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上面并没有什么内容，你撕来不过一张废纸。”王姓负责人的一句话刺痛了程兴贵。程兴贵后来和妻子谈到过当时他的屈辱感。他感到自己人生最重要的身份证明遭到了无视，心里忽然空落了。
当晚，程到了落雁集镇的侄女家借宿。夜里凌晨四点，胡通彩接到了丈夫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一个颤抖的声音说，我睡不着。程兴贵将白天的遭遇细细地说给她听，胡通彩感到了丈夫声音里的疲惫，她安慰说“八年没有就算了”。
“我这一辈子都没有被人骂过。”程兴贵告诉妻子，教了一辈子书，不想这么算了。事实上，7月10日程兴贵就生病了，他一度进医院挂水。但留给他证明自己的时间只剩下10天了。
次日，他花了200元钱包车到兴隆镇，找曾经共事过的朱应槐、曹贵聪、文绍清三位正式教师给自己开证明。但朱应槐、曹贵聪人在盐津县城，程立即又花200元包车回到盐津。这一天的花费，便已是这老两口一年收入的近五分之一。周折辗转，58岁的程兴贵为了证明自己已接近崩溃。
曾在县城两次接待过程兴贵的朱应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7月初，程兴贵第一次来找他时，便已经被教龄认证程序弄得紧张异常。当时程兴贵担心，名单上有两个程兴贵(同名)，他的教龄会不会被吃掉。朱安慰了老友一番。7月11日这天，朱应槐明显感到程兴贵的情绪更加紧张。“他不停自言自语，说自己有证据。”给程兴贵写完证明材料后，朱应槐一直安慰程到夜里一点。但第二天一早天不亮，程就自己走了。
程兴贵再度包车回到兴隆镇，去找管工资表册的老师查证，但“工资表上有上期无下期”。按照“面对面填表，背对背审核”的原则，工作人员要求程兴贵将证人带到落雁乡当面作证。“我患了高血压、脑梗塞，走不动了。”已经82岁的朱应槐说。
程兴贵无法证明自己了。常年的积郁与尊严的丧失，最终冲垮了他的心理防线。7月13日早晨，程的意识已经开始恍惚，“像是着魔了”，胡通彩只能包车将丈夫接回。此后几天里，程兴贵开始胡言乱语，不吃东西。在村卫生所输液时，他还把别人泡好的方便面倒掉了。回到家，他还打了看护自己的妻子和女儿。
7月17日深夜11点，距离教龄认证的截止时间，还剩最后三天。当晚盐津山区暴雨如注，程家祖屋前的两岔河山洪滚滚。程兴贵叫喊着“我有证人，我有证据”从家中冲出，并从两岔河一道近50米高的瀑布跳下。第二天下午四点，他的尸体才在离家五公里外的水潭被找到。
代课致贫
代课教师的路实际上是越走越窄的，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出路。
胡通彩后来回想，假如丈夫不做代课教师或许就不会招来劫难了。2003年，程兴贵被清退之后承担了大部分的农活，原先开朗的人也变得沉默寡言。“也不再翻看他喜爱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了。”胡通彩虽然能感受到丈夫的压抑，却很难理解他失去了什么。
沉寂、贫苦正在成为众多代课教师晚年生活的主要构成部分。而时间倒退三十年，代课教师多是农村的“先进群体”，头顶着知识的光环。而现在看来，代课教师的路实际上是越走越窄的，时代并没给他们留下出路。
“朱老师喊他去代课，他就去了。”胡通彩回忆说，丈夫走上代课教师之路，原共和村小学校长朱应槐正是带路人。1977年春节，朱应槐来到山坳里的程家，邀请程兴贵做代课教师。当时程兴贵已经结婚并有了小孩，一家人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聘任经过村干部杨家均的确认，就定了下来。
那时，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国家正艰难走出泥潭，乡村教育停滞已久。在盐津县山区的小学，残破的教室里人满为患，除了适龄学童外，不少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也是第一次走进学校，学习最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学生多了，老师不够了，根本忙不过来。”82岁的退休教师朱应槐仍记得当年教师缺乏的状况，一个老师往往要带几个年级。
1977年3月初开学时，22岁的农民程兴贵正式站上讲台。朱应槐说，开课那天程兴贵穿着卡其布的中山装，脚上穿着新的解放鞋，很是精神。从那时开始，村民无论老少都叫他“程老师”，年轻的程兴贵还有些羞赧。
程兴贵最初代课的报酬是每月10元钱，每课在生产队计入八分工。生产队分的粮食可以勉强糊口，工资则被家里用来买盐巴、煤油，程兴贵爱抽的“春耕牌”香烟卖一毛二分钱一包。胡通彩回忆说，教学期间程兴贵常常天没亮就起床打着火把出门了，从家里到共和村小学要翻三座山，七公里山路要走一个多小时。后来，为了不迟到，程兴贵选择了住校。
随着村小师资的补充，程兴贵到了村里更为偏远的水沟小学任教，工资也涨到了26.5元。1986年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法，极大地提升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了让孩子上学少走一些山路，村里决定在黄泥磅成立一个初小，接受附近三个生产队的孩子念书。程兴贵被指定为带头人，和村民建立起三间土坯瓦房，建成后他就成为黄泥磅小学的校长和唯一的老师。后来，学生多了，老师增加到四人，都是代课教师。
“每天都要把孩子们接送过河，有的孩子太小，往往屎尿拉在裤子上了，他也要负责洗刷干净。”侄子程正平曾是程兴贵的学生，中学毕业后也做了代课教师，成了叔叔的同事。他代课三年后感到自己“误人子弟”就离开了，“不能像叔叔那样耐心，写得好，口才也不错”。
“他勤恳踏实，教学上也很细心。”朱应槐说，程兴贵的工作证明他当老师是合格的。胡通彩也记得，丈夫曾聊起自己对“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学生抄袭得高分”现象的不屑，他说“不会为了一点奖金，教坏学生脾气”。
代课教师境况的相对恶化在1990年前后开始加速。那时，外界信息开始影响深山里的人们，不少山民外出到广东打工，一些富裕的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机。外出的人们衣着光鲜地返乡时，山里的平静打破了。
1995年，程兴贵的工资涨到了每月135元，与正式教师七八百元的收入仍是悬殊，甚至也不如那些外出务工的人们了。因代课致贫，程兴贵的儿女中没有一人念到高中。彝良县长沟小学代课教师张绪贵处境更为凄凉，2009年他的妻子不堪生计窘迫离家出走。等到2011年，考上云南大学的儿子也因家庭穷困退学，只得外出打工。
程兴贵记录下他教师生涯的困顿，在留下的账本中“割肉记账”就有好几个篇目，购买一个7.54元的东西也要“每人摊1.5元”，甚至是迟到被扣一元钱都记录在册。程兴贵一度动摇，放弃了讲台到了文山一个企业里做会计，每月200元。但后来证明，他放不下教师的工作和山里的孩子，一年后他又回到水沟小学。
如今，从程家祖宅望下山去，处处都是村民盖起的明亮楼房。而程兴贵一家仍住在祖上留下的土坯瓦房中，即使在正午屋里也黑黢黢的。
“一生被这么抹去”
程兴贵投河一个月后，他的25.5年教龄终获认定。
“代课教师就像是驴子，转正就是那根胡萝卜。”张绪贵总结说，代课教师作为“临时工”随时都面临着清退，只有“转正”才可能内心光明地拥抱“老师”这个称谓。“转正”自然也是程兴贵人生证明题的理想答案，但机遇并未青睐他。
1997年，盐津县举办了“民办老师、代课教师培训班”，将代课教师脱产培训一年转为正式教师。程兴贵也得到了这个信息，但考虑到学费和生活费，他放弃了。据盐津县多名代课教师反映，山区教学任务紧急，当时能参加这个培训班的代课教师并不多。
2003年8月的一天，正在地里干农活的胡通彩看到丈夫从山坡上回家来了。“他手上提着教师节发给他的热水壶和洋瓷盆，袋子里还有他写的教案。”神情黯然的程兴贵告诉妻子，因为在编教师补充，他没有资格继续教了。他让妻子把那些盖有公章的教案好好收起来，留个念想。胡通彩说，那一年程兴贵拿到了代课生涯最高工资170元。
时代大潮终于盖过了这些年老力衰的代课教师们。2006年教育部颁下严令，宣布将在短时间内清退剩下的44.8万中小学校代课教师。2007年，盐津县众多代课教师被突然解除劳务合同，清退下来。这份签订于2005年的合同显示，代课教师们将服务到2011年年底。
2005年时，72岁的代课教师蒋子才曾跟两位也已经白首的代课教师进京反映自己被清退后的境遇。然而，老师们刚出北京西站就被截访的人摁倒关押。逃过抓捕的蒋子才恍惚中到了天安门广场。这个第一次到北京的乡村代课教师，看着长安街上潮水般的人流，百感交集。
2011年8月11日，盐津县近60名长教龄代课教师一起提出了一份请求书，希望政府能够补偿代课教师，让他们安顿晚年。蒋子才和程兴贵都参加了。事后，蒋子才还带着建议书到昆明递交给教育部门。
“这次的补偿都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来的，一年才算一个月。”蒋子才觉得，如今“一刀切”的补偿方式仍然损害了代课教师的利益。按照政策安排，代课教师们获得补偿后可缴纳46684.8元参与养老保险，之后每月都可以领到532元的退休金。“这意味着我27年的教龄，还需要自己出两万多元缴纳社保。”蒋子才说，自己年龄大了。
虽然不满补偿的金额，但老师们并没有什么反对的余地，申报7月20日截止，过时不候。很多代课教师都像程兴贵一样选择了申报，并四处搜寻证物证人。“当年很多教案都被教委检查组收走了，很多老师都面临证明的困难。”蒋子才说，时间过去太长，很多代课教师都没有工资单，同事过的证人也年老或者死亡，不能到场作证。证明自己并不容易。
但蒋子才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同乡同事程兴贵居然因此走上了绝路，这让他感到要使自己的代课教师身份得到承认和尊重，并非易事。“就像夜壶被用过后，就没人理会了。”蒋子才说，只是不想自己的一生被这么抹去。
程兴贵的葬礼期间一直大雨，之后他被安葬在代课时每天经过的那条山路旁边。2013年8月30日，南方周末记者在共和村村委会宣传栏看到，程兴贵的名字出现在代课教师补充认定名单最后一个，上面写着：
程兴贵，教龄25.5年，2013年7月17日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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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