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最大的资源环境红利

如果说过去30年里，通过改革开放，的确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那么，这样的效率实际已转化为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的红利，即避免了让中国陷入更糟糕的资源环境困境当中。

李志青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3年11月5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发布会上介绍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2013年度报告》的有关情况。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明确表示：“现在中国大气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特别是雾霾的天气几乎是常态化了，对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国内外都很关注。”这一表态的背景是，雾霾问题近期再上各地报纸头版，似乎还形成了“内忧外患”的局面。

就“内”而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气象局日前联合发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3）》指出，近50年来中国雾霾天气总体呈增加趋势。此外，雾霾天气现象会给气候、环境、健康、经济等方面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例如引起城市大气酸雨、光化学烟雾现象，导致大气能见度下降，阻碍空中、水面和陆面交通；提高死亡率、使慢性病加剧、使呼吸系统及心脏系统疾病恶化，改变肺功能及结构、影响生殖能力、改变人体的免疫结构等。

这一来自权威机构的结论，无疑让人们更加确定雾霾的危害性。

就“外”而言，据报道，日本和韩国媒体近期纷纷炒作中国雾霾入侵的话题，有韩国媒体甚至将中国雾霾认定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气污染”，并认为这对韩国的环境和公众健康造成了极大的不利影响。尽管上述断言尚缺少详细论证，但中国环境污染会在一定程度上波及周边，此话却的确成立。

形势表明，对雾霾的治理已刻不容缓。当下适值全社会讨论深化全面改革之际，值得探究的一个问题是，究竟应该如何评价过去30年里我们在资源环境保护和治理方面走过的道路？其中到底是以“失败的教训”为主，抑或也有些“成功的经验”可谈？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则关系到我们在下一阶段究竟应该如何切实改善资源环境的质量。

就现有的流行观点来看，由于资源环境的现状的确很糟糕，由此进行推定，可以得出我们过多地牺牲了资源和环境、过重地依赖于产出增长的结论。这一点也曾经深得笔者认同，最简单的一个证据就是，西方国家的环境质量就比我们好很多，为何并没有牺牲环境来换取增长？（作者按：当然，早期西方国家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后来改掉了。）

不过，现在看起来，这样的比较和结论似乎有点简单粗暴。为何呢？主要是发展阶段不同使然，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各个国家或地区，无法在各种指标上进行横向比较，包括环境质量的指标。

这里可行的一种做法，是按照人均收入等指标抽取横截面来做比对，譬如，在人均收入4000-5000美元时，或城镇化率在50%左右时，比较各地的环境污染情况。这样比较下来，可能中国目前情况还是要差一点，但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不会太遥远。这样看，尽管生态环境质量不高，但我们的资源环境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见得就很差，即过去几十年的治理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至少是发挥了与西方国家早期环境治理相差不多的效果。

退一步而言，上述结果似乎仍有点自欺欺人：难道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我们就必须重复吗？总可以吸取其中的一些经验教训嘛。的确如此，仅仅做横向比较，对于解释我们的资源环境问题，还是远远不够。

就此，有必要加入一个纵向的比较维度，即从时间维度来评价资源环境治理的成效。粗略一看，也许这个问题过于小儿科：经过长年累月的环境污染，难道现在的环境质量会比过去更好吗？事实上，从研究的角度而言，应该是在去除统计意义上的干扰之后，再进行比较。最典型的做法是，将各种资源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因素扣除掉，然后再来看环境质量的平均水平，或人均环境污染排放量等数据。按照比较规范的语言表述，就是设置不同的资源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情景来进行比较。

这里主要可以设置四种情景。A1情景代表较低的资源环境管制水平加低效的经济增长（比如计划经济），A2情景代表较低的资源环境管制水平加高效的经济增长（比如市场经济），A3情景代表较高的资源环境管制水平加低效的经济增长，A4情景代表较高的资源环境管制水平加高效的经济增长。

在这四种情景中，对资源环境保护最有利的显然莫过于A4了。此时，资源环境管制与经济增长已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西方发达国家目前的发展状态。但值得注意的是，较之于A1，在A2和A3的情景中资源环境也都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保护，其结果也都优于A1。这里隐含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那就是究竟怎样才算获得资源环境的红利？其实，资源环境的红利既可以来自于严格保护，也可以来自于高效利用，比如提高单位能源的产出。

应该说，如果说过去30年里，通过改革开放，的确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效率，那么，这样的效率实际已转化为我们在资源环境方面的红利，即避免了让中国陷入更糟糕的资源环境困境当中。这意味着，尽管我们在资源环境管制上尚有诸多欠缺，但正因不断推进的改革措施优化了资源配置，提高了资源环境的生产力，才让我们走出了A1的情景，进入了A2的情景，并为未来进入A4的情景做了相应的准备。

按照上述理解，我们或许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西方的环境管制理论与实践大都无法在中国生效了。其根源便在于，彼时西方治理资源环境的出发点是较低的管制水平和较高的增长效率（A2情景），因此只能从提高资源环境的管制水平出发，来缓解环境污染的矛盾，即便仍然要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对改善环境质量的效用也已经不那么高了。由此，西方发达国家才能在上世纪70年代顺利地启动环保启蒙运动，继而很快地从政治、法律、社会以及经济等各个层面出发，形成对资源环境的有效治理。

然而，对中国而言，在改革开放伊始时，是处于资源环境管制水平和经济增长水平都较低的阶段（A1情景）。由此，在提高环境管制水平和启动改革推动经济增长这两个选项中，后者自然会因其较低的交易成本和较小的政策阻力而成为当时的首选之策。

综上，在中西方比较的背景下，我们不难看到“改革”之于获得资源环境红利的一贯意义。这也是当下“全面深化改革”对于保护资源环境和建设美丽中国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讲师、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