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文学》上的“某地行”

周俊生

在当下的中国，即使是一个文学阅读者，很可能也已经与《人民文学》这本杂志久违了，但是，这并没有减弱它在中国文学界的地位。这本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由毛泽东题写刊名，创刊于1949年10月，它与新中国同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即已确立在国内文学刊物中的翘楚地位。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很多著名作家都在这本刊物上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它发表的作品和评论曾经在当代文学史上发生重要影响，《人民文学》因此而享有“国刊”的盛誉。

今天，中国文学的版图已经改写，特别是文学的边缘化，使众多文学刊物面临订户减少、影响力衰退的困境，《人民文学》也出现了这样的危机。即便如此，很多作家仍以作品刊登在《人民文学》上为荣，因为，在现存众多文学刊物中，《人民文学》仍享有别的刊物难以望其项背的江湖地位，它毕竟还是国家级文学刊物，对一些地方作家还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近几年，《人民文学》开始走出深闺，面向市场，它加厚了篇幅，成为国内不多见的一本大型文学月刊，这使它有条件可以一期发完一部长篇小说。它还曾经发表了在文坛上有巨大争议，但却为年轻读者追捧的青年作家郭敬明的小说，据说，这期刊物因为有了郭的招牌，而在北京的报刊亭里一抢而空。

《人民文学》与市场的接轨当然不止于此，翻阅近几年的《人民文学》，我们还经常可以读到由若干作家联合写作的散文随笔专题。仅以2013年出版的十二期杂志来统计，就可以看到，有十期杂志刊登了这样的作品。把那些专题的名称罗列一下，倒也蔚为壮观：“慈溪行”、“南水北调记”、“昆明行”、“丽水行”、“茅台行”、“海南农垦行”、“古贝春行”、“湄潭行”、“鄞州行”、“扬州行”。（编按：慈溪县位于浙江省，湄潭县位于贵州省，丽水市位于浙江省，“古贝春”是山东省武城县出产的一种白酒，鄞州是浙江宁波市的一个区；“海南农垦”创建于1952年1月，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具有明显企业特征，同时承担社会和民生职责的特殊经济体制。）

光看这些名称，读者会以为这是作家们写的游记。在文学这个世界里，历来有游记文学这种体裁，中国古代文学的宝库里就有不少这样的华章，供一代又一代后辈反复诵读。但是，《人民文学》上刊发的这些作品，却并不单纯具有游记的功能，它披上了游记的外衣，却一律是作家对所到之处进行讴歌的文字。这令人疑心，那些讴歌文字是否与《人民文学》刊发的广告直接挂钩？

因此，与其说它们是游记，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新闻界以前还不大好意思说，现在已大面积出现的新创体裁，即软文。比如，2013年第五期上刊登的“茅台行”，就是为《人民文学》的广告大客户茅台服务的，五位作家的文字，都是用尽了自己的生花妙笔，在为茅台做宣传。在我的印象里，这已是《人民文学》组织的第二次“茅台行”了。

自然，这些软文为《人民文学》赚来了滚滚财源。除了在每期《人民文学》上刊登茅台的广告以外，茅台还慷慨地为《人民文学》的作品评奖提供资金，当然，那种评奖称为“茅台杯”是必需的。

作家们每到一个地方，自然会在当地得到好的招待，作家们为撰写这些软文也牺牲了不少脑细胞，如果收到厚厚的红包也是合理的。茅台自然有的是钱，花这点钱只是小意思。但是，《人民文学》组织的这种“某地行”，更多的却是到地方上去，出面招待的只能是当地政府相关部门。这让人不免追问，相关招待费用从何而来？

也许，地方政府并没有出钱，而是由当地的企业来慷慨买了单。但即便如此，企业应该也是看在当地政府的面子上，才愿意掏这个银子的。对于企业来讲，这样做是不会吃亏的，它帮助地方政府达成了某种交易，地方政府在适当的时候，也一定会利用它对当地市场的话语权给企业更多市场份额的。《人民文学》通过这种连篇累牍的“某地行”，为政企合作搭起了桥梁，自然也得到了可观的收获。

自然，与这种“某地行”配套的是，我们还可看到那些进入了“某地行”的地方，在《人民文学》版面上承包的地方形象广告。这自然也算不了什么，即使是在CCTV的荧屏上，也经常能见到地方的形象广告，大把大把的财政资金正在进入央视，《人民文学》作为一本文学刊物，也算是赶上了好时候。

毕竟是《人民文学》，虽然在读者中的影响力正在式微，但在一些作家当中还是有号召力的，由它组织起来参与“某地行”的作家，一个个都可称得上文坛大腕或者茁壮成长的新星。他们确实出手不凡，写出来的游记至少在文字上还是五彩纷呈的。只是这些文章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看不见当地的人。

这也怪不得作家们。那些领命而来的作家到了某地，除了接受当地的安排住进星级宾馆，奔走于旅游胜地，辗转于觥筹鱼肉中，哪里还有精力按他们经常标榜的那样“深入生活”，能够留下一纸空洞而漂亮的文字已经是勉为其难了。更奇特的是，这些作家，不管是豪放派还是婉约派，不管他们平常的作品中是刻薄尖酸，还是嬉笑怒骂，在操弄“某地行”时都是和风细雨，莺歌燕舞。这也难怪，毕竟是“遵命文学”，喝了人家的酒，拿了人家的红包，自然只能按照人家的意志来写作了。

《人民文学》曾经是一本“国刊”，通过对它的检阅，可以看到几十年来我国文坛的风云变幻，已经有多位当代文学研究者对《人民文学》进行过专题研究，写出了洋洋洒洒的专著。今天，文学的多元化发展已经使“国刊”的形象动摇了不少，研究者如果再拿今天的《人民文学》作为样本，来观察国家的文学走向，难免会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

《人民文学》有“国刊”身份，它在今天的价值就是可以畅通无阻地组织进行“某地行”，这已经是地方上的文学刊物无法办到的事。因此，将《人民文学》上刊登的这些“某地行”铺排开来作番研究，倒也可以观察到当下的一些作家，是如何为五斗米，不，其实是为一杯茅台和一个红包，折下了他们尊贵的腰的。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