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朱列玉
网易财经2月26日讯 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律师朱列玉将在2013年人大会议上提出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建议。
朱列玉建议将贪污受贿基本量刑标准由10万元判10年修改为10万元判一年；将贪污受贿犯罪有期徒刑最高刑期延长至40年；以5000万元作为死刑线；废除死缓制度，改为无期徒刑加流放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每五年对基本量刑标准做出调整；考虑地区差异，不同地区设置不同量刑幅度。
朱列玉建议，建议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将我国分成三类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为一类地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为三类地区，其他地区为二类地区。不同地区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规定设置不同的宽松幅度，在同等情况下，二类地区在量刑时可在一类地区的基础上加重20%，三类地区在量刑时可在一类地区的基础上加重40%。例如，贪污10万元，在同等情况下，如果在一类地区判处1年有期徒刑，在二类地区就可以判处1.2年，在三类地区就可以判处1.4年。
以下是议案全文：
关于修改《刑法》中贪污受贿犯罪不合理量刑规定的议案
全国人大代表 朱列玉
2013年人大会议上准备提出的议案
建议将贪污受贿基本量刑标准由10万元判10年修改为10万元判一年；将贪污受贿犯罪有期徒刑最高刑期延长至40年；以5000万元作为死刑线；废除死缓制度，改为无期徒刑加流放刑；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每五年对基本量刑标准做出调整；考虑地区差异，不同地区设置不同量刑幅度。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11年9月，南航培训部原副总经理陈某辉因受贿170万元被广州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半，几乎同期，广州某区交通局雇员古某因受贿24万元(案发后退清赃款)，被广州中院同样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受贿24万判10年，受贿170万判10年半，受贿金额相差140多万，量刑却几乎一致，很显然，我国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规定已经严重失衡。
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一）个人贪污数额在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二）个人贪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并处没收财产。（三）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五万元的，处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七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个人贪污数额在五千元以上不满一万元，犯罪后有悔改表现、积极退赃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予刑事处罚，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四）个人贪污数额不满五千元，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较轻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对犯受贿罪的，根据受贿所得数额及情节，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的规定处罚。索贿的从重处罚。《刑法》中关于贪污受贿所规定的法定刑幅度极不合理：一方面，该规定对犯罪数额为一万至十万元的“小贪小贿”量刑过重，对犯罪数额动辄数百万甚至千万、上亿元的“大贪大贿”则量刑过轻，也就是说，贪腐十万元与贪腐上百万元所付出的刑罚成本基本相同；另一方面，该量刑规定赋予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以致在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犯罪情节和犯罪数额相近的同类犯罪案件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裁判结果截然不同，涉案金额相差巨大的案件的裁判结果却又相差无几的不均衡现象。
鉴于我国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规定严重失衡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不适应的现状，对我国贪污受贿犯罪量刑规定提出以下几个完善建议。
一、建议将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为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从1997年现行刑法制定以来，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有必要对量刑的数字化标准做出相应的调整。
1997年制定的刑法对贪污受贿明确规定了起刑数额(一般以5000元作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起点)、判处较重法定刑的数额(贪污受贿5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处重刑的数额(贪污受贿10万元以上,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使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和量刑都实现了数字化的标准。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发展，根据当时社会经济状况制定的定罪量刑标准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刑罚供应过度以及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形常有发生。
据统计，我国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16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090元，至2011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实际增长分别为4.23倍和3.34倍，在司法实践中，仍然按照1997年刑法的“贪污十万以上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规定量刑，明显表现出刑罚过度供应。按照1997年刑法规定的标准量刑的结果是，贪污受贿十万元与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的实际处罚差别往往很小。如重庆涪陵区白涛镇原党委书记白明宗受贿15万元判处12年，河北省曲阳县原教育局局长郝成学贪污18.9万元判处12年，而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朱小华受贿405.9万元判处15年，原商务部机电司助理巡视员贾小左受贿375.25万元判处15年，这就造成了贪污几百万元的犯罪成本与贪污数十万元的犯罪成本几乎相当，也就是说，对于贪污受贿几百万元的贪官，刑罚供应又存在明显不足的问题。司法量刑上存在这种不合理现象,正是由于立法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导致该严惩的未予严惩,该宽大处理的无法宽大处理。从犯罪成本的角度看，贪污受贿数额越大,打击力度反而越小,十五年前制定的刑法已经不能反映贪污受贿数额与量刑间应有的比例关系与罪责刑相当原则的要求。
通过对历史背景的考察，能够发现1997年刑法规定的“10万元”的基数相当于当时农民年收入的近50倍，相当于城镇居民年收入的近20倍。从购买力角度考虑，现在的“10万元”大致相当于1997年的“1万元”，基于此，本人建议，将刑法中关于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修改为个人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的，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建议贪污受贿罪按每贪污受贿十万元量刑一年作为基本量刑标准，并将贪污受贿犯罪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延长至四十年。
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犯单罪的，有期徒刑的期限，除刑法第五十条、第六十九条规定外，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
单罪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设置过低，导致贪污受贿犯罪如在有期徒刑幅度内量刑，会存在量刑失衡的问题，如云南思茅地区景谷县县委书记谢武卫受贿10万元判处10年，青海省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孙多康受贿168.6万元判处10年，两者受贿数额相差将近17倍，量刑却完全相同，这种结果不仅犯罪者本人无法接受，社会民众对此也无法理解。为减少量刑严重失衡的情况发生，体现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基本原则，建议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格以及量刑具体标准进行调整，即贪污受贿罪按每贪污受贿十万元量刑一年作为基本量刑标准，并将贪污受贿犯罪单罪的有期徒刑最高期限延长至四十年。
三、建议明确贪污受贿犯罪的分刑点，确定死刑线。
当前我国刑法关于量刑标准，除少数犯罪外，都规定了一定的量刑幅度，法官在判案时享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以贪污受贿十万元以上为例，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都属于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范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高，为二次腐败提供了土壤，再加上不同地区不同级别不同法官的职业素养和法律素质存在差异，很容易产生量刑失衡。例如，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受贿共计544万余元，被判处死刑；深圳市委原副书记、市政府原市长许宗衡，一审法院认定其先后收受贿赂合计3318万余元，判处死缓。
贪污受贿罪分刑点、死刑线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是导致量刑失衡的重要原因。建议明确贪污受贿案件的分刑点以及死刑线，根据上文所述的贪污受贿案件按每十万元量刑一年的基本量刑标准以及将贪污受贿犯罪判处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延长至四十年的建议，就贪污受贿案件的分刑点以及死刑线建议如下：贪污受贿400万元以下的按每10万元一年的基本标准量刑，贪污受贿400万至1000万的，基本量刑标准为无期徒刑，贪污受贿1000万至5000万的，基本量刑标准为无期徒刑另处流放刑，贪污受贿5000万以上的，基本量刑标准为死刑。
四、建议废除死缓，改为无期徒刑另处流放刑。
死缓是我国独创的一种刑罚制度，是死刑的一种特殊执行制度，指对罪该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在判处死刑的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实行监管改造，以观后效的一种制度。《刑法》第五十条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十五年以上二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查证属实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执行死刑。
死缓制度最早于1951年提出，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刑法》中关于死缓犯执行死刑的条件由“抗拒改造，情节恶劣”修改为“故意犯罪”后，死缓制度的弊端就逐渐呈现出来，成为名不副实的生命刑。
首先，从理论上分析，死缓犯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实施故意犯罪的范围基本限于故意伤害、故意杀人，但死缓犯实施故意犯罪能力已经因为监狱的严格看管而基本丧失，从利益驱动的角度看，除非犯罪人希望早日被执行死刑，否则很难有具体的其他利益驱动犯罪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再次实施故意犯罪。
其次，从死缓执行的实际情况看，半个多世纪以来，犯罪人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再次实施故意犯罪的案件很少，大部分的犯罪人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完毕后，被减为无期徒刑，少数的直接被减为有期徒刑。
从上述分析看出，死缓名为死刑，但实际上基本不具备执行死刑的现实可能性，死缓制度也不再具备死刑所应当具有的威慑力。死缓判决虽然大部分未能实际执行，但仍然属于判处死刑的范畴，这也是导致我国死刑判处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死刑判处率这一角度看，死缓制度与我国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相违背。
死缓犯的犯罪行为较之应当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行为要严重，但较之应当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行为又要轻，建议将死刑缓期执行改为无期徒刑加流放刑。流放实际上是一种较之死刑更为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大清律例-名例律上》），用现代眼光来看，流放刑实际也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和慎刑的思想，但流放刑同时也能起到降死一等重刑的作用，而在不同地区服刑，监所生活条件相差会较大，将死缓犯判处无期徒刑另处流放刑，关押到国家指定的西北沙漠、戈壁滩上条件艰苦的监狱中服刑，在起到在无期徒刑基础上增重刑罚作用的同时，也能大大降低我国死刑判处率，体现我国限制适用死刑的刑事政策。
五、建议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物价指数等因素，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做相应的调整。
法律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法律规则必须与整个社会秩序共生和谐，必须与社会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财产性犯罪属于经济犯罪，国家应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综合考虑犯罪的社会危害性及案件的社会影响等因素，制定符合该时期经济社会状况的量刑标准，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贪污受贿犯罪属于财产性犯罪的一种，财产性犯罪的量刑标准首要考虑的就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物价也随之上涨。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就必须根据客观经济条件的变化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可能一成不变。同时，考虑到法律应当保持其稳定性以及社会经济发展波动的实际情况，建议根据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每五年对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标准做一次调整。
六、建议充分考虑各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将全国分为三类地区，针对不同地区设置不同的量刑幅度。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均衡，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较大，同样性质、同样金额的经济犯罪在不同地区造成的社会危害性有很大差别。例如，同样是贪污受贿10万元，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西部偏远地区相比较，其社会危害性程度明显是后者大于前者。因此，为了实现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对于经济发展状况不同的地区应规定不同的量刑标准。
建议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程度，将我国分成三类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发达城市为一类地区，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为三类地区，其他地区为二类地区。不同地区关于贪污受贿犯罪的量刑规定设置不同的宽松幅度，在同等情况下，二类地区在量刑时可在一类地区的基础上加重20%，三类地区在量刑时可在一类地区的基础上加重40%。例如，贪污10万元，在同等情况下，如果在一类地区判处1年有期徒刑，在二类地区就可以判处1.2年，在三类地区就可以判处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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