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政治转型的关头

包刚升

2013年6月底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访华，引起了国内对韩国政治的更多关注。有趣的是，新任总统朴槿惠是曾经统治韩国长达18年的朴正熙将军的长女。从政治强人朴正熙到民选总统朴槿惠，说明韩国已经从威权政治的时代迈入民主巩固的时代。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半个世纪，韩国走过了一条“韩国式”的发展道路：先是在威权政体下实现经济起飞，进而在经济发展后实现政治转型。2012年，韩国人均GDP已超过23000美元。如今的韩国被视为“繁荣加民主的东亚模式”的典范。正如20年前国际上关注韩国经济的“汉江奇迹”，今天国际上更关注韩国政治的成功转型。从全球经验来看，第三世界国家要实现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并非易事。那么，韩国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有人试图用经济现代化来解释韩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政治转型。朴正熙1963年开始统治韩国时，韩国人均GDP不过100美元。但韩国经济随后就获得了快速的发展，1987年韩国人均GDP突破3000美元。韩国经济的“汉江奇迹”带来了几个重要的政治社会后果：首先是阶级结构的变化，工商阶级、中产阶级与工人阶级开始崛起；其次是快速城市化和教育普及，接受高等教育人数的剧增；最后是更加现代化的政治文化逐渐形成，公民权利意识进一步觉醒。

很多人都知道，1987年是韩国政治转型的重要关头。在此之前，韩国政治基本上为强人政治所主导。在此之后，韩国启动了政治转型。更具体地说，韩国政治转型的真正关键时刻出现在1987年6月10日这一天。当天，全斗焕总统直接指定自己的重要盟友卢泰愚为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人。结果，这一事件在韩国引发了大规模的民众抗争，史称“六月抗争”。面对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首的当权派何去何从？塞缪尔·亨廷顿等人认为，在这种紧要关头，当权派和反对派的政治行为与博弈是转型的核心问题。

简单地说，在韩国转型的关头，存在三种关键的政治力量：一是反对派，二是当权派，三是重要的外部力量——美国。

先来说说反对派。韩国政治转型的启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反对派持续抗争的结果。在1987年的“六月抗争”中，6月10日大概有包括学生在内的24万人举行示威游行。6月18日，示威人群的规模更是达到150万左右。从6月下旬开始，韩国的白领阶层也开始大规模地加入了示威游行的队伍。“六月抗争”的政治诉求主要就是要求总统直选。如此大规模的政治抗争，成了韩国启动政治转型的直接驱动力量。

实际上，韩国在建国以后，反对派的政治抗争就持续不断。二战以后，在美国的支持下，韩国模仿美国政体模式建立了民主的政治制度框架。这种政制模式尽管后来愈来愈威权化，但不定期选举的形式仍得以维持，政治反对派仍比较活跃。这些反对派构成了韩国政治抗争运动的核心力量。除了“六月抗争”，韩国政治抗争运动的另一标志是发生在1980年的“光州事件”。1980年5月17日，全斗焕通过强硬手段宣布全国扩大戒严，禁止所有政治活动，拘捕反对派领袖，并勒令大学停课。但是，5月18日，光州市民仍然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活动。全斗焕直接派出军队进行武力镇压，导致了严重的流血事件，史称“光州事件”。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政治抗争运动形成了三个特点：一是存在力量较强、组织良好的反对派；二是出现了金泳三、金大中这样的杰出政治活动家（后来两人均当选为韩国总统）；三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规模不等但不间断的政治抗争活动。这样，一方面，反对派主导的政治抗争，迫使当权派不得不做出政治妥协；另一方面，较为成熟的反对派也有利于“6·29宣言”之后韩国政治转型的完成与巩固。

再来说说当权派。如果当权派没有被颠覆，当权派通常是政治转型的支配力量。当权派控制着实际的政治权力、官僚系统和军队、警察等暴力工具。面对大规模的政治抗争，韩国的当权派有两种选择：镇压或妥协。1987年之前，韩国政治强人对政治反对派的一致做法是镇压。

那么，当权派又该如何面对1987年的“六月抗争”呢？但当时的当权派关于是否镇压发生了内部分歧。主张不镇压者认为，由于反对派内部分裂，如果马上实行自由、公平的总统直选，卢泰愚当选总统的把握是非常大的；另外，倘若当时发生流血事件，可能会严重影响即将于1988年举办的首尔奥运会。主张镇压者的理由很简单，如果此时做出妥协，后果将难以预料。据说，1987年6月18日韩国发生150万人大游行后，以全斗焕为首的当权派已考虑启动武力镇压的方案。然而，就在此时，美国驻韩大使向全斗焕总统转交了美国里根总统的亲笔信。里根总统在信中提出警告，并要求“全斗焕总统要不顾一切地采取一切措施制止流血事件”。1987年6月27日美国国会两院更是一致通过促进韩国民主化的决议案，督促韩国当局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在这一转型关头，美国作为韩国的战略盟友与军事保护者扮演了重要角色。

于是，当权派决定放弃武力镇压，并实行政治开放政策。1987年6月29日，卢泰愚发表“6·29宣言”，宣布修改宪法，实行总统直接选举，并修改《新闻基本法》及保障言论自由等。这一宣言实际上是韩国的“政治转型宣言”。1987年12月，卢泰愚通过直接选举击败政治反对派领袖金泳三和金大中，并于1988年2月正式就任韩国新总统。由此，韩国重新开启了民主时代。

最后还要说说美国因素。美国对韩国政治转型的影响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长期和短期。韩国自上世纪40年代末以来，从政体模式、外交政策到政治文化，无不受到美国的巨大影响，这可以被视为长期影响。从短期来看，正如上面讲到的，美国可能在政治转型的关头影响、甚至左右韩国当权派的决策。在“六月抗争”之前的4月28日，美国总统里根就公开说：“韩国必须考虑更民主的体制。” 在“六月抗争”的紧要关头，美国总统的亲笔信及美国国会的决议案，都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韩国政治的走向。这可以被理解为国际政治环境对国内政治转型过程的塑造。

从韩国经验可以看出，一国政治命运有可能取决于转型关头的政治。1987年，就是韩国政治转型的重大关头。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主要政治集团的力量对比、政治精英的战略与选择、少数政治家的领导力以及重要的国际力量，都可能会影响一国政治转型的走向。历史地看，政治转型的重大关头，既可能是暴力角逐的时刻，又可能是和平立宪的时机。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吴英燕编辑，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