定”，另有媒体从两位发改委相关人士处获悉，确实在制定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但并未听说如上提法。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政治副中心”目前还没有考虑。“至于产业转移和功能转移，那是正常的事情。”保定方面也否认了“政治副中心”一说。

保定市长马誉峰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今年计划完成的重要工作是配合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做好承接北京功能转移和产业转移准备。据保定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市政府秘书长刘峰介绍，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专门就保定承接首都功能疏解和产业转移问题作出了重要批示，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和河北省长张庆伟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保定要在参与京津冀协同发展中勇挑重担、当仁不让。

根据这些零零碎碎的消息，大致可知，保定作为北京“政治副中心”未有定论，但北京将向外转移一部分功能和产业则是比较靠谱的信号。换言之，继1982年确定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不再提“经济中心”和“现代化工业基地”之后，北京市将再次进行功能和产业转移和调整。明眼人一看便知，1982年的调整方案，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此番调整，至少内含“纠偏”意味。

首都作为首善之区，理应在各个方面作出表率，垂范全国。但从1982年以来，人们从越来越频繁的缺水和雾霾中知道首都北京遇到了比较严重的困境与挑战，但却未必知道其紧迫程度如何。

首都北京当前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水资源严重匮乏。仅据2008年的数据，北京市人均水资源是全国的1/8，世界人均水资源的1/300，缺水程度与地处中东的以色列相似。长期大量的地下水超采，使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泉水枯竭，湖泊逐渐萎缩，地面下沉，形成2300平方千米的世界最大漏斗区。以北京市为圆心，800千米半径内已没有一条常流河。

人们经常戏谑性地说“环保基本靠风”，其实雨水和湿润的地面也可以适度净化空气中的悬浮颗粒物，而水资源的匮乏，在很大程度上使雾霾天气变本加厉。这显著降低了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人民的生活品质。作为一座新兴的国际化大都市，大气污染问题已大大影响了它的国际形象。

沙漠化与生态破坏密切相关，也与自然降水减少有很大关系，北京地区的沙漠化威胁正系于这两点。沙漠离北京越来越近，最近的沙丘离市区仅70公里。根据气象部门的记录，20世纪50年代全国仅发生过5次强沙尘暴，进入90年代则发生了23次。有专家估计，在二三十年内，即便我们能够开展有效的控制风沙运动，也无法根除北京的风沙之患。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即将于今年10月往北京方向正式调水。这对缓解北京的缺水问题无疑有很大助益。但问题是，长江流域也面临上游来水减少的问题。不仅江西鄱阳湖已出现多次冬季干涸，而且据《人民日报》报道，今年2月，史上时间最长的长江口咸潮入侵上海，约200万人受到影响。咸潮入侵的原因，就是长江上游来水减少所致。

北京地区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河湖纵横、清泉四溢、湿地遍布的水乡。元代在此建都时，人口只有40万，西山一带森林资源相当丰富，生态环境足以承载人口数量。古人云：“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

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尤其是随着北京从地区性城市逐渐上升为长期的国家首都，城市功能日渐增加。特别是解放后，“首都理应样样第一”的传统观念并未消除，长期追求“大而全”，过分强调北京既应该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同时也必须是全国的经济中心和工业中心。此外，它实际上还成了全国的经济管理中心、金融中心、交通中心、旅游中心。功能的集聚程度之高，流动人口之多，举世罕见。

这种结果不仅导致自然资源（不仅是水）日趋匮乏，生活环境也不尽如人意，交通堵塞、房价高昂、大气污染，宜居程度大打折扣。而且由于首都的吸附效应，在京津地区周边的河北省境内，形成了一个环京津贫困带。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就看到了北京的首都功能已经失调，提出了很多解决办法。在多次全国两会上，也有不少代表委员就此提交议案提案，提出解决方案。

我们认为，北京实行功能转移和产业转移，以此带动人口外迁，减轻首都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压力，既是对这些办法和方案的积极回应，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重要一步。

历史学家钱穆在《论首都》一文中写道，“中央政府如人之头脑，发号施令之所自，其所在地必安稳而又灵通，其于全身，必在极衡平之地位而又能警觉。”这是一国首都之外在要求。希望通过功能和产业转移，北京能够重归“安稳”、“灵通”，处在极衡平之地而又能“警觉”的首都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