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蹦
《读书》现在虽然还常买,但往往是买来搁在案头,稍微翻翻,又搁回去了。值得读的文章不是没有,然而不多;扫一眼目录,便把杂志合上,这种时候,也是有的。我知道在上海的书评报纸上说北京的书评杂志不好,是有些犯忌讳的,无奈这是实情,是一个老读者的真实感受。
辞费这许多,其实主要想说说格非的一部随笔集:《博尔赫斯的面孔》。这部书收录的多篇谈论电影的随笔,正是发表在十年前的《读书》上。那个时候的《读书》上刊登的作家、诗人随笔,是记忆中最美好的阅读体验:余华谈音乐、北岛谈纽约、黄灿然谈诗歌……自然,也包括格非谈电影。记得初读这些随笔时,自己还是个无知的中学生,囿于周遭条件,也没有能力看到随笔中谈及的诸多电影——它们被习惯性地归类为文艺片。然而,就像看不到球赛的球迷读读球评也能过瘾,吃不到美食的食客看看食经也能解馋一样,格非的这些随笔,实在是苦闷无聊的中学生活的极大慰藉,就算阅读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明觉厉之感,但发挥自己的想象,根据文中提到的电影的只鳞片爪尽情脑补情节,也比上课有趣太多了。
而现在,那一篇篇随笔终于结成了集子出版,就好像久未谋面的朋友刮去了胡须,穿上了体面的衣服,站在自己面前,虽然有些迟疑,有些生分,但道一声“你好哇,好久不见”,再给他一个热情拥抱,也并不需要太久时间。
前些时,复旦投毒案被告林森浩被判死刑的报道中的一则问答,被网上的好事者广泛传播——
记者:在看守所等待宣判的时间里,你是怎么度过的?
林森浩:看书,一些文学经典。因为我觉得以前读理工科的书太多,这方面读得少。我的思维有点“太直”,不懂得拐弯。有时候容易不考虑后果,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读这篇报道的时候,到这一段,我想:这下可好,又有得吵了。后来上网一看,果不其然。文科的,洋洋得意,理科的,反唇相讥,吵成稀里糊涂一锅粥。
老实说,这种“读书决定论”,我向来是很怀疑的,读书确对人的性格、品行形成有作用,但究竟有多大作用,很难说。“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明人早揭示了这层道理,但直到今天,这些早该吵完的老调子仍在吵个没完,还因了文科、理科本不该有的对立,更显得杀气腾腾。用某位刚写完博士论文的才女的话来说,“由所有这些古今不异衍生开来,便得到一种挥之不去的哀沉”,“心里的索然无味之感总是无法遏止”(陆蓓容《写论文》,见《文汇报·笔会》)。
权且把负面情绪搁到一边,回到这篇小文。我想,如果不把读书抬到这么高的位置上,开卷总是有益的,而且,不单是理工科的学生多读文学有益,人文社科的学生多读科普,也同样有益处的。近来读了果壳网的两本新书,《枪与玫瑰的使用方法》《人类危险,小心轻放》,就深觉有趣。他们该是有意为之的吧,明明是谈论性与爱、情与色的话题,书名却这么小清新,我也是翻开书之后,才明白“枪与玫瑰”的隐喻究竟指的是什么……
既然说到玫瑰,索性再推荐一本与植物有关的科普:《植物知道生命的答案》。虽然书名和臭名昭著的伪科学读物《水知道答案》有几分相似,这本却是如假包换的权威之作。作者丹尼尔·查莫维茨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植物生物科学中心主任,书中收录的文章,是他多年的研究成果。不过权威不等于严肃,书本身是极有趣的。译文也靠谱。译者刘夙的名字,《上海书评》的读者应该不陌生,他是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的博士,平日里,自己也常写科普文章。就我自己的感觉来说,译文是极流畅的,并没有阅读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