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伍”的鲁迅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鲁迅作品是否“撤出”中学语文课本的问题，又一次被“炒”得沸沸扬扬。这个几乎是“周期性”的社会热点问题，每隔几年被人们淡忘的时候，就会因为再次遭遇删节而回到大众视野里。近日，人教版教材删除鲁迅的《风筝》，取而代之的是史铁生的《秋天的怀念》，纷争再起。

一面是家长、学者对鲁迅淡出教材的“痛心疾首”、“奔走呼吁”，一面却是流传于中学生之间“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的顺口溜。一度写在旗帜上的鲁迅，在21世纪至今的处境越来越微妙。

“鲁迅抛物线”

“人教版义务教育教材删除鲁迅作品”的新闻一出，人民教育出版社出面辟谣：“……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编写的各套教材中，鲁迅作品都占了较大比重。在这套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语文》7-9年级中，鲁迅先生的文章有6篇之多，入选作品数量排在课文作家首位。”

“文章有6篇之多，排在课文作家首位”的背后，教材中鲁迅文章数量逐年减少也是不争的事实。杭州一位陶姓中学语文老师向时代周报记者谈及“鲁迅作品逐渐被弱化”的感受，“从考试的重点来看，鲁迅的作品一般会在单元考中作为重点，但如果是统考，已经不再是重点”。这位语文老师将这一现象视作“时代的趋势”，并作坦然接受的态度。

事实上，如果将“鲁迅作品入选教材的数量”看做一种趋势，那么这种趋势曾经历过一个复杂的变化。有人将其形象地比喻为“抛物线”—这条抛物线的顶点在“文革”时期。

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鲁迅刚刚蜚声文坛，国内一些著名的学校就开始选用鲁迅作品，如《故乡》、《风波》、《鸭的喜剧》、《风筝》等都是最早被采用作教材的鲁迅文章。有资料显示，1949年以前鲁迅作品共选入教材 25 篇。但解放区的语文课本只收了鲁迅的小说和一部分政治性较强的杂文，且数量极少。

1949年以来，几乎各套中学语文教材和与教科书配套的自读课本都选入相当数量的鲁迅作品。根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1949-1966年所选入教材的鲁迅作品有 31篇。在各种文体中，杂文数量最多，且“大都有较强的批判性和政治性，这和此前的解放区语文课本的选文是一脉相承的”。

“文革”期间，全国通用的语文课本被取消，各地自行编写语文课本。“文革”开始的头两三年，鲁迅作品因为不完全符合政治思想宣传的目的而被逐出了中学语文课本。1969 年开始，语文课所谓“文”的范围稍有扩大，鲁迅作品开始得到谨慎的恢复（仅限于政治针对性极强的杂文）；1970 年，文学作品的解禁范围进一步扩大；而1972 年以后，只要是鲁迅的作品均不在被禁之列。换言之，“文革”中后期，在其他作家和作品均遭禁的时候，鲁迅作品曾成为中学语文课堂上唯一的文学教材。

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初，语文教材中选入的鲁迅作品有 28 篇。到90年代中期以后，去掉了《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杂文。鲁迅作品的总数量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一度维持在 15 篇左右。

2007年3月，人民教育出版社第二版编撰的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必修本，则只收入鲁迅作品13篇，初中语文教科书里选入10篇，高中语文教科书里选入3篇。而其他版本如2012年在全国现行使用的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中也均不超过15篇。

写在旗帜上

尽管如此，当前无论是哪个版本的语文教材，鲁迅仍然是选收篇目最多的作家。鲁迅在语文教材中“老大哥”地位的形成，有其历史根源。

早在1937年鲁迅去世一年之际，毛泽东就做了《论鲁迅》的报告，称鲁迅为“中国第一等的圣人”，认为“孔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是新中国的圣人”。到了《新民主主义论》中，他不但称鲁迅是五四以来文化新军的“最伟大的最英勇的旗手”，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而且写下了这段包含了三个“伟大”和七个“最”的话：“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定性”，直接被写进了1956 年颁发的《初级中学文学教学大纲（草案） 》。该大纲规定，初级中学学生从一年级起就学习鲁迅的作品，以后逐年加多加深。

和课本相配套的教学参考书，根据大纲所规定的原则明确了每一篇鲁迅作品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任务。比如《孔乙己》，“讲授这一课，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封建文化毒害知识分子的罪恶，加深学生对封建制度的憎恨”；《故乡》“目的在使学生认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农民生活日趋恶化的痛苦和作者对农民的深厚同情，学习作者热爱劳动人民的精神，培养为劳动人民服务的品质”；而《祝福》“目的在使学生认识旧中国被压迫被侮辱的劳动妇女悲惨遭遇和封建制度吃人的罪恶，因而更加痛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

“毛泽东虽然极力推崇鲁迅，并对他给予高度评价，但他的推崇除了个人思想感情上的共鸣和对鲁迅人格的欣赏之外，无疑带有政治实用的目的。”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新宇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政治的力量极大地加大了鲁迅的影响。然而，这种出于政治需要而进行的阐释和评价是取其所需而不计其余的，并非源自对鲁迅的思想、人格和追求的切实考察和全面研究。因此，这种推崇和宣扬往往是片面的。”

在《论鲁迅》中，毛泽东概括了鲁迅的三个特点：政治远见、斗争精神、牺牲精神。而用以证明鲁迅有“政治远见”的例子却是“他在1936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稳定，那样的清楚。托派成为汉奸组织而直接拿日本特务机关的津贴，已是很明显的事了”。

“大半个世纪之后，学界早已清楚，所谓托派成为汉奸而且拿日本人津贴，纯粹是无中生有。如果把这一点坐实到鲁迅身上，结果恰恰证明鲁迅并无政治远见。也就是说，鲁迅通过政治的力量而迅速家喻户晓，但家喻户晓的鲁迅却不是真实而完整的鲁迅。为配合政治运动而阐释鲁迅的做法成为后来几十年的传统。”李新宇说。

文章过于深刻？

“删除鲁迅的一些作品，我认为是正常的编辑思路。”人教版教材删除鲁迅的《风筝》后，赞同这一调整的作家赵瑜认为，初中的孩子，大部分还停留在语言的基础训练以及修辞训练上，接触的内容不宜过于深刻，重在接地气，有常识，且有趣味。“鲁迅的很多文章是他40岁以后写的，内容不适合初中生阅读”。

此解释一出，引来的争议声更大。根据《南华早报》的报道，一份河南当地报纸在报道了“新版教科书删除鲁迅作品的决定”后，数万人当晚在网络上发表了相关评论。而在新浪微博进行的两项调查中，超过85%的参与者反对删除鲁迅作品。

教育部前发言人、现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反对将鲁迅的文章以读不懂的理由剔除出去。他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不赞成删除教材中鲁迅作品数量和初中生阅读不宜过于深刻的观点。“当下不少编教材的以一己之浅薄揣度鲁迅之深刻并殃及学生。”他还认为，中国需要鲁迅，中小学生必须学会深刻。

“对中国一代又一代改革者和知识分子来说，鲁迅对国家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文学领域，他的作品鼓励人们对社会进行反省。即便现在阅读鲁迅的作品，你还能受到强烈的启发。”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鲁迅研究者钱理群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小学教育教不教鲁迅，本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

2004年，从北大退休的钱理群站在了南京师大附中的讲台上，讲授“鲁迅作品选读”选修课。一开始，学生踊跃报名，不光报上了名的学生坐满座位，没报上名来蹭课的学生也在过道和前后排或站或坐，将教室堵得水泄不通。他回忆，课程的质量和氛围都极佳，每堂课学生都听得极为认真，课后作业也表示收获很大，但听课的人数却渐渐少了。2005年，钱理群在北大附中和北师大实验中学再次试手，情形一模一样：一开始人很多，慢慢地就减少到二十余人。

这个现象背后，并非学生们不喜欢鲁迅的作品。一位学生在写给钱理群的信里说了老实话：“钱教授，我们不是不喜欢听你的课，而是因为你的课与高考无关，我们的时间又非常有限；我们宁愿在考上北大以后再毫无负担地来听你的课。”钱理群根据切身的感受，认为“鲁迅的文章过于深刻”并不是理由。

一位匿名的杭州语文教研室研究员则将原因归到了“中学语文陈旧单一的教学模式”，他认为，造成长期以来学生对鲁迅作品不喜欢的一个原因，是老师所灌输的思想意义和“权威理解”很难为学生所接受。“实际情况是，学生所抵触的是作为教材和考试内容的鲁迅作品，对于自由阅读的鲁迅作品，则普遍持欢迎态度。”

不过，钱理群也同时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了对“鲁迅淡出教材”问题“不必太担心”。“虽然教材的确有引导作用，但是鲁迅作品的价值摆在那里。即便中小学时期，学生们不读鲁迅、不喜欢鲁迅，长大一些后也能读出鲁迅文章的用意，从而喜欢鲁迅的作品。”

杭州的陶老师给出的说法看上去则更有力。“现在的这些孩子，上课总是质疑我：老师你这样解释鲁迅，会不会是你们自己的想法，鲁迅写文章时可能并不是这样想的？”

鲁迅在1949年后的几度沉浮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1949年之后，鲁迅被写在了旗帜上。但是，他的思想遗产并不完全符合上世纪50-70年代意识形态的要求。与这一时期文坛掌控者的历史恩怨也是他必然要面临的障碍。鲁迅之所以被接纳，主要是由于毛泽东对他的推崇。但是，领袖的推崇并不能解决这个矛盾。1949年之后，鲁迅必然要面对一个复杂而微妙的环境。”南开大学博士生导师、《鲁迅大全集》主编李新宇曾在文章《1949：进入新时代的鲁迅》、《1955：胡风案中的鲁迅》进行过探讨，也为鲁迅作品在1949年之后的种种境遇提供了一种历史视角。

鲁迅作品在教材中的增增减减，实际上是一个意识形态变迁的过程。

鲁迅形象改造工程

2001年9月，周海婴的《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在这本书的最后，周海婴透露了1957年毛泽东与罗稷南的对话，也就是如今众所周知的“毛罗对话”：“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同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非常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

极力推崇鲁迅的毛泽东，却要把鲁迅关进牢里？在李新宇看来，“这件事并不奇怪，也无需惊讶”，“当时一些文化部门的人都知道鲁迅的思想有问题，而且鲁迅作品当时就曾因思想有问题而从教科书上被抽掉。”

据宋云彬1950年7月4日日记记载：“第三册语文课本付排，灿烂谓所选鲁迅之《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乃鲁迅早期作品，思想有问题，其言甚是，为另选一课。”这里的“灿烂”是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委员金灿烂，他与宋云彬都是当时教育部和编审局领导。经过两位的审查，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语文课本中删掉了“思想有问题”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日本学者藤井省三对《故乡》阅读史的考察，也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长期占据课本主要地位、阅读者众多的《故乡》，却在“文革”后期—在鲁迅文章被大量选入课本的情况下，消失于中小学的课本。

藤井省三这样推测：这也许是因为，“文革”中阶级斗争理论被奉为至高无上的真理，没落地主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阶级的“我”与农民阶级出身的闰土，以及常常被归入小市民阶级的杨二嫂之间复杂的阶级关系，让《故乡》成为一篇解释稍有不慎就可能被视为反革命的危险课文。尤其是面对寂寞的“故乡”，“我”那种动摇于希望与绝望之间的心理，在“文革”时期是不被允许的。

“鲁迅死得太早，没有来得及接受思想改造。不可能自己‘洗澡’，不可能表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不可能像一些作家那样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改头换面的修改。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对鲁迅的遗产进行选择，对鲁迅的形象进行再造。”李新宇说，“常常是完全不顾事实，在鲁迅脸上随意涂抹。今天许多人对鲁迅反感，反感的正是那个被打扮出来供上神坛的形象。”

90年代再度不合时宜

改革开放之后，情况有些变化。上世纪80年代，因为强调反思，拨乱反正，带来了除旧布新的时代新风，所以有了“回到五四”、“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呐喊，王富仁、钱理群就是那时开始重新研究鲁迅的。但是，这一时期很快结束了。进入90年代，继之而起的是另一种时代文化，“鲁迅再次变得不合时宜。”李新宇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

“我们所处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个稳定高于一切的时代，调侃的、娱乐的都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抚摸的、催眠的更受青睐。像鲁迅那样直面现实，拒绝瞒和骗，揭露问题，冷嘲热讽，又提不出建设性意见……早在90年代初，就有主流作家指出：鲁迅能引发地震。鲁迅好斗，爱骂人，当然不利于安定团结，所以不希望作家学鲁迅，也不希望娃娃们学鲁迅。”李新宇说。

实际上，综观教材内容删改的趋势，减少的是鲁迅时代感、政治性强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文学和出汗》、《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友邦惊诧”论》等杂文从上世纪90年代便已逐渐撤出，取而代之的是，鲁迅那些回忆童年、缅怀师友、人情味浓的散文成为教材的主要选择对象。

在鲁迅之外的作家们身上，从教材删改的内容同样能看出时代变迁的痕迹。虽然具体的情况未必与鲁迅遇到的一样，但不再符合时代要求的本质却保持了一致。如茅盾的文章在2003年之后退出初中语文课本，郭沫若、老舍的文章在2010年之后也撤出，冰心写于1957年的短篇小说《小桔灯》，也在2003年的语文课本中消失。同样被删除的，还有《白杨礼赞》、《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刘胡兰慷慨就义》、《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等；取而代之的是余秋雨、沈从文、席慕容等作家的作品。

“革命拥有一些资源，无论人力资源还是精神资源，常常被带入革命之后的时代。那些资源在革命的年代也许是有力的武器，但对于建立新的秩序，却常常有害而无益。由于革命伦理、现实需要和情感作用，人们对一些革命资源常常非常矛盾：一方面是珍惜，一方面是警惕。”在李新宇看来，“鲁迅留下的遗产，不幸属于这样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