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青年读书会”组织者王晓川
2010年，“黄读会”请来历史学者雷颐（右排中），座谈会上差点吵了起来
乌有之乡创始人范景刚
“开始扯吧——各位！”
5月的一天，下午3点，“黄河青年读书会”（内部简称“黄读会”）的组织者王晓川，招呼QQ群“政治思想”里的左中右，群聊起第9期线上话题：反茅现象。
“既然谈的是长沙反茅集会，我给大家推荐一篇文章——《“长沙会战”中的河南兵团》，作者是郑州毛派的一个头目葛黎英。2011年以来，因为路线问题，已和我们分道扬镳。借此我也想说明，他们只是毛派的另一派系山头，我等不认同他们思想的毛派也很多，不能一概而论。”
七嘴八舌中，王晓川逐一亮出议题：1、茅于轼引起争议的观点有哪些；2、茅于轼的观点为什么引起舆论的激烈反应；3、反茅和拥茅所折射的社会现实……
有“黄读会”成员告诉我，那次在群里，右派们担心“反茅”妨碍言论自由。左派们则认为，茅于轼是学者，拥有一定话语权。他的反对者多来自草根基层，没有自己发声的渠道，只能以过激行为引起社会关注，
他透露，“有时候，晓川是‘舌战群右’。前两年，网上集体公诉茅于轼，在他看来，那是时代进步的表现——懂得走法律途径。”
恰同学少年
“强调一下，我是毛左里的新左。”王晓川说。
他生于1982年，曾在河南大学主修公共事业管理，目前在河南省某商会办的一份内刊任编辑，自称，受20世纪中后期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国内新左派学者汪晖的学术影响颇深。
“茅于轼不应该是当下的核心议题，我们也不想让某些人乐见左右相争。尽管我反对他的一些观点，可我觉得不能将官商结合、国企改革后涌现的弊端算在他头上。”他还表示，如果茅于轼肯来郑州，他愿意帮助其开办讲座。
“不怕发生抗议？”我故意问他。
“不怕。我有经验。”那张圆脸泛起微笑。他的自信，来自河南左中右对“黄读会”的公论：各派在这里各抒己见，观点碰撞，但遵守基本的辩论规则。
王杰比王晓川小4岁。这位热衷三农问题的农家子弟，浑身透着书生气。他是“黄读会”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负责人，也是读书会最早发起者之一。
2006年从河南农大毕业前，作为校内农研会骨干，他与其他老会员一样，不愿就此隐退，于是众人酝酿，把过去的下乡实践融入日常学习中去，黄河青年读书会由此而来。经他人引荐，王晓川加入进来。很快，两人一拍即合。
2007年9月9日，10名成员“特意挑选毛主席逝世日”，宣布“黄读会”正式成立。王杰记得，那天在郑州紫荆山公园里，他们与一些老工人在毛主席像前献上鲜花。祭奠完后，大家围绕“青年毛泽东”交换心得。
他解释，选择这一议题时逢电视剧《恰同学少年》热播，“另外，我们的倾向都偏左。”
一年后，王晓川继任，“他们或工作或考研，一个个走了。我一直很积极，既然我来做，就要完全实现我的理想——我要让热心政治时事的各派人物，聚集一处，充分交流。”
早在“黄读会”成立前，他就拜访过郑州思想沙龙的元老袁庾华，并由他引入到沙龙。“他想成为青年理论家。”沙龙的另一元老级人物邵晟东说。
邵的父亲在世时，曾任洛阳地委书记、河南省副省长等要职。他是偏自由派观点，90年代中期，与“思想西化”的林楠、“永远的造反派”袁庾华，共同建立“郑州思想沙龙”，从而奠定沙龙基调：左右兼容。如今的“黄读会”也秉承这一特色。
沙龙里，袁庾华的经历最传奇。“文革“中，袁由肉联厂工人造反起家，担任过河南“二七公社”的重要头目，参加了7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行动，当过几天省政法领导小组负责人。曾因是极左，3次入狱。“文革”结束后又被判刑12年。
邵晟东住在父亲留下的机关住宅，再过几条街区，是袁庾华的家。那里毗邻的是一个已被政府取缔的“廉价红灯区”。
极其杂陋的屋中，一张毛泽东与江青的合影画像非常醒目。袁庾华坐在旧椅上大声说，“北京发起公诉茅于轼的活动时，河南有很多人签名。据一些年轻人反映，他们的名字是冒签上去的。这事你可以问王晓川和‘进步青年读书小组’。对于茅于轼的言论，我们是不赞成，但批评归批评，绝对不会阻挠。我们反对别人对我们的压迫，同样也反对压迫别人。”
当初，也是他建议王晓川不要让“黄读会”与郑州“老毛左”搅和在一起——“自由派陈子明在《中国左派的光谱分析》里，将左派分为马左、毛左、新左。马左与毛左的根本分歧是，马左与官方一气，否定‘文革’。而像我这样，‘文革’中遗留下来的老毛左，与寻找中国出路、找到毛泽东主义的年轻一代，组成现在新的毛左。虽然同是左派，晓川的出发点与我们毕竟不同。我们明确是要推动社会运动。他们办读书会，是为了认识这个社会。”
各方登场
刘源斜挎书包，匆匆赶来。他是中学老师，喜欢近代史，即将去上海读博。在“黄读会”，他组织“锐钉读书会”和“郑风电影沙龙”。他关心时政，源于阅读哈耶克等自由知识分子的书籍，“那时脑子里还没有左右的概念。”
2009年，他在郑州大学读研，同学介绍他认识王晓川。之后，他去过“黄读会”，发现政治气氛较浓，“大家都认真谈论一个个严肃话题。”
那年9月，王晓川带他到卡内基学校，听袁庾华讲美国保守主义。归途中，他们在夜色下畅谈。“那一刻感觉真好。身边的人不关心公共生活，整天尽聊网购、韩剧，与我没有共同语言。”刘源当即决定加入。
他慢慢摸清读书会的流程：在豆瓣、飞信、博客上发帖。聚会地点常是“南边一咖啡厅”、“北边一茶馆”，后来也与学校合作。至今读书会都恪守“零成本运作”，遵循着“反资本主义实践”。2011年，“黄读会”有意识淡化政治色彩——组员凭兴趣，自组传统文化、科普、哲学、财经小组，但仍然保持了左右交流。
“我们讲究秩序。没有主讲人时，先拟问题，每人阐述自己想法，之后自由讨论。有主持人时，主持人要把控每人的发言时间，哪一位说得激动了，主持人马上喊停。”刘源比划着，他已主持过几期讲座。
2011年夏，“黄读会”开设“郑风讲坛”，最牛的一次是请到学者秦晖来演讲。那一次，刘源才真正意识到，王杰原来比王晓川更左。
那场演讲中，秦晖再次肯定土地私有化，提问时，王杰向秦晖谈到资本限制、公屋住房，“更多像在发表自己的意见”。“站在学术角度，他是对的。可是，中国土地兼并不是一个自然演进的过程，农民是在社会不提供信用机制、生活被迫无奈下，才将惟一的生活资料卖掉。这不是正常社会逻辑产生的现象，应该制止，我不赞同自由放开土地。整个社会是自由迁徙，不能为让农民待在城里，将他们赶出土地。总要让他们手上存点东西，保有选择的余地。他还提出，在城市，为混得不好的农民建‘贫民窟’，我也反对。政府应该对这一群体给予照顾……”王杰谈他的不认同。
“乌有之乡”代表人物之一韩德强也曾来主讲“反经济全球化”。“一些人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支持经济市场化，反对政府垄断，反对搞计划经济。”
是否限制经济全球化，在“黄读会”内部，从来各执一词。左派反对一味全球化，它致使中国陷入农业、自主产权等方方面面的挑战；右派则认为，资本本身无对错，社会问题当属政府管理，资本意味着繁荣商机、就业机会增加。
刘源与王晓川都提到，2010年，“黄读会”请来历史学者雷颐。那一次，雷颐先在咖啡厅讲晚清史，后来又在小型聚会上讲少年时期他在郑州亲历“文革”。因为左派的广而告之，袁庾华、葛黎英等人纷纷到场。
“主持人是左派——王晓川，邀请我的却是两名自由派。现场更奇特，有人支持改革开放，有人别着毛泽东像章，还有人戴着孙中山像入场。大家共处一室，大体相安无事。”雷颐回忆当天的情形。
会上，雷颐讲到“文革”中有人考大学，政治成分不好，无法通过政审，不得不行贿。自由讨论时，葛黎英否认道，当时的社会没有腐败，分配公平。雷随后反驳。
“闻出点火药味”时，“黄读会”一名右派跳出，加重对峙。戴孙中山像者则向两派宣扬“民国热”……
“居然有人仍打出‘文革’口号”，雷颐反思起运动中武斗双方为对国家领袖表忠心甘愿献身。可那样的死，算不算牺牲？到底值不值？结论是，无论哪一派都是被政治左右，都是受害者。
“袁庾华却说，我的同情是对造反派的一种侮辱，尽管他在‘文革’中饱尝牢狱之苦，却依然赞扬‘文革’伟大，造反有理。”雷颐说。倒是有一点让他意外——期间有人打断葛黎英发言，她温和地说，请你让我把话说完。“岁月也许真的会改变人。想当年造反派中，她的性情何其激烈。”
那场讲座后，刘源想去探索“文革”史，“历史述说太单一。要么官方语境，要么右派控诉。”为此，他采访了袁庾华与葛黎英。过后感触尤深：“有些人永远活在那个年代。他们所有的逻辑、生活基础、看待事物都以那一时代为标准。”
谁立场先行？
2011年，应袁庾华之约，他的朋友，广外教授张宁领来两名学生与王晓川等人，在一茶楼展开对话。
“第一次就吵得一塌糊涂。看得出来，双方都缺少对话的必要准备，都认为自己握有不容质疑的真理。他们争论的，都是容易上火的问题，对毛泽东的评价，对‘文革’的评价。”张宁听到年轻的左派声称，我们怀念毛时代，不是要回到毛时代。
王晓川概括他的“文革”观——“关于‘文革’，首先是她失败了，中间出现过巨大悲剧，毛泽东主动终止了她。其次，更重要的，这是毛泽东和中国民众关于在政党政治外，通过群众组织和群众运动，防止革命退化、推动民主深化的一次重要探索，对60年代乃至今天世界各地的青年运动和新思潮，起了重要的启示和鼓舞作用。”
他承认，“我对某些正面态度的东西会用‘她’来代替‘它’，比如指代中国。”
“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青年人、劳动人群趋于左派？”王杰说，“不是说他们信仰毛泽东，而是他们切实感到，通过自身的努力并不能改变命运。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的法则教育他们，中国没有自由竞争，他们没有平等向上层游动的机会。他们会思考，为什么社会不公平？同样具备能力，却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他们会得出答案，这不是自身问题，而是社会结构有问题，这个社会规则不公平。那么，能不能改造社会，追求一种公平？这恰好构成他们左的思想。”
他提到，“进步青年小组”里有个叫大宝的搬运工，每天起早贪黑，肩扛四百来斤重荷，晚上又脏又累回到出租屋，为了省钱，初冬时节也只能洗冷水澡。
我看了一段视频：大宝一天的血汗钱——两张印有毛泽东像的钞票摊在桌上，他大声质问：我做过8年煤矿工人，今年42岁，在这座城市没有立足之地，没有结婚。难道我没有劳动？我的劳动果实哪去了？都是被官僚资产阶级剥削去了，被资本家剥夺去了。
“可他们不相信1959年的信阳事件。”邵晟东面色沉重地说。有一次，“黄读会”内读报，读到一篇对大跃进的报道时，一个左派怀疑：饿死人是有的，可官方公布的数字准确吗？又惹来一场争论。
“对信阳事件，袁庾华严重立场先行。起初他否认，后见否认不了，就把全部罪责推到走资派身上。他向青年人散播谬论，还说他到过信阳，深入调查过死亡人数。我说那是蜻蜓点水。”邵对此很不满。有一次两人僵持不下，他曾指着袁庾华说，你要是再执迷下去，我就给你的人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我不清楚老袁的说法，我只谈我的。信阳事件肯定存在。但也有人作过访问，据说严重程度没那么大。会不会是统计或政治原因，造成数字夸大？从责任上讲，我们应去批判官僚体制异化——地方官瞒报灾情，人民的公仆沦为特权阶层。所以，这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责任。”这是王晓川的观点。
“他们怎么形成今天的思维？”张宁很想探知。他曾与“黄读会”的年轻左派讨论，他觉得：这些年轻人往往从理论上理解过去，比如“文革反权威”、“毛主席说中国人民会解放”。他们会先验性取材——一旦接受运动中的“正面”，便排斥史料里暴露的“负面”。
“你们不能总拿经历来压我们。说到先验性——有些右派正因为经历，放不下个人恩怨，将自己承受的痛苦赋予整个社会群体。今天的社会精英、知识分子，他们的叙述必定站在精英角度上。那么，平民老百姓的回忆呢？”王杰反问道。
“一个地方饿死人，可能是地方官的错。可如果全国很多地方都有饿死人的现象呢？”雷颐追问。他曾文分析，改革开放初期，有段时间允许公开评论“文革”，后来禁止具体谈论，只是否定“文革”。90年代后，雷颐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描写知青岁月，蓝天白云能够谈，残酷事实不能谈”。
合而不同
2011年5月中旬，“乌有之乡”运营人范景刚专程赶来郑州，会见这批新老毛左。
这一年，中国左派内部从分歧走向论战，继而分裂。学者陈子明将左派分为两大阵营，一方是以“乌有之乡”代表人物张宏良为首的“保皇派”，另一方是袁庾华等“造反派”。
“张宏良在重庆的演讲很让我们反感——因为我们是左派，左派不是往下看，左派本来就该站在下面。”在王杰看来，这反而是好事，“把一些抱有投机心理的人划出去，让关心底层与社会进步的力量更纯粹。”
当天，范希望在座左派能接受他们的观点，“声明他们的选择，也是为与高层左的力量相呼应……”袁庾华等人的表态，让范景刚失望而归。
“老袁不像其他老左派一样紧盯上层变化。他主张21世纪是社团政治时代，社会变化不在党内而在民间组织。他认为‘文革’是群众自发组织。我从西方社会运动上思考，即便社会上存在比较理想的政党机制，但作为一个组织，也会与自己的理想出现差距。这时怎么办？谁来监督制约它们？这时更需要自主性的民间团体。民间力量成长起来，就能对社会统治形成制衡，我觉得这就是民主。民主是上下得到缓解，得到均衡。”王晓川说，这一想法在“黄读会”得到认同。
这个新左派在以一种骄傲的目光审视他的前辈——“他们的立场比较彻底，更认同共产党早期的理念。他们会对毛的言论著作，包括各种奇闻轶事掌握较多。他们更民族主义一点、更国家主义一点，基本上还是老一套思维。而我们关注的是，处理好3个方面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派别山头之间的关系、民间与官方之间的关系。”
在这个圈里，也有一些根本是不变的——“当体制内精英侵犯弱势群体，大家一致愤慨。比如邓玉娇事件。”从“郑州思想沙龙”到“黄读会”，无论老中青，左中右，有一问题是相通的：中国将往何处去？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