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夙生没永远的代表有永远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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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夙生

“我已经不是全国人大代表了。”

两会前一天，迟夙生接了一个陌生电话。一位访民，想让她把自己的情况带到会上去。迟话音未落，电话那头嚎啕大哭。

此前的十多年里，迟夙生的电话号码一直是公开的。平时是老百姓的法律咨询热线，到两会前夕就成了“信访站”——老百姓每年都会把几摞反映情况的材料，堆到她的办公室。

对于人大代表，迟夙生并不太在乎这个身份，换届反而让她轻松了许多。3月8日凌晨，她刚刚在天津办完一个案子，带着自己离不开的那只粉红铅笔袋回到齐齐哈尔——那里面永远装着两种药：一种降压,一种治疗心脏病。

3月初的北京已有几分暖意，齐齐哈尔却下了一场大雪。虽已不是人大代表，迟夙生接到的采访请求却有增无减。一家网站专门请她做了“微观两会”的访谈，题目是《今年我不再是全国人大代表》。

李庄开玩笑评价她是“前非著名代表，现著名非代表，虽不再出席两会，但为社会为民众呐喊的激情不减”。她用东北式幽默回应“前非著名律师，现著名非律师”。

“死磕”

15年的全国人大代表、34年的执业律师——在人生的55岁这年，迟夙生用“行动”把这两个身份做得轰轰烈烈。

时间回到2011年的8月4日，全国人大法工委办公室里，迟夙生把一份厚厚的材料交给立法委员会主任黄太云。

那正是“北海律师事件”调查报告，其中包括她自己的调查、北海律师的情况反映以及一张记录律师被打的视频光盘。

这份材料显示：广西北海“杀人抛尸”正被操控成一场“北海律师伪证案”，多名嫌疑人、证人、律师身陷囹圄；前往支援的律师团成员无法会见当事人，遭不明身份人员围殴……——这是中国重建律师制度以来，律师们受到的最严重的侮辱。

这一切原本与迟夙生无关。

老同学浦志强律师觉得，此前迟夙生一帆风顺，在黑龙江办案“所向披靡”。直到微博出现，她才知道律师生存的困境。

迟夙生开始为这个职业忧虑，是在李庄案“第一季”。那时候她曾彻夜不眠地刷微博：“原来我们知道律师难，却没想到难道这种程度；原来知道司法可以被玩弄，没想到被玩弄到这种程度。”

这一次，“北海”更像是律师界的背水一战，一旦战败，律师刑事辩护全线崩溃。迟夙生思考了很长时间。她给几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律师打了电话，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去。

她在“体制内”待过，知道此行可能付出的代价。但她最终决定：自己去北海。

十多天前，作为被打律师之一，李金星还不相信：人大代表真的会来北海。直到他第一眼见到迟夙生，喊了句：“大姐”。

迟夙生看到这位年轻律师眼睛已经有些湿润。“大姐请客！”迟夙生说，“前线战士辛苦，大姐来慰问你们！”

那晚的饭桌上，多少天来从未哭过的律师们纷纷落泪。在这场为维护律师权益的轰轰烈烈的“战斗”中，迟夙生第一次动用人大代表身份为律师们维权——此前，“律师”与“人大代表”这两重身份迟夙生总刻意分开。

带着调查材料来到北京，迟夙生赢得律师们普遍的尊重。此后她更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参与律师维权案件。贵阳“黎庆洪涉黑案”时，她直接作为代理律师介入。

当时，因为抗议审判程序违法，3位律师先后被逐出法庭。迟夙生在法庭上慷慨陈词：“不惜鲜血与生命，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审判！”话音落下，有律师看到，现场一位警察也跟着他们鼓掌。

“把迟夙生驱出法庭！”法警呼啦围了上来，迟夙生想要抗议，却发现麦克风没声音，她突然眼前一黑，当场昏厥。有律师跃上前台，担心她脑血栓或者脑梗死。

老伴李国全后来才看到妻子晕倒的照片，仍被吓得够呛。但迟夙生却很乐意将这种轰轰烈烈继续下去。她的同学浦志强律师形容她是“压不倒的”。

2011年年底，她成为李庄案第三季的代理律师时，薄熙来在重庆正如日中天。迟夙生也曾犹豫，她给做媒体的儿子打了电话：“现在有一个案件，接了之后可能永远不能做律师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没料到事情正在发生转变。第二年“两会”开幕时，迟夙生还看到薄熙来坐在大会堂里。直到3月8日的全体会议现场，薄熙来因“身体不适”没有出席，她特意请旁边的代表帮忙一起寻找，“我还跟他打官司呢！”

网络上有人曾问迟夙生，如何才能改变“权大于法”的状况，她的回答是：一个一个案件的“死磕”。

“草根”

“经过李庄、渡过北海、踏过小河”，若非参与这些，迟夙生本可以偏安一隅，把齐齐哈尔的律师事务所开得风生水起。

迟夙生不在的时候，老伴李国全会算着，“30天”她就会回来一次——因为那两支胰岛素用完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妻子回家的频率或许会快一些，她的病情加重了，如今一支胰岛素只能用9天。李国全是齐齐哈尔大学生工系的副教授，也是迟夙生忠实的后勤，对于自己的妻子“以前是推着，现在要往后拽”。

此前的十几年里，迟夙生拥有民间与体制所给予的双重光环——老百姓信赖她，市领导也会尊称她“迟大姐”。

1979年，中国开始重建司法制度，拥有128万人口的齐齐哈尔有了6位法院下属的“官办律师”——23岁的迟夙生是其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候，迟夙生已经是当地有名的律师。1984年，“严打”后的一年，黑龙江掀起一阵反贪风暴，齐齐哈尔出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宗贪污案，按照“定调”犯案官员必死。当时还吃“国家饭”的迟夙生却坚持认为，此人罪不至死。法院领导劝她按领导意思办，那一次她同样选择“死磕”，她踹了院长桌子，摔门而去，后来又在法庭上把定好的案子“搅了”——死刑变成了死缓。

十年后，迟夙生成了齐齐哈尔第一个砸破自己“铁饭碗”的执业律师。1994年，夙生律师事务所成立，她提出，律所要帮老百姓打官司，为其提供免费的法律咨询。

这样的“草根”律师，迟夙生当了19年。在接受采访的几天里，她的手机几乎没消停过——都是陌生电话的法律咨询。因为新颁布的“国五条”，咨询房产的电话最多。

只要在齐齐哈尔，迟夙生就会像老中医一样在办公室里“坐诊”。人们一个一个在她面前坐下：有冤情的、想躲债的、要离婚的……从刑事案件到“家长里短”。甚至来齐齐哈尔“异地执行”的警察遇到问题也曾来找她咨询。

在以往的十多年里，她接到过躲在苞米地里的杀人犯打来的电话，也接待过闯上门来的逃犯找她自首。对方条件是必须免费提供辩护，为了让犯人自首她答应下来，这样或许能让他们留下一条性命——这是“积德的事情”。

每个周日早上的8点半，迟夙生去齐齐哈尔广播台录直播节目的时间。十多年来，主持人换了一个又一个，迟夙生仍是雷打不动的嘉宾。乡村广播的主持人曾问迟夙生，“为什么您这么大的律师，愿意来我们这么小的电台？”

直到成为全国知名的律师，迟夙生也一直没想过把律所开到北京。她给自己定位为“为家乡服务”，“如果中国所有律师的定位都是为家乡服务，中国的法制建设肯定是另外一番景象。”

“忠诚”

直到换届以后，迟夙生还会经常接到来自现任人大代表的短信，让她帮忙提些提案。在15年里，迟夙生的许多议案都来源于办案过程中的亲身经历，以及持续了19年的免费法律咨询。

当人大代表的最后一年，她还在为尘肺病人呼吁；还在为辽宁大鹿岛的渔民保住渔业合作社，并以人大代表身份帮助促成该村账务公开。

这一年，她还做了一件最让自己欣慰的事：在宪法不能司法化的现状下，她努力领衔提出的修改刑事诉讼法的提案被采纳，最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写进了刑事诉讼法中。

最终刑诉法修正案的投票结果是：赞成2639票、反对160票、弃权57票、没按表决器16人。投反对票的代表委员中，迟夙生是最敢于讲出不满的人，她曾说“只要你无所畏惧，也就不存在任何阻力”。

全国人大十届五次会议上，作为普通代表，迟夙生第二次列席人大常委会就“呱呱地批评了一顿”。那本是那届人大代表的最后一年，她本以为下一次不会再连任，没想到她做到了十一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