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前先“验明正身”（外一篇）

林行止

陈可辛电影《中国合伙人》有不少“语带相（双）关谐音单词法”，如agony音译为“爱过你”、hermit为“何处觅地”、morbid为“毛病”、ambition为“俺必胜”、pest为“拍死它”及ponderous为“胖得要死”，与《通胜》粤音译法，古今辉映。莞尔之余，不禁想起解放前上海“著名学者、翻译家和藏书家”周越然（1885-1962）的翻译。周氏以撰写教科书《英语模范读本》“名利双收”，以收藏西洋典籍特别是色情文学著作名于时。十多年前笔者曾引其《言言斋风月谈》中把impotent翻为“莺不登”而cuckold为“哥哥”的妙译。今天所记，则取材于周氏的《言言斋性学札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刊于上海《晶报》数百短文（有短至数十字）的结集，所写“性事”大都已过时，惟其中有不少西方性学经典及风俗的简介，确有一些“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不过，笔者最有兴趣的为周氏以沪音为本的诙谐音译（与上述粤音翻译一样，不少且寓有深意），如Justine译“萧世鼎”（世鼎之名，可圈可点，但萧便有点勉强，译为翟又如何）、Mary为“梅丽”（远胜玛丽）、Masoch为“麦沙”、德国是“独国”、Tim译“弟姆”、Piton译“毕笃”、menopause为“猛纳饱食”、incest为“险塞死脱”（妙）、London译“龙灯”（与伦敦土话发音一致）、Kennedy译“耿耐德”、tickling为“体格灵”、passion为“盼性”、gilt是“概态”、castrating译“割势折丁”（妙！）、prostitute译“鸨司提督”、stockings是“丝多根”、socks为“少夹丝”，而impotent在此译为更妙的“阴不登”……这种译法，现在读来，当然有滑稽突梯之胜，妙不可言，可发一噱，未知当时（和现在）上海读者又有什么看法？

周氏称粤语“吃拖鞋饭的人”为“牝伯”，男妓为“牡妓”。这些巧妙借用牝牡的名词，究竟是“国故”还是周氏兴来之笔？非浅学如笔者所知。

《札记》有《澳门之妓》一节，写于1935年3月18日。原来澳门作为“国际淫业中心”，已有超过百年历史：“澳门之妓，有白种人，有黄种人，有欧亚杂种人……凡葡人、华人、日本及英美之人至其他者多得采用 国货 ；倘欲一尝异味，亦极便易而全不困难也。”当时“澳妓有自动登记者，亦有强迫登记者。前者由政府监察，当年纳税；后有因警署知其营业，令其照章纳税也”。此处肯定有误，以“后者”的“照章纳税”，其实尽归警察口袋（美其名曰“保护费”）！

澳门淫业鼎盛，周氏认为主因是其为“亚洲东南最合卫生的居处”，娼妓少性病因而客似云来。

周书《花艇》一节，写于1935年3月24日，说：“香港之花艇，犹无锡之灯船，菜、妓兼备，供人游乐也。”又指：“花艇妓之 教育 与青楼妓之 教育 无异，所不同者，一陆居一水居也。彼等九岁、十岁时开始习业，即弹唱跳舞诸事，其聪慧者兼学象棋；六年毕业，始准接客，名曰 开苞 ，此非有大资产者不能为之……”

周氏于1933年8月27日写《理想国之婚嫁》，“理想国”便是“乌托邦”，此书谈之者极众读之者绝少（笔者属后者），其论“婚嫁”一节尤具现代意识，鲜见有人提及，足证很少人读毕全书。周氏译出理想国国人选偶的情况：“婚嫁之首要条件，即于选妻及择夫时男女必裸体出示也。吾人对此，谓为可笑，谓为愚笨，然彼邦人视之以为智莫若焉。夫妻者，终身之伴侣也，倘于成婚之前观其面貌而不察其全身，疮痕癞症，难保不为衣服所蔽，将来悔恨已无及矣。购马者必先去其鞍细审其有无伤痕，然后议价，岂娶妻嫁夫反轻于购畜乎！”《乌托邦》于1516年出版，作者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于1935年获天主教封为圣人（Saint Thomas More），但其婚前先“验明正身”说，数百年来为主流社会（尤其是教会）排斥，惟今之都市男女早奉为圭臬了。

编撰英文教科书，周氏显然精通英语，然而，在《主要与次要》一节，却把pubic hair误读为public hair，且译“阴毛”为“公毛”，令人绝倒；上引书页122注一指：“欧西人称两性藏匿不见之毛为 公毛 （public hair），详见本书《公与私》篇。”然而，在目录上固找不到《公与私》，为谨慎起见，笔者逐页翻阅，从第1页至364页，并未见此篇……无论如何，笔者可以肯定周氏误读此字，怪哉。

翻译为何重要

当看到书店摆满无数刚出版外文著作的中译本——内地和台湾的数量远比香港多——笔者很难不对其是否“忠于原著”（遑论“信达雅”）投以“怀疑眼光”，以如今一般尤其是小本经营的出版社，大多没有精通该国文字的编辑坐镇把关，这即是说，出版社根本没有人读过原著（尤其是非英文的外文），只见原著在出版地上了畅销书榜；加上版权费“合理”，便交给“翻译家”翻译，如此成品，肯定大有问题。而问题大体出于：第一，译者的外文常识普通，对许多不易译、不可直译的段落，“望文生义”、照搬字典地翻译或根本整段不译（内地有的译书则故意删漏意识不正确的段落），读起来既可能诘屈聱牙亦可能上文不对下理，令读者莫名其妙；第二，隔行如隔山，不是通外文便什么都会译，许多题材是需要专门知识才能了解进而化为可读的中文。译事如此之难，加上为了赶新鲜，要趁原书在促销期推出译本，便难免良少莠多了。昔年看过一本令笔者如丈八金刚的台湾版计算机翻译书（十多年前有此“奇遇”时曾写过数百字），社方和署名的译者肯定“未曾拜读”原著及译文便付梓。为了迁就市场，借计算机之力翻译，无可厚非，但机器的机械式译文，一定得经“人脑”斟酌修改增删润饰，才能出版！一句话，不少翻译的中文书，都有乱译错译漏译结果“误人子弟”，与赶快译出新书传播知识的原意相违背，何苦为之！

写上段“牢骚”的触媒点，是读完艾狄丝·格罗斯明（Edith Grossman）不足一百二十页的小册子《为什么翻译那样重要》（Why Translation Matters），“有感”而发。格罗斯明女士是多部南美西班牙文名著如《百年孤寂》的英译者，在谈论翻译之不易“信雅达”时，拨出一章专说翻译塞万提斯《唐吉诃德》的“甘苦”。这本小说第一卷于1605年出版，英译1612年问世；第二卷1615年出版，1620年便有英译；到了二十一世纪，据格罗斯明的资料，此书的英译起码二十种，而她认为其中以苏格兰外科医生兼作家史模列特（T. Smollett）1755年的译本（2004年还“再刷”）最佳（不同意此说者必多，不然此后不会陆续有新译本面世）。当格罗斯明被出版社委托翻译此书后，“我虽无法（亦不想花大量时间）读完所有二十多种译本，但原著我起码读过十遍！”她同时还读遍塞万提斯的诗集和散文集，以揣摩他遣词用字的涵意。在阅读过程中，格罗斯明不仅把意思模糊的字逐一查清楚弄明白，还与母语为西班牙文的友人、学者，从多角度探讨这本小说。格罗斯明说她翻译当代作家的作品时，经常向作者请教，那不是她不明白那些字，而是想厘清作者用这些字的动机和用意。塞万提斯死了四百多年，她只好向他的老乡问道了。

格罗斯明花三年多时间译出这本九百余页的小说，《纽约时报》的书评说译笔“简洁多姿彩”（Plain & Plentiful），奠定了她“最佳西班牙文翻译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