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张爱玲，喜逢刘金川——兼忆我的沪江岁月

夏志清文选

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分，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

夏志清

一九四二年六月大学毕业后，到一九四五年十月离沪驶往台北去当一名小公务员，那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一九四三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锺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一九四四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此外我并未参加过一个文艺集会，说出来不会有人相信，但实情确是如此。

毕业后我读书更为专心，只同老同学来往，常见面的四位：陆文渊、吴新民和张心沧、丁念庄这对伉俪——至今尚健在，我想另写一文回忆他们。另两位英文系同班同学王楚良、王玉书，同我也有来往。王楚良思想比较“前进”，一九四九年后他在中国外交部工作，曾出差加拿大多年。王玉书来自福建，可能家庭环境比我还要清寒，毕业后即结了婚，且考进了邮政局，抱住了一个铁饭碗。一九四八年我进耶鲁研究院后，给他一封信，他回信对我极表钦羡。假如他终身在邮政局服务，我想即在六七十年代王玉书也未曾受到过多少苦难。赴美前我到他家里去辞别，见到他们小夫妻十分恩爱，而我自己在上海竟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对他们的处境也颇为羡慕。

大三那年，张心沧接任为学生自办的英文《沪江旁观报》(The Shanghai Spectatot) 的主编，我当文艺编辑。心沧同我一样是个不爱搞课外活动的纯学者，到了大四那年，他辞掉《旁观报》主编之职，只好由我接任，另请一位大三学生当文艺编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翌晨星期一我照旧乘公共汽车、电车到校，才知道上海也有了个大变动。我刚编好的一期《旁观报》，原该星期一分发给老师、同学的，不料承印该报的英文《大美晚报》社已被封锁，该期也就从未见过天日。对我来说，时局大变之后，整个春季学期我不必再费神去编报，倒是个大解放。

连学校都将改称为“沪江学院”，我们这一届毕业生当然更无兴致去编印一本毕业纪念册了。少了这本留下每人学士装小照的书，原先不熟的同届毕业生也就更容易忘怀了。不过，上列六位同系同学之外，沪江熟朋友我倒还是有几个的。其中一位名叫王弘之，高一上学期我在江湾沪江附中住读时即同他很熟了。我在《读·写·研究三部曲》此文末段，提到“毕业后两年，有一天沪江政治系同学王君来访”，借走了我的孤本学士论文，这位同学即是王弘之。引文见《难窗集》五十九页。九歌出版社刚把此书重印了一次，市面上应该买得到。

沪江学生要对自己的主修学科、两门副修学科修满了多少学分，才能毕业。一不小心，副修课程学分不够，就有留级之虞。我想王弘之就是这样给拖延一年的。到了一九四三年，上海局势已比较稳定，沪江的大四学生又要出一本毕业纪念册了。王弘之想必参与其事，知道我英文写得好，就向我来拉稿。我反正在家里读书，为他写了两篇，并亲约张心沧写了一篇，对纪念册的编排方面我也出了不少主意。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回到上海老家，才知道所有我的藏书玉瑛妹交给政府后并未发还，想都给毁了。那本毕业纪念册如尚在，我能看到自己的少作同所有一九四三年毕业生的个别照片，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我在沪江编了一年半《旁观报》，也为一九四三年的毕业纪念册写了两篇文章，比我低一两班的学生，尤其是主修英文系的同学，应该对我都有些认识的。实情确是如此。柯灵夫人陈国容即是一九四三年的英文系毕业生。一九八七年，她趁文评家李子云来纽约之便，托她带给我一册《沪江大学纪念集，University of Shanghai 1906—1986》，且同我通了好多封信。一九四四年毕业生中，在校时即同我有些来往的要推秦小孟女士。她是有名的好学生，果然毕业后一直在上海教英文，先在中学，后来在上海外语专科学校。她八十年代即已来美，现在南加州定居。一九四四年召集同学、师友在她家里同张爱玲见面的则是同届英文系另一位毕业生章珍英女士。我同她不熟，但当然知道其人。到今天，我已记不清是否她亲自电话上邀我，还是托熟人到我家里来邀我去参与此会的。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到了一九四四年七八月，张爱玲最著名的几篇小说、散文都已在杂志上发表过了，只可惜当时我还无缘拜读。早已看过的只是她那篇处女作《天才梦》，因为济安哥既是《西风》的长期撰稿员，赠阅的杂志寄到家里，翻阅是很方便的。大学毕业后，我抱定宗旨不去阅览我国的当代作品，因为自己既在专攻英美文学，兼及从古以来的西洋文学，要精读的经典著作，须涉猎的现代名家，实在太多，连张爱玲这样特别走红的作家，也都不敢去碰了。此外，我交往的沪江老同学，除了丁念庄外，清一色都是男生。如能在一个文艺集会上，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这也是我所期望的。因之那天下午我去章珍英家里，既非迫不及待地要同张爱玲会面，也不能说是专心为了要见她而去的。

我那时住在霞飞路（胜利后改称为林森路，一九四九年后再改称为淮海路）八五五弄十号，斜对过即是国泰大戏院，但弄堂里的房子却十分旧式。我们是三房客，只住三楼一层加一个亭子间，实在不敷应用。父母亲睡在三楼卧房内，济安哥在家时住亭子间，女佣阿二（后改称为“寄好婆”）想是搭地铺睡的，玉瑛妹睡在哪里我已记不得了。我自己则睡在客厅兼书房。每晚阿二同母亲或我自己把棕垫搭在两条长凳上，上面再放褥垫、棉被，翌晨我起床后，阿二再把这些东西收拾好，倒是很费时间的。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夕，父亲把我们一家从南京迁往上海法租界，自己再到大后方去，我就每晚搭床睡觉，几近睡了八年。一九四五年初，我们终于有机会搬居临近兆丰公园的兆丰别墅，面积大多了。我们虽仍是三房客，我终于有了一张床，放在我的书房里。

珍英住在公共租界巨籁达路六六一号，该路的新名为何，手边无资料可查。住惯了纽约市，一九八三年返沪一看，觉得旧日的公共租界、法租界区实在不能算大。章小姐住的是新式洋房，客厅和餐厅连在一起非常宽敞，请了二三十个客人，一点也不觉得挤。我到场时，可能张爱玲还没有来，我为孙贵定教授所吸引，跟着五六个人听他讲在英国爱丁堡大学读英文系博士学位的经过。他学成返国才两三年，一直在光华大学当教授，济安哥自己在光华教英文的时候，即同我讲起过他。那天不管他讲古英文、拉丁文如何难学，我倒也从他那里得到一些精神上的支持。家里无钱，留学的事不能去想，只有自己继续努力用功这条路。孙贵定风度极好，但未听说过他有什么著作。后来张心沧、丁念庄都去爱丁堡留学，心沧拿到英文系博士学位后，还写了本以中国观点看大诗人史本塞（Edmund Spenser）的书；念庄研究四川方言有成果，也拿到了语言学的博士学位。

我在《超人才华，绝世凄凉》这篇悼文里，提到过那天下午的集会，谓张爱玲“那时脸色红润，戴了副厚玻璃的眼镜，形象同在照片上看到的不一样”(《华丽与苍凉：张爱玲纪念文集》，蔡凤仪编，一百三十页)。我在哥大教书期间，知道哪个女生是戴隐形眼镜的，总私下劝她不要为了美容而伤害自己的眼睛，还是戴普通眼镜较安全。现在的隐形镜片比过去的进步多了，有些女子，在我看来天生美目，想不到却是一直戴着隐形眼镜的。早在四十年代，爱玲的近视眼少说也有八九百度，厚玻璃的眼镜把她脸部的美都掩盖起来，后来她改用隐形眼镜是没有错的。但她在五十年代即有眼疾，严重的时候眼睛会出血，我想同她戴隐形眼镜总有些关系的。

爱玲那天的谈话，原先只记得她提到了那篇新文艺腔的少作《牛》。五十年代初期，我开始研读张爱玲，看到《流言》里《存稿》那篇散文，才想起那天下午张爱玲也讲起过《理想中的理想村》、《霸王别姬》这些作品的。张子静、唐文标所供应的张爱玲著作表里，都没有提到过《存稿》，想来因为他们不知道该文原刊何处。作为红作家，张爱玲学了乖，不仅要应付拉稿的编辑们，也得留几篇有趣的文章，当谈话的题材在不同场合口头开讲。《存稿》的发表日期，一定在我那天听讲之后。美国的名学者、名批评家也如此，写了一篇讲稿、论文，不立即拿去发表（高级的文艺季刊、学术期刊都是不给稿费的），假如有时间到各地巡回演讲一趟，就发了个小财。记得名批评家阿伦·泰特（A11en Tate）曾于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来耶鲁演讲，题目为“Our Cousin, Mr．Poe”(我们的表兄弟爱伦·坡)，很惹人注意，我当然到场去一睹他的风采。但这篇讲稿正式发表于《党派季刊》（Partisan Review），好像已是两三年后之事了。

张爱玲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谈话前后，我必然同她讲过几句话。但只看了她一篇《天才梦》，除了介绍我自己以外，实在没有什么话好说的。我一直想问她：那天初会，你留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但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到我这个人？但一共只见了几次面（上海一次，华府一次，纽约三次，波士顿一次），不会同她这样去叙旧的。但我们长期通信，叙旧的机会倒多得多。凭爱玲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四日那封信，表示我已在上一封信上提到了二人一九四四年的初会了。该函及我的按语见《联合文学》一九九七年五月号所载《张爱玲给我的信件》(二)，六十一页至六十三页。

对我来说，爱玲信上提到的那位宁波小姐才是那天下午真正的明星，我一见了就喜爱，而且永远忘不了她，虽然连她的形象也早已模糊了。若同当代明星相比，我想她的笑容、脸型、身材都有些像《莎翁情史》(Shakespeare in Love)的主角葛妮丝·派特洛（Gwyneth Paltrow）。我当年的爱情观，同但丁在《新生》里所表扬的差不多：我爱上了一个女子，不管她对我反应如何，她已充实了我的生命，这是我的运气，我的福分，我该多么虔诚地去感谢她！即使为了她，我增添了不少痛苦，那痛苦的日子也比平平凡凡读书的日子好得多，有意义得多。因之从大三开始到离沪赴台的那五六年(一九四〇至一九四五)间，虽然从未同任何女子有过单独约会，萦绕我心头的总永远有一两位自己爱慕女子的美丽形象。我从不同她们约会看场电影，原先是穷，后来因为自己缺乏实际恋爱经验，反要表示脱俗而以交识男朋友的方法去交识女友，同她们谈学问、交换书籍看，可说非常愚蠢。到了一九四四年，我已考进海关，在外滩江海关工作。虽然月薪一半都交给母亲去贴补家用，请女友吃饭看戏的钱当然是足够的。但电影、京戏我总是一人去看，晚饭总在家里吃，赴台以前，连自己做东，请朋友在小馆子吃顿饭的经验也没有过。

那位宁波小姐是章珍英自己的好友，名叫刘金川，英文名为Nancy，刚从圣约翰大学毕业，读的也是英文系。我一向喜欢比较娇小的女子，刘的高度却同我相仿，但她如此和蔼可亲，我在她面前不感到一点拘束、紧张，同她谈话非常投机。后来我在给她的一封信上写道：“What from the very first attracted me irresistibly，was and still is ，your all naturalness，your radiant spontaneity，SO Shakespearian and SO feminine?”莎翁剧本里叫人难忘的女主角实在太多，聪明活泼同她最相像的要算是喜剧《如愿》（As You Like It）里的罗塞琳（Rosalind），但我自己哪里有福气当她的情人奥兰多？刘金川对待我态度上如此潇洒，可能因为她自己的爱情问题早已解决了。半年后的一个星期天下午，我一人去皇后大戏院看童芷苓演唱全部《王宝钏》，散戏后见到金川同她的男友也从戏院里出来，我们说了几句话。男友（也是她的表兄，丁念庄后来对我说）比她高半个头，人长得很挺，凭其仪表配她应该是很合适的。后来我又发现她手指上戴了钻戒，想一定同男友订了婚了，当然我更是伤心异常。

到了那时，刘金川脾气虽好，心肠虽软，实在也有些不耐烦。我在吃午饭的空当，跑到她的办公室（离江海关不远）去同她谈话了。于是她托丁念庄转话过来，我听到了当然伤心，却一点也不怪她。但既不便同她再见面了，总得表明一番心迹，于是在念庄转话的那天下午（六月十日星期天），我在新居书房里写了一封五页英文长信寄到她的家里，但此信看后，金川也把它交给念庄退还给我，这不免让我对她有些失望。但她的照片我都没有一帧，这封信对我来说倒有永久保存价值的。此外，我无意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她翻译的一则“简洁”而“深刻”的故事《父亲》(The Father)，原作者系挪威大作家巴乔生 （Bjornstjerne Bjorson）。一九四七年十一月我乘船来美，把这篇译作同我的信连信封一起带了出来，所以至今我还知道她当年的住址（上海西摩路六四三弄八号）和同她来往的主要情节。这些情节上文加以简述后，我可能给人一个可笑的形象。重读旧信给我的印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活到了七八十岁，自己写的中文都觉得生硬无味，要把二十四岁时所写的那封真情流露的英文情书，译成同样感人的中文，也殆非易事。但我还想试试，让读者多少看到我青年时代的真面目。那天散会后，我一人走回家，孙贵定、张爱玲的谈话都不在我心上，因为我已完全给刘金川迷住了。到家天还没有黑，我却叫阿二帮我把床搭起来，要躺在床上无休止地去回想伊人，回想一个我为了她甘心堕入情网的神奇下午。

（本文最早刊于1999年3月21、22日《联合报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