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华：小津的战地书信

何华

5月初抵达台北，第一件事是奔去诚品书店购小津的散文集《我是卖豆腐的，所以我只做豆腐》。很特别的书名，源自小津对自己单一电影风格的比喻式解释—有人劝小津拍些不同的东西，他回答：“我是‘卖豆腐’的，‘做豆腐’的人去做咖喱饭或炸猪排，怎么会好吃呢。”日本人确实有专一、敬业的精神。

小津认为：“电影是以余味定输赢。最近似乎很多人认为动不动就杀人、刺激性强的才是戏剧，但那种东西不是戏剧，只是突发事故。”这话说得很在理。我们今天看小津的电影，一点也不过时，仍觉得回味无穷，处处会心，显然，他是日本电影的最大赢家。有些人读了小津这本书，得知他曾被派至中国战地打仗，故改变了之前对他的敬仰。艺术与政治固然分不开，但也不能因此陡然转变对小津电影的客观评价。“政治正确”有时会干扰艺术辨识。

这本书，收有不少小津的战地书信，写得极好。书信中多次提及我的故乡安徽境内的地名：滁县，定远，蚌埠，安庆，桐城，舒城，六安，叶家集（台静农老家）。小津和安徽有缘，是段“孽缘”。一方面，小津以“侵略者”的身份走过安徽；另一方面，他也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留下了对安徽城乡的实地观察和文字记录。日本鬼子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淫，无恶不作。小津作为整体中的一员，难脱干系。

他在1938年3月24日由安徽定远县寄至日本的信中写道：“我一直没中弹，要是中了铁定受不了。此刻，定远城外晴空万里，柳树抽芽，河水汤汤，油菜花盛开。一望无际的平原，远处浮着白云。天气很好，是用春风骀荡、春日和煦、春日迟迟等汉文形容词都很贴切的悠闲。”之前读田中真澄的《小津安二郎周游》，也有一封信提到定远：“现在我住在（安徽定远县）南门大道的一个叫做陈家的老房子里，进入大门，其西侧贴有一副写在红纸上的对联：合欢花倚长生石，如意云来不老枝。我的卧室的门上有鸳鸯福禄，好像是新婚不久的鸳鸯密室；栏杆上绘有花鸟画，帷帐上残留着脂粉香气，把光光的脑袋放在长长的枕头上会令人做妖艳的梦。在格子窗边点燃油灯，在长有青苔的院子中和一棵黄杨树下，有一种‘歌管楼台声细细’的情调。”没想到小津的书信风格还蛮“香艳”的。

1938年5月3日，小津在安徽蚌埠，蚌埠是华东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他在信里说：“蚌埠，火车站写着Pengpu。但军中有各种读法。帮浦，汗普，彭普，砰普都有。……第一集结地是蚌埠，军队人潮要满出来似的。部队通过，马队通过，炮车通过，战车通过。沙尘万丈，老百姓在路边卖蒸馒头，面摊车绕过来。又肥又大的菠菜，一把十钱，鸡蛋十钱四个。一路停在马的腹部跟到这里的苍蝇，暂时飞离马的身上，四处游弋。馒头，蒸笼，面条和马粪，都在苍蝇漩涡中。”小津的描述文字，功力深厚，香艳的时候香艳，市井的时候市井，表现起来皆游刃有余。

同年10月18日的信中，小津叙述：“桐城的城外有清澈河水，河滩上鲜红石蒜。用河水冲身体、清洗内裤。为拉野屎，我避开石蒜红花，平静的秋日黄昏。六安的霍乱极为猖獗，确定染病患者300多人，并排卧躺，个个骨瘦如柴，没活多久就死去。”

桐城即大名鼎鼎的桐城派大本营，出了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大家；六安则以瓜片茶闻名。小津随部队经大别山至河南信阳，再从信阳到湖北汉口。六安地处皖西大别山区，风景多姿多彩，美不胜收。然小津笔下的战时六安，霍乱流行，兵慌马乱，实乃人间地狱。张爱玲笔下也曾出现六安，《十八春》（一本被低估了的杰作）里曼帧的老家就是六安府。如今六安已经通了动车，六安至汉口，一个半小时。

小津在另一封信里还提到“今天用沟渠水洗了内裤，晒在开花的桐树枝头，天空一片灰蒙蒙。暂且挥去‘未觉池塘春草梦’的感慨，坐在土堤的草皮上，光着屁股写信”。小津真是个大俗大雅的人。春花秋月那一套他懂，吃喝拉撒这等事他也“干得洒脱”。

1939年8月，小津从中国战场解召回国。1941年3月完成《户田家兄妹》，电影上映后，票房大好，颠覆了小津电影不卖的魔咒。从此奠定小津电影的风格，也可看做小津电影成熟的标志。这一年，小津38岁。

我最爱的小津电影是《麦秋》和《浮草》。合上“卖豆腐”一书，重看《浮草》碟片，感慨万千。电影里父子钓鱼、下棋，把老头乐翻了，特别真实也特别伤情。小津最终还是不成全这对父子情，这就是人生。

不过，想到老头拿扇子一摇一摇，小碎步在街上走着，屁颠屁颠的，满心欢喜，也就没什么遗憾了。当下的幸福，就是永恒。

作者系新加坡作家

廖伟棠：巴塞尔的热和冷

廖伟棠

就在许多内地艺术家纷纷以“外围展”的形式空降威尼斯双年展的同时，相反地，巴塞尔艺术展今年前来“殖民”香港，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取代了香港艺术博览会，成为本城乃至本国文化艺术热点。其实，艺术既成圈，圈子内万物皆雷同，艺术家自费前往威尼斯，和巴塞尔屈尊往香港，意思是一样的，都是为了让你直接给你想呈现的人看见，前者幻想的是欧洲的眼睛，后者期待的是亚洲的荷包。于是乎，香港巴塞尔与香港艺术博览会也没有什么不同—至少对于老牌画廊与熟练买家来说，一切惊喜都尽在他们掌握之中。

所幸还有些冷静的人，使这个首届香港巴塞尔有得好看，而不只是好卖。湾仔会展新翼终于没有充斥满中国符号，以往林立的岳敏君，这次只剩下一个笑得像便秘的雕像在某个角落捧腹，走过的人都为它感到难堪；刘小东和张晓刚两位老师也很低调，只有一些小清新作品展出，刘小东的蓝瓷小画和版画都是小世界小回忆，但不小情调，颇为动人。前两年以摹画豹子摄影作为自己作品而在香港引起争议的曾梵志，更是消失无踪了。

无疑，中国艺术始终是类似展场最剑拔弩张的一群。香港巴塞尔展里面除了奈良美智的小狗，其余高潮基本都由中国艺术提供—这是压力的体现，也是才华的体现。中国当代艺术家善于转化不利于自由创作的逆境，使之成为作品一部分的爆炸力，这点全世界都看得到，但目前看来不少这样借力打力的艺术品显得过之尤不及，原因有二：一、你使用你所反抗对象的语言来进行反抗，必然沾染其毒气；二、以墙内逻辑去揣测墙外观者或买家反应，唯恐效果不足，结果画蛇添足。

但涉及买卖，博览会的展品从来不能说是代表艺术家最佳最纯粹状态水平的，正如本次展览最敏感的一个论坛主题“市场是不是艺术质量的最佳标准？”（Artforum主办）所揭示的那样，参展画廊当然依赖市场标准，只不过有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别，也有开拓未来市场以及迎合既有市场之别而已。

相对而言，日本和欧洲画廊冷静很多，这种冷静固然来自引领市场的底气、自信，同时也和资本主义发达阶段的平稳甚至沉闷的社会气氛有关，而诠释这种气氛的努力变成美学之后，又得以深化这么一个问题：“无为社会中，艺术家何为？”

没有更多的社会议题和生存压力下，许多欧洲艺术家得以摆脱“渲染国族与自我的痛苦且标价展示之”的尴尬处境，得以真正以艺术深究自然、精神世界的纯粹魅力。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欧洲艺术的主潮就是回归理性—或者说以极端理性的技术手段去阐释深度的非理性。像Elias Crespin的《Plano Flexionante》，就以精密计算的机械设计展示了纯粹如巴赫平均律的宇宙律动。这种清醒和冷静，在中国只有极少数成熟但又年轻新锐的艺术家能做到。

日本的当代艺术是更好地结合了理性与非理性的例子，因此本次香港巴塞尔展里面最殷实和繁富的，就是日本画廊的展示。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自杀画家石田彻也的抑郁症油画（是本次展览的重点展品，开幕时有日本暗黑舞踏表演和日本艺术界集体悼念仪式），也是条理分明地展示人类生存处境的束缚，就像卡夫卡的小说一样，极端冷静清晰—真正的噩梦如此，而不是一墙之隔的那些绘画“文革”灾难的象征主义绘画，只知道蒙太奇式堆砌固有的噩梦意象。至于新锐者如照屋勇贤，更是在资本主义最细致的地方（如报纸上、名牌购物袋上）去细意雕刻他的自然世界，他和许多使用传统工艺追求极致的当代日本青年艺术家一样，把本国文化对物的沉迷转化成了很好的对虚妄之物的批判。

与作品的冷相对的是画廊对客人的态度，热情的欧美画廊，不少雇了会讲普通话的介绍员，有的除了在作品标牌上注上汉字，甚至还附上汉语拼音。不过这真是题外话了，我们都知道，真正的国产大款，哪里需要自己看标牌呢？

最终解构这一切热与冷、哗众取宠或者真心愤怒的，还是那些已经习惯了当代艺术的城市人。在齐藤诚绘画的巨大女阴前面，两个高级OL摆出挑逗姿势拍照留念，然后继续谈论她们事业有为的未婚夫。而在玩弄“this dam mad shit/milf film lame male”这种回文诗语言游戏的挑衅口号前面，一群少女优雅地张嘴尖叫。她们与收藏无关，却以庸俗的方式浇给了艺术假面刹那的冷水，把某些出尽奇技淫巧要博买家莞尔一笑的艺术家们还原到弄臣的真面目去了。

作者系香港知名作家

西闪：杂牌机荟萃

西闪

意识是一张贴在大脑特定区域上的标签。如今看来，认知科学诸领域已经撕掉了标签，逐渐进入到了多层次的研究阶段。人类语言中的心理“凸显性”（prominence）为学者们进入更深层的领域提供了重要线索。

所谓凸显性，也可称之为“聚焦点”(focal point)。以前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等人曾经猜测，这是一个与人类想象力相关的问题。如今神经科学证实，他们的推测有些道理。在心理词典中，凸显性具有重要的索引功能。

在我们的日常经验里，凸显性有时候与优先性有关。就像一枚硬币，多数人都会隐约感觉到，正面比反面具有某种程度的优先性。通常它还与典型、中心、标志等概念联系在一起。例如“正午”就比“13点20分”具有凸显性，广场钟楼前见面就比街上某个报亭边约会具有凸显性。可见，凸显性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现象，涉及到了人类意识的各个层面。

如同心理学家布鲁纳所说，人类非常善于适应环境的常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包括大脑在内，人的身体会进入一种叫做“适应水平”的自动运行状态。（《故事的形成》）而凸显性就像烽火台上的干柴堆，一旦接收到偏离常规情况的信息之火，就会燃烧起来，从而唤醒被单调波形占据的大脑皮层，将人自舒适、放松或麻痹的状态切换为醒觉状态。

进入醒觉状态，就意味着一大类名叫“注意”（attention）的机制开始运转。大约25年前，生物学家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曾经预言，注意将成为意识研究的重点。如今它已经成为认知科学最有趣的研究领域之一。

注意是人类的一项主要的认知能力。这种能力维持着我们的觉知（awareness），即对感觉和感受的直接体验。它还影响着我们对感觉输入的分析、长期记忆的编码以及语义加工等各项认知过程。关于注意，威廉?詹姆斯说过一段极富洞察力的话。他说：“意识集中与专注是注意的核心。这意味着舍掉某些东西以便更有效地处理另外一些，意味着一种真正地与混沌迷惑、眼花缭乱、精力无法集中的状态相对立的条件。”（《心理学原理》）也就是说，詹姆斯很早就发现了注意是两个并行的功能或过程：选择留意一些事物的同时忽略另一些事物。

注意的选择性道出了人类意识的两大特点，一是灵活性，二是局限性。大脑的可塑性决定了意识的灵活性，这一点我们讨论了很多。然而，选择性更能说明，大脑中的资源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无法同时留意到很多东西。选择既是无奈的，又是必须的。

神经科学家加扎尼加（M.S.Gazzaniga）认为，注意是觉知的必要条件。它像一个门控系统，对具有凸显性之类特征的感觉进行分析和筛选，并将筛选出来的部分信息交给觉知系统加工，最终产生有意识的报告。更准确地讲，注意是一个多重的门控系统，它参与了信息加工的各个阶段。

加扎尼加等人的研究描绘了一个从注意到觉知，再到意识的粗略过程。这个研究是对人工智能科学家的不小打击。在此之前，不少科学家试图用神经网络的计算模型来模拟大脑的运作。可是这个网络究竟是如何联结的，大家的意见很不统一。

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聪明地意识到，人的大脑不可能是一台计算机，按照这个逻辑也造不出一台能与之媲美的机器。因为大脑的功能根本不是基于某一小套原理之上的。相反，它很可能以成百上千种原理为基础。换句话说，大脑的每一小部分都是一套随机应变的解决方案，就像一台拼装的杂牌计算机。而整个大脑就是一个荟萃了各种杂牌机的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运行所有计算机的结果就是“交通堵塞”。在大脑资源有限的前提下，是情感在扮演关键角色。它就是注意的开关，在众多计算机中做出选择。当你愤怒时，你就打开其中的三十台。当你思考数学时，就打开其中的一百台。当你疼痛时，你就打开更少的几台。其中有的部分相互重合，有的不重合。每个心智状态或情绪状态都是情感激活计算机的某几组后产生的效果。

明斯基可能想到了情感与注意之间的紧密关系。可是他没有解决大脑空间的布局问题，因为很显然，在这个空间的各个区域都能看到注意的身影。换句话说，将一大堆神经元不加分别地装进一个密闭盒子，不一定就能产生意识。

相形之下，认知科学家伯纳德?巴尔斯（Bernard J.Baars）提出的计算模型可能有助于理解大脑的复杂性。巴尔斯的这个理论叫做“全局工作空间”(global workspace), 也称作意识的“剧院模型”(theater model)。

巴尔斯认为，如同剧院里的一个演出，意识的发生是在一个空间有限的舞台上进行的。这个舞台是大脑的特定区域，名叫“工作记忆”。演员是我们的感觉、表象以及理念，表演的内容可以是思维，可以是计算和记忆，也可以是复述或回忆。

必须通过竞争，“演员”才能走上工作记忆的舞台,但是它们并不能被我们所觉知。除非它们有机会走到台上聚光灯照亮的区域。所谓聚光灯，就是我们讲到的注意。只有那些被聚光灯照射到的幸运儿才能成为我们觉知到的意识。

舞台之下，“观众”是大脑的各种解决方案。它们是威廉斯所说的心理适应器，或者明斯基意义上的杂牌机。它们无意识地处理舞台上传递出来的信息，同时也是整个剧院存在的理由和目的。“自我意识”有如导演，表面上他在掌控舞台上的一切，让整个演出显得平稳而有序。但在幕后，即意识的后台，情形要复杂得多。后台成员也是一些杂牌机。它们既是为前台演员提供后勤支持的工作人员，也是相互竞争随时准备走到前台的预备演员。它们是我们体验的源泉，是意识不到的期望、意向，引导或塑造着我们的意识经验。当“导演”失去控制，他们也会一窝蜂地挤上前台，争取聚光灯的注意，从而引发拥堵或混乱，甚至造成愚行。

“剧院模型”是一个非常生动的模型，它强调了整个认知过程中注意的重要地位，还有意识“表演”的局限性。

神经科学为意识的局限性提供了解剖学的有力证据。例如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就认为，意识演出的空间根本就是“违章搭建”的。他在《象与骑象人》一书中说，脊椎动物的大脑只有三个“房间”，也就是三大团神经元：后脑、中脑与前脑。早期的哺乳动物发展出了一个叫“边缘系统”（limbic system）的外壳，将前脑与另两个“房间”隔离开来。这个外壳由下丘脑、海马体、杏仁核等组成，是基本情感的发源地。而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哺乳动物，例如灵长类的前脑发展出了新的神经组织，叫做大脑皮质（cerebral cortex）。当皮质有了更细的功能分区，特别是当人类“搭建”了一个控制语言、情感、决策、学习、抽象思维等功能的新空间—额叶皮质，意识才有了表演的舞台。然而，这个舞台终究太局促了。

作者系作家、独立书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